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制工具的相关性研究探讨

纺专的主要构件之一是纺轮。基于纺轮、车轮、陶轮的轮制之相似性，西方传统考古学术界普遍认为纺轮和车轮的利用始于新石器时代制陶工具——陶轮的出现，他们认为轮制工具沿着“陶轮→纺轮→车轮”的技术路径扩散。这一假设在中国古代轮制工具的断代考古中也得到了印证。最早的陶轮发现于浙江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8，000年；中国最早的纺轮发现于磁山遗址，距今7，500～7，100年；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的结论，中国车轮的发明距今4，500～3，500年。《左传》中提到，车是夏代初年的奚仲发明的，如果记载属实，那是4，500年前的事情。在商代（距今3，000多年前）文物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殉葬用的车，当时的车子由车厢、车辕和两个轮子构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交通工具了。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1）从世界关于陶轮、纺轮、车轮的最新考古发现来看，纺轮是最先发现的，世界上出土最早的纺轮是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哈吉拉尔遗址发现的，距今9，000～8，000年。其后，车轮才被发现，德国Flintbek巨石墓下的“车辙”是6，800～6，700年前留下的；在波兰Bronocice发现的带车形图案的罐子被确定时间在6，700多年前；近东出现轮式运输工具的最早证据是美国考古学家Baldia在位于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发现的，此地出土了一个带有轮子的模型和“货车”的壁画，这些东西是先民在6，400～6，500年前留下的。最后，虽然自人类1.8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世界各地普遍出现制陶技术——泥条筑成法烧制陶器，但应用陶轮制陶的技术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被发明，世界上最早使用陶轮制成的花瓶出土在距今（5，250±250）年前的苏美尔。据以上考古证据，笔者可构建这一观点：苏美尔文明轮制工具沿着“纺轮→车轮→陶轮”的技术路径扩散，这一路径明显不同于传统观点。关于德国和波兰境内出现的相关车轮证据，并不足以为信，因为德国Flintbek巨石墓下的车辙到底真的是车轮碾压所致吗？或许是由别的物体在某种行为作用下所致。波兰Bronocice发现的带车形图案的罐子真的是车轮吗？或许是远古时代“艺术家们”灵感所致，图案太过于简单了。但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的车轮和货车已明确表现在模型和壁画上，这一证据是可信的。所以比较充分的考古证据显示，最早的纺轮、车轮、陶轮实物证据的地点应该分别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哈吉拉尔遗址、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遗址，无一例外这些遗址都位于孕育苏美尔文明的中东、近东地区。这一地区地形相对比较开放，四面八方的人都汇集于此，在不断交流中（包括战争）最终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

（2）处于相对封闭系统中的北美阿兹特克文明的考古发现，却否认了上面关于“纺轮→车轮→陶轮”的技术路径扩散的观点。因为阿兹特克人使用纺轮，但却没有发明车轮和陶轮。为什么阿兹特克人甚至整个印第安人的历史中出现车轮发明的缺席呢？这与印第安人地区缺少与车辆相配套的畜力——马有关，美洲没有野马可供驯服。阿兹特克文明之所以没有发明陶轮制陶，在于阿兹特克人的人口数量一直相对较少，没有出现急速增长。在没有陶轮制陶技术（规模生产）的社会需求背景下，阿兹特克人即使有发明陶轮的相关技术基础（纺轮），也不可能出现陶轮。同在美洲的土著——印加人，正是因为印加帝国人口数量众多，才会促发制陶时间快、质量高的陶轮制陶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可见，轮制技术扩散的路径是有一定条件的，要有一定的社会需求或相应的畜力要求。(www.xing528.com)

（3）中国较早的纺轮萌芽并不完全是轮制的，有的甚至是倒T形的鹿角[7]。其后，也并非都是标准轮制即圆饼型，还有馒头型、圆台型、算珠型、滑轮型、凸字型等形制，这更是否定纺轮与轮制工具相关性的假设。

纺轮、陶纺、车轮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纺轮、陶轮、车轮的工作原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密切，试图在世界性范围内给三者进行时间排序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企图在各个文明区域给出三者统一的时间排序也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