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谋篇》：“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
《韩非子·有度》：“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立治之功，日尚有余，而功教既已平，群臣既已穆，则上之任用之势不违，法教使之然也。如地形之见耕，渐就削灭也。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所谓“司南之车”，应该是指“司南车”而言，当然也与君王的“威仪”有关，肯定不是指用磁性材料制成的指南器物而言的。所谓“立司南”用以端正早晚，当似后来的“日晷”，也不是指用磁性材料制成的指南器物，这是毋须怀疑的。如果述说指南针和罗经的发展史的时候引用这两条历史记载，以说明指南针“古老”的历史，这恐怕与历史事实有所不符。在先秦时期，似乎并没有出现用磁性物质制成的指南器物，似乎当时还没有发现磁石的这一物理特性。
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杓”字音“标”，是指北斗七星的后三颗星而言的，北斗七星的五、六、七三颗星又叫斗柄。“杓”字又音“勺”，同“勺”字，又音“酌”，专指独木桥而言。“柢”音“底”，柄的意思，又是“根”“底”的意思。
王充是东汉人。他的《是应篇》，主要内容是辨“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是“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理由是“瑞应之物或有或无”。
王充说：“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这里所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是强调“天性也”和“杓之性然也”。对天文学有过深入研究的朋友说，“司”是掌管的意思，“柢”是根或底的意思。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圆无方向，必须以地方为参照物（就是“投之于地”），才能确定“杓”的指向。北斗七星的五、六、七三星称“杓”，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它会随四季流转有不同的指向，所以人们说他具有掌管方向的功能。《逸周书·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阳动于黄泉，阴惨于万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大戴礼·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所谓“是月斗柄建子”就是“投之于地”指向北方；所谓“斗柄正在上”就是“投之于地”指向南方。如此，把王充说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天上掌管南向的斗柄，投影到地面上，它的根底就指向南方。从王充之后直到北宋之前，无人说天然磁石具有“指南”功能，这样的历史事实证明，王充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具有指南功能的器物存在。孤证不立，倘若王充所说是指天然指南器物而言，当有其他人之说为之佐证。
图1-5 斗柄指南古天文图（敦煌石室）(www.xing528.com)
《三才图会》所画天体紫微垣的北斗（大熊星座）“斗柄”是指向南方。《革象新书》：“昏杓指寅，汉世则然，嗣后天星渐移，十二辰昏之杓皆可指，非一定也。”王充之说当有特定的时间指向，其前提是“司南”之杓。
如果有可能把天然磁石磨成羹匙或饭勺之类的器物的话，当“投之于地”的时候，那就必须是凹面朝上凸面朝下，只有“勺”的凸面在下，并且在磨擦力极小的情况下，“磁勺”旋转一定的角度之后，其柄方能指南。通常来说，勺形器物“投之于地”朝上或朝下的次数遵循概率论，并非每“投之于地”都一定能够“其柢指南”。这样一来就与王充所说“鱼肉之虫，集地北行”不成并列的意思，也并非具有“杓之性然也”的必然性。因此，王充所说并不是指用磁石磨成的勺形器物而言。对王充说的这一句话，还有学者以宋本《论衡》中“杓”字写作“酌”为根据，提出了新的解说。如果把“酌”字解作“行”或“用”的意思，把“柢”字解作“横木”的意思，那么王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司南（车）的使用，放置在地上，它的横杆就指向南方。这样的解释，也有可商榷之处。“杓”又音“酌”，专指横木桥而言。“酌”为酒杯，还有斟酒、斟酌、采取、参酌等意思。《康熙字典》释“酌”字，有“取善而行”一语作为“酌”的解释。如《左传·成公六年》说“子为大政，将酌于民”。又说“酌”字亦省作“勺”，《礼·内则》十三“舞勺”，注说“勺与酌同”。显然宋刻本是以“杓”音“勺”，又以“勺”通“酌”，似乎没有“取善而行”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把“司南之杓”当作“指南”的器物，也并不涉及天然磁石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把王充此说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二者之间扯上什么渊源关系。
现今在国家博物馆里，存有“司南”模型。
这个古代“司南”模型，是早些年王振铎依据王充《论衡》里“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句话，加上个人对“杓”作“勺”字的理解而制作出来的。王振铎认为所谓“司南之杓”就是古时的一种用于辨别方向的磁性指向器物。于是仿照出土的汉代王盱幕内式盘的“二十四山”做成铜质的“地盘”，中心圆面下凹，用以放置“磁勺”。王振铎所制“司南”模型，其摆放在地盘中心的“杓”，并不是用天然磁石磨成的，而是先用钨钢铸出羹匙形状，再用物理电磁方法，使之变成永久磁铁。有的学者对这一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天然磁体的磁距很小，而且怕震动、怕高温。根据波兰科学家埃尔·居里提出的“居里温度”，天然磁铁在摄氏七百度的温度下，就会“失序”而消磁。所以，天然磁体是没有办法雕磨成羹匙形状，而且仍然具有指南功能的。至今还没有用磁石雕磨成的这类具有指南功能的器物出现，这印证了这位学者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图1-6 王振铎“复制”的“司南”模型照片（网上下载）
尽管国家博物馆于九年前已经不将王振铎所复制的“司南”模型对外展出，但是在一些中小学的课本和字典、词典、辞典里，仍然把“司南”等同于“指南针”，仍然把“司南”模型当作“指南针”的前身或祖制。这种误读历史的现象，也波及对中国罗经发展历史的理解上。我们在这一讲里面，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司南”与“指南针”的关系，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如果我们把“司南”与“指南针”之间是否具有渊源关系说清楚了，也就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罗经的发展史。
总之，古代所谓的“司南”不是专指“指南针”的祖制而言的，一是指“司南车”而言，一是指“掌管南向”而言。古代的“司南”器物，与天然磁性物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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