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织的起源与史前考古发现相关的疑问

关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丝织生产，说法不一。

（1）从史前考古发现的一些美术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关于丝织生产起源的信息。

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蚕形纹饰的盅形骨器（图2-1），这是已知发现最早关于蚕的信息。加之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木刀、一件似卷布轴的残木及大量的纺轮[1]，让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养蚕、丝织。另外，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分别在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安徽蚌埠吴郢遗址都曾发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留在陶器上的蚕纹图像或陶制蚕形、蚕蛹形装饰[2]，这些证据似乎证明仰韶文化时期中国丝织生产已经相当普及了。

图2-1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盅形骨器上的蚕纹

（现藏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对此有如下三点疑问：①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蚕形图案、装饰就一定说明当时丝织生产的存在吗？当时蚕（很可能是野蚕）可能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图腾崇拜，人们将它的形象描绘在生活物品上，用以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因为蚕可以变幻形体而让当时的人类误解其可以永生和不死。对于永生和不死的思考是人类早期孜孜不倦的追求，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中国人的丝绸裹尸布等的使用都与希望永生和不死有关[3]。为什么中国的原始人会对蚕有图腾崇拜，而对苍蝇或其他昆虫没有图腾崇拜呢？殊不知苍蝇等昆虫也有形变！可能行动缓慢或白色让蚕充满庄重感和圣洁性，而苍蝇等昆虫奇怪的形态、刺激性的气味和快速的动作让人有一种邪恶感和厌恶感。蚕图腾的崇拜与龟成为现实中的神兽有相通之处，动作慢而显庄重，这一点使两者都成为图腾崇拜是可以互证的。中国先民在对蚕图腾的崇拜过程中，逐渐认为蚕之所以会“天蚕再变”在于蚕会吐丝结茧，丝才是其具有神秘力量的关键。于是，又转化为丝崇拜并有像蚕一样用丝裹着身体就可以再生的认识。这种再生的认识几经变化，最后由肉体的再生转变为灵魂的再生或升天，至此丝织物最终成为裹尸布和沟通人神的媒介。这可从商代青铜器用丝绸包裹陪葬和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辛追身裹18层丝绸服饰入葬得到印证[4-5]。另外，河姆渡文化遗址出现的木刀、卷布轴、纺轮就一定用于蚕业和丝织生产吗？难道就没有可能用于纺葛、麻等茎皮纤维吗？毕竟，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用于缫丝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没有发现丝织物的痕迹。②一些学者根据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中出土的蚕纹图像，认为当时当地存在丝织生产技术，这一观点着实让人有疑问。怀疑证据一，《尚书·禹贡》中没有关于辽宁、甘肃有丝织品的记载。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经济地理著作，据说是大禹时期（即仰韶文化时期）关于各地物产的记录。据载九州之内地处西北的雍州包括甘肃一带，并没有丝织品特产。而位于北方的冀州也没有丝织特产，对于冀州之北、九州之外的辽宁那更是不可能有丝织特产的[6]。怀疑证据二，自最近一次冰期以后，中国大陆上的气候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考察《诗经》中关于桑、蚕的区域，可以对新石器时代北方的蚕、桑区域有一个大略的估计，因为《诗经》仅记载先进的华夏文明各国的情况，而当时隶属华夏文化的主要国家都集中在北方，仅有一个南方大国——楚国，被华夏文化圈承认[7]。《诗经》中并没有关于辽宁、甘肃有桑、蚕的记载。特别是辽宁地处北方，相对寒冷并不适合桑的生长，进行蚕业丝织生产的确有困难[8]。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蚕纹、蚕形陶饰可能是用于图腾崇拜。华夏民族的形成、统一与共同的蚕崇拜可能有着密切的关联。③蚕在中国开始家养的时间界定晚于河姆渡文化遗址所处的时间，说明其蚕纹、蚕形陶饰与蚕业生产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骨器上蚕的头部和身躯上的横节纹非常清晰，应是一种野蚕[9]。此外，中国出土距今最早的蚕茧是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民居遗址中发现，距今5，600～6，000年，它是一个半截蚕茧，被利刃所截。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研究这半个茧的照片，认为这半个茧与现在栖息在长江流域桑树上的野蚕——桑蟥属于同一品种。此后，中国学者认为这半个茧表面结构致密，不像是桑蟥茧，而像桑蚕茧——家蚕驯化前的原蚕结的茧[10]。可见，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中国最早的蚕茧是野蚕茧。仅凭绘有野蚕纹、野蚕形陶饰和野蚕茧实物的出土并不一定可以证明蚕业丝织生产的存在，也有可能仅是一种蚕崇拜的形式而已。

由以上三点可知，以现有考古证据，并不能证明生活在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蚕业丝织技术。(www.xing528.com)

（2）从有关的传说和神话来看，关于中国丝织生产的起源存在着问题。

有关中国丝织生产起源的传说和神话很多，其中有两个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一是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11]；二是黄帝的元妃嫘祖王凤（图2-2），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唐代诗仙李白的老师——赵蕤（659～742年）的《嫘祖圣地》碑文中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是以尊为先蚕”[12]。这两种说法年深日久，几乎已经成信史，常常被各种书籍加以引用。

图2-2　王祯《农书》中蚕神版画中的嫘祖

“伏羲氏”是传说中生活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物，而黄帝、嫘祖则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物。伏羲氏和嫘祖应都不是丝织的发明者，原因有三：①理论上的不可能。丝织这项技术由种桑、育蚕、缫丝、织造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全部发明出来。丝织技术的发明一定经历过极其漫长的岁月，融合了不同时期人的发明创造，并且在各个环节上取得突破才形成。②文献证据的不可信。《嫘祖圣地》碑文中除说明嫘祖是先蚕（丝织技术的发明者）外，有一句“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这一句让人有理由相信《嫘祖圣地》碑文的可信度低，因为王姓源自周灵王太子晋，周灵王（？～前545年）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后期，嫘祖不可能姓王[13]。关于嫘祖被认为是先蚕的最早记载是西汉刘安（前179～前122年）所著的《淮南子》，其中有“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即为先蚕”为证。但关于嫘祖为先蚕的论述在同为汉武帝朝司马迁（前145～？年）所著的《史记》中并没有记载，嫘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只有短短的58个字，其中只记载嫘祖为黄帝之元妃，生玄嚣和昌意之事，其他只字未提[14]。《史记》作为正史，是极其严谨的，它没有提及嫘祖为先蚕，那说明《淮南子》所述不可信。《淮南子》之所以为嫘祖加“冠”，可能是为迎合当时汉廷女性实际统治者窦氏干政，特意提高上古时期女性贵族的政治地位而影射当时窦氏干政的合法性所编撰。因为刘安曾在汉武帝初年献书于朝廷，当时对政权影响较大的是窦氏而非武帝，且窦氏喜爱黄老之术，与《淮南子》所述主旨相符[15]，极有可能这位女统治者会读这部书，这足以说明刘安有可能为了取悦窦氏给嫘祖加“冠”。此外，伏羲氏所处的时代是人类走向定居的时代，人类刚刚发现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用。纺织技术是从茎皮植物纤维开始的，只有掌握了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织技术，才可能有丝织技术的出现，这一技术的位移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因为丝织技术比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织技术要复杂得多、精细得多，不可能一蹴而就。传说中伏羲氏是发明渔网的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16]怎么又能发明丝织技术呢？渔网的发明到丝织生产的技术变迁，不知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穷尽一个人的生命甚至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生命也是很难完成的。③考古实物证据与文献证据的相悖。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产生应该晚于伏羲氏所处的时代，早于黄帝、嫘祖所处的时代。中国最早关于丝织生产的间接证据（有可能不能证明）——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有蚕形纹饰的盅形骨器，明显晚于伏羲氏所处的年代。新石器时代的丝绸实物发现数量较少，出土最早的实物是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了的丝麻织品，距今约5，600多年，这一实物的时间界定也明显晚于伏羲氏所处的年代。此外，经检验其所用丝线也为桑蚕丝，但丝线较之家蚕的丝线要细得多[17]，极有可能这些丝线为野桑蚕所吐的蚕丝。较为著名的史前丝绸实物是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约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丝带和丝线等文物，经检验其所用丝线与现代家蚕所吐丝极为相似，可以推断当时已养蚕丝织了[18]。这两处遗址发现的丝织物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丝织品实物，分别发现于长江和黄河流域，而黄帝、嫘祖所处的时代大致为4，600年前（文献记载）[19]。显然，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了的丝麻织品早于黄帝、嫘祖所处时代1，000多年，这说明中国早在嫘祖之前就已经有了利用野蚕丝进行丝织生产的技术；而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早于黄帝、嫘祖所处时代一百多年，这说明中国早在嫘祖之前一百多年就已经有人工养蚕、丝织的技术了。

所以，根据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剔除一些不充分的条件，中国丝织的起源路径为：蚕图腾（新石器晚期）→关注蚕的习性→丝崇拜→利用野桑蚕丝织（大约5，600多年前）→育蚕丝织（大约4，700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