水转大纺车发展的主要阻碍

水转大纺车的使用必须在水流丰富的地方，综观人类历史，对于水资源的使用无外乎航运、灌溉、水力三大类。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儒学取仕，隋唐以后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主要是文史类知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技术类书籍漠不关心，因此，研究者在现存为数不多的古代技术类书籍中难以寻找到有关水转大纺车应用的情况。为此，研究者只能间接地从古代一些水权制度的资料上，说明水转大纺车的实际应用水平。

1.水资源使用次序导致毁碾时有发生

考察中国古代水资源的利用顺序，自汉代以来，都遵循着航运—灌溉—碾磨（水力机）的次序。《汉书·沟恤志》载：“此渠皆可行舟，有余皆可用溉。”到了唐代，在水资源的使用次序上更加明确，“诸水碾硙，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说明唐代只有在不影响农田灌溉的前提之下，才能使用碾硙，碾硙不得与灌溉争利[6]。唐代的水利法典《水部式》中还规定，航运与灌溉不能兼顾时，优先满足通航要求。宋元时期的水权制度也大都依唐律，如元代《农桑》中规定，“……处理安置水磨去处，如遇浇田时月，停住碾磨，浇溉田禾。若是水田浇毕，方许碾磨，依旧引水用度，务要各得其所”。

中国古代水资源使用的这种等级次序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首先，古代中国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观念，形成大一统的思想。在水资源使用上，必然要维护皇帝的统治。航运优于灌溉，主要是由于各大城市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只有水运才可能维持正常运转。同时，皇帝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因此，航运优于灌溉使用水资源是必然的。灌溉优于碾是因为皇帝统治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也是统治的基础，中国古代历次改朝换代的起义力量都是农民，如何稳定和安抚农民也是皇帝要关注的重点。其次，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列次序，重农抑商几乎是古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特权阶级的利益必然高于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又高于工商者的利益。因此，在水资源利用上必然也是照这个次序来分配的。

这种水资源的使用顺序，当然不利于水转大纺车的发展。水转大纺车的使用范畴是属于碾这类。当各方用水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牺牲利用水转机械者的利益。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毁碾、磨，起因是由于水碾、水磨大量使用严重影响了灌溉用水。北宋元丰政和年间（1078～1111年）的水磨茶法之争，实质上交织了官与商的矛盾、灌溉用水的矛盾、漕运用水的矛盾[7]。正如《宋史·河渠志》：“右司谏苏辙言：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8]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水磨茶罢之。(www.xing528.com)

2.水转机械使用的限制无法促成水力工场的形成

中国封建社会不仅规定了水资源的使用次序，并且对水碾使用规模和时间都做了一些限制。据唐代《水部式》载，“每年八月三十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其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用硙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硙石，先尽百姓灌溉。”[9]可见，唐代规定水磨每年只准使用四个月的时间。明清时期，据《洪洞县水利志补》中节选的关于《通利渠渠册》记载：“本渠各村原有水碓，嗣因渠水无常，历久作废，此后永不准复设，致碍浇灌。违者送究”，可见明清时期都在明令禁止重新建造水转机械。此外，《通利渠渠册》还对水磨使用时间作了限定，“各渠水磨系个人利益。水利关乎万民生命，拟每年三月初一起，以至九月底停转磨，只准冬三月及春二月作为闲水转磨。每年先期示知，若为定章。违者重罚不贷。”[10]不难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对水转机械模规和使用时间的限制，无疑造成利用水力手工工场无法正常生产。

通过中国封建社会水权制度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在这种水权制度下，对各种水力机械的应用限制太多。正因为如此，自元以来，再也没有形成以水力机械为动力的手工工业区域。虽然，在有些地区还能见到水转机械。如韩国李朝著名学者朴趾源（1737～1805年）于1780年在华北旅行时，亲眼目击了这些机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路过河北三河县时，看到各方面都使用了水力，熔炉和锻炉的鼓风机、缫丝、研磨谷物——没有什么工作不是利用水的冲击力来转动水轮进行的。”[11]但是，单一类型的水转机械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集中于一定区域，因此，可以断定无法形成技术竞争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并且在受到严格限制的封建水权制度下，水力机械包括水转大纺车必然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