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讲述中国罗经的发展史,都要从“黄帝发明指南车”开始,并说指南车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祖制”,还说有了指南针之后就没有指南车的用武之地了。我们研究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发现这种说法似乎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
按《晋书·舆服》的记载,司南车,驾用四匹马,制式如楼层三级,车的四个边角镶嵌金龙,车上有站立的木刻 “仙人”,穿羽毛制成的衣服。当车行进的时候,虽然走向回转不定,但是车上“仙人”伸出手指所指的方向,总是向南。每有帝王大驾出行的时候,都用司南车做为先导。
北宋司马光于《资治通鉴·魏纪》中说,三国曹魏的时候,魏明帝“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元代的胡三省于注解中说:当初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做法,天降大雾三日,黄帝的士兵都迷路了。于是黄帝就发明了司南车,用以“端正四方”。并说这是出自崔豹《古今注》一书的说法。后来,马骕于《绎史》一书中说,当初黄帝时期用的司南车,不是黄帝自己发明的,而是“玄女为帝制司南车”,并且是以司南车当其前,记里鼓车居其右。崔豹是晋代的儒生,最早有关“黄帝发明司南车”的说法应当出自崔豹。今天看来,这一历史传说,神话的成分较多,几乎不可能当作信史看待。崔豹于《古今注》中还说,周初的时候,南方越裳氏派来进贡的使者,迷失了回国的方向。于是周公就赐给他们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南越来的使者乘着这样的车南行,历时一年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图1-1 现代人复原古司南车模型之一
图1-2 现代人复原古司南车模型之二
元代马端临于《文献通考》中说,黄帝司南车的制造方法,早就失传了。直到东汉的时候,由张衡“始复创造”。到了汉末战乱不断,又失去了司南车的制造方法。到了三国魏明帝青龙年间(233—237),博士马钧又造出了司南车。晋过江之后(东晋),司南车制造方法又亡失了。到了安帝义熙五年(409)的时候,大将军刘裕攻破南燕的广固城,又“始复获焉”。到了义熙十三年(417),刘裕平定关中,又获得了司南车和记里鼓车,于是“诸车制度始备”。(www.xing528.com)
《文献通考》中还说,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也能制造司南车,但是“所制机数不精”,需要不时地用人力进行矫正。又说南朝宋顺帝升眀中(478),宰相萧道成命范阳人祖冲之造成司南车,并让抚军将军王僧虔试行之,结果是“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到了唐代还有司南车,用于“大驾行则先导”。到了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燕肃“复创意造之”。徽宗大观元年(1107),“吴德仁又献指南车之制”。
有关宋代“司南车”的制作数据,《宋史》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文献通考》中也有记载。按照《文献通考》中的记载,燕肃所造司南车的“制度”是:“其法用独辕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人,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髙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齿各二十四,齿间相去三寸,辕端横木下立小轮二,其径三寸,铁轴贯之,左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齿十二,右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齿十二,中心大平轮一,其径四尺八寸,围一丈四尺四寸,齿四十八,齿间相去三寸,中立贯心轴一,其髙八尺,径二寸,上刻木为人。其车行,木人南指,若折而东,推辕右旋,附右足子轮,顺转十二齿,击右小平轮一匝,触中心大平轮,左旋四分之一,转十二齿,车东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辕左旋,附左足子轮,随轮顺转十二齿,击左小平轮一匝,触中心大平轮右转四分之一,转十二齿,车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东或西转,亦如之。”
图1-3 周公司南车绘图之一
图1-4 周公司南车绘图之二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了解到所谓“指南车之制”是用木制齿轮和铁轴等材料制作,并不是用磁石、磁勺等磁性材料。“司南”的含义与“指南”的含义,各有所指。“司”字有掌管、主管的意思。如“有司南京”并非“有指南京”的意思。而且司南车的用途,历代都是帝王出行用以“威仪”壮行的“诸车制度”,即便在北宋已经有水浮法指南针出现的时候,司南车仍然要造,仍然有人向皇帝进献司南车的制作方法。这样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那种说司南车是指南针的前身,指南针问世后就没有了司南车的应用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使用司南车的前提是,必须先用人工矫正木人手指向南方,然后才能行车,它的功能并不是依靠木人辨别南方,而指南针的功能则是用来辨别东西南北的四正方向。所以,在讲述指南针发展史的时候,把古代司南车当作指南针的前身或祖制的种种说法,是不确实的说法。从博物馆馆藏历史文物看,有宋代的指南针实物,这或许就是我们阐述中国罗经发展史时应该依据的前身或祖制。地理学家杨文衡先生在《中国风水十讲》一书中说:“风水罗盘在风水术的操作中,主要作用是‘辨方正位’。它的产生大约在宋代。”杨先生把中国罗经的祖制的上限定于“宋代”,这应该是对罗经发展史的科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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