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轮与华夏文明起源的空间分布

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至今仍有许多谜团，存在着众多的划分标准和方式，其中以严文明教授的研究较为系统、完整，同时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本书基于严文明教授对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划分[30]，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纺轮的空间分布情况（图3-8）[21，25，27，31-46]。

从图3-8中发现：

图3-8　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纺轮空间和时间分布情况

（1）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还没有出现纺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形态决定生产工具的发明与应用。植物纤维的绳索和网是人类转向定居的产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交时的工具。人类只有学会了编织篮筐后，才说明掌握了编织技术，进而才有可能学会纺织。而狩猎采集经济生活并不是定居生活，它是一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不需要编织篮筐，所以不可能发明纺织技术包括用纺轮纺纱的纺专技术。但为什么近代一些游牧民族如藏族等民族却使用纺专纺纱呢？首先，纺专纺纱绝对不是藏族祖先的发明，应该是古代定居生活的民族发明的，在古代民族交流过程中才被藏族祖先学会。其次，纺专纺纱操作非常简单且便于携带，藏族妇女即使在放牧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生产，而纺车纺纱非常笨重不便携带，因此，在没有过着定居生活的藏地牧民中，推广纺车纺纱是很难的。(www.xing528.com)

（2）新石器时代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专纺纱技术具有相对封闭性。证据一，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发掘的纺轮主要分布在中原、山东、甘肃、青海地区，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发掘的纺轮主要集中于江浙、长江流域中游。距今时间最久的纺轮，是在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磁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内距今时间最久的纺轮，则是在城背溪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从文化存续时间上看，虽然磁山文化较之城背溪文化，稍早400～500年。但两地文化在地域上相距1，300多公里之遥，两地途中并没有发现纺轮传播的中间环节。由此，笔者可以断定两地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纺轮由北方的磁山文化传播到南方的城背溪文化的可能性并不大。证据二，考察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中普遍发掘纺轮的文化遗址的时间顺序，可以发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普遍发掘中纺轮的是河姆渡文化，明显早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普遍发掘纺轮的仰韶文化，这一现象说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专纺纱技术具有非继承性。因为新石器时代的纺轮最早发掘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磁山文化遗址，而磁山文化遗址的纺轮并没有向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传播的迹象，然而却在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比仰韶文化还早、数量更多的纺轮，这只能用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专技术具有自发性来解释。

（3）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轮纺纱技术具持续性，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轮纺纱技术则具有明显的间断性。图3-8中的粉红色的文化期表示纺轮纺纱技术之发展期，因为其间发掘的纺轮较少；而图3-8中的红色的文化期则表示纺轮纺纱技术之成熟期，因为其间发掘的纺轮较为普遍。考察图3-8中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轮发展和成熟时间及区域，可以发现南北两个经济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纺轮的肇始、发展、成熟都在中原地区展开，并向相邻的山东、甘肃、青海扩散；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纺轮是以长江流域中游的城背溪文化肇始，随后沿长江向下发展、成熟于江浙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再后又沿长江上溯至其发源地——长江流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而勃兴。

综上所述，一方面，新石器时代纺轮纺纱技术发展的南北差异可佐证华夏文明两源说。传统考古学界主要以陶器的形制、经济形态为标准，将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划分为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经济文化，从而形成华夏文明的两源说。但如果以纺轮在南北方空间分布的动态特点上看，也可证明华夏文明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起源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的持续性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间断性，来解释两种文化在其后华夏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较之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经济文化要先进一些，因为文化的持续性避免了文化的破坏和重建，有利于文化的沉淀和深入；而文化的间断性使文化的发展遭到突发性的割裂，使文化的建设陷入不断地重复和反复建设之中，从而缺乏文化的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