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鲁西南，家乡曹县是座老城，位于黄河故道旁，历史可追溯至夏商，皇天后土，文脉汤汤，有淳厚的民风习俗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我家住在老县城大圩首北街，南街有戏园子，后街是古楼街，街上有不少作坊店铺，每逢集市，扎灯笼、编柳筐、捏面人，好不热闹。家乡受鲁文化影响，尊礼重教，民俗活动非常讲究，大家好热闹，爱排场，但不讲究吃穿，更多的是精神追求。比如人们心里有了念想，精神有了起伏，嗓子就痒，便把唱戏作为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老家是有名的“戏窝子”，老百姓结婚时唱戏，生孩子时唱戏，老人祝寿时唱戏，祭奠先人时唱戏，喜庆节日请民间的戏班唱戏也很普遍，流行的顺口溜说：“大嫂在家蒸干粮，锣鼓一响着了忙，灶膛忘了添柴火，饼子贴在门框上”，十分生动形象。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听戏听得入了迷，深深地沉醉于家乡的文化。一些戏曲题材的剪纸、刺绣、年画、彩灯也是一个装有民间戏文的筐，样样齐全。我奶奶虽不识字，但教我背下《三字经》，她那个夹着鞋样的“福本子”，放的是全家的鞋样子，有花花草草的剪花样、戏文人物、吉祥图案，是百看不厌的图样全书。曹州一带“福本子”的歌谣唱道：“娘家的本(本子)，婆家的壳(封面)，生的孩子一小窝。娘家的瓤(内容)，婆家的壳(外皮)，打的粮食没处着。”当年听着有趣，岁月愈长愈感受到其中关于生活的韧性和希望。儿时的记忆里，最难忘的还有家乡的“小孩模”玩具，就是孩子们用胶泥翻模做出各种形象。家乡的河多、坑多、水面多，小孩子玩耍时取水用泥非常方便，孩模里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曲形象、曲艺杂技、花草植物、飞禽走兽、吉祥图案，还有汉字等，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武松打虎”的孩模图画，艺人大胆地将武松形象与虎之身躯合为一体，形与神、力与体高度融合概括，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民间语言、艺术张力，以及关于正直、守信、责任的朴素道理，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有莫大影响。它不仅是民间口头文学的插图绘本，也不仅是过去儿童识图、识数、辨色、会意的教材，而是一种民间文化启蒙与传承的精神纽带，从中能体会到情感、情义和生活的滋味。我常想，这样的童年生活是丰厚的，故事鲜活，曲韵悠悠，它们是一种绵长的力量，时时滋养着心灵。民艺是一个丰富的生活世界，长于其中更能体会人之常情，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更容易触物生情，人生从此烙下了乡土、乡亲、乡情的底色，永远有一种乡愁记忆。
1997年，潘鲁生与台湾《汉声》杂志社吴美云一行共同开展蓝印花布调研
1997年，潘鲁生与台湾《汉声》杂志社吴美云一行共同开展蓝印花布调研
1997年，潘鲁生考察菏泽民间吹糖人工艺
1998年，潘鲁生在山东沂南考察皮影艺术
1998年，潘鲁生在山东沂南考察皮影艺术
1998年，潘鲁生考察杨家埠年画印制工艺
1998年，潘鲁生考察杨家埠年画印制工艺
潘鲁生著《民艺学论纲》（上图）
潘鲁生著《民艺学论纲》（上图）
潘鲁生主编《中国民艺采风录》（下图）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县城工艺公司当学徒，做过羽毛画、玻璃画，画过屏风、册页。1979年的谷雨时节，我在菏泽工艺美术培训班有幸跟随俞致贞、康师尧等先生学习传统绘画，这也是我从艺求学的一个起点。传统图案的构成法则和装饰趣味与家乡的风土人情水乳交融，这一切令我痴迷。记得鲁迅先生说，老百姓看年画是“先知道故事，后看画”，熟知了神话、传说、戏曲、民歌后才以年画、剪纸等视觉形象装点生活。我在鲁西南的乡土长大，少年时有机会学习家乡的手艺，也从耳濡目染的生活体验中学了不少东西。
此后十余年，我踏上了从艺求学之路，从考取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到赴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求学深造，我在民艺研究上找到了自己的专业追求。其间，我跟随王朝闻、邓福星等先生做资料员，师从张道一先生学习民艺理论，跟随张仃、孙长林等先生体会艺术的传承出新之道。受到美术史论和学科视野的影响，我将民艺作为我们民族文化史、生活史的一部分，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艺术中带有原发性和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加以认识和研究，希望进一步建立起合乎客观实际的研究架构，疏浚源流，理清脉络，从人民群众自发的艺术创造中找出艺术上的规律，同时进一步探究民艺与民俗以及诸多姊妹艺术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我养成了行走田野调研的治学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在创作中自觉取法，渴望从民间艺术里学习借鉴、汲取营养，可以说是黾勉而行，乐在其中，受益良多。
潘鲁生主编《中国民艺采风录》（下图）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县城工艺公司当学徒，做过羽毛画、玻璃画，画过屏风、册页。1979年的谷雨时节，我在菏泽工艺美术培训班有幸跟随俞致贞、康师尧等先生学习传统绘画，这也是我从艺求学的一个起点。传统图案的构成法则和装饰趣味与家乡的风土人情水乳交融，这一切令我痴迷。记得鲁迅先生说，老百姓看年画是“先知道故事，后看画”，熟知了神话、传说、戏曲、民歌后才以年画、剪纸等视觉形象装点生活。我在鲁西南的乡土长大，少年时有机会学习家乡的手艺，也从耳濡目染的生活体验中学了不少东西。
此后十余年，我踏上了从艺求学之路，从考取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到赴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求学深造，我在民艺研究上找到了自己的专业追求。其间，我跟随王朝闻、邓福星等先生做资料员，师从张道一先生学习民艺理论，跟随张仃、孙长林等先生体会艺术的传承出新之道。受到美术史论和学科视野的影响，我将民艺作为我们民族文化史、生活史的一部分，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艺术中带有原发性和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加以认识和研究，希望进一步建立起合乎客观实际的研究架构，疏浚源流，理清脉络，从人民群众自发的艺术创造中找出艺术上的规律，同时进一步探究民艺与民俗以及诸多姊妹艺术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我养成了行走田野调研的治学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在创作中自觉取法，渴望从民间艺术里学习借鉴、汲取营养，可以说是黾勉而行，乐在其中，受益良多。
2001年，潘鲁生考察山东沂源农家针线活儿
2001年，潘鲁生考察山东沂源农家针线活儿
2002年，潘鲁生考察菏泽农村民间生活方式
2002年，潘鲁生考察菏泽农村民间生活方式
2006年，潘鲁生考察位于大阪的日本民艺馆
2006年，潘鲁生考察位于大阪的日本民艺馆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期间，王朝闻先生的美学观和美术史观启发我从更开阔的文化和美术源流上看待民艺，帮助我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思维和视野，也更加坚定了我民艺研究的志向。其时，王朝闻先生不仅在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史》中将民间美术收录为专题，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从美学意义上强调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形态和民众生活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与相互渗透的产物，与西方艺术相比有自身的形式规律和生活基础，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应多维贯通。此后，我有幸参与了王朝闻先生整理分类等学术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发生发展脉络、基本面貌、美学精神和文化特征的研究与探索。回想起来，我很感念这段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当时正逢“美术新潮”兴起，一些迷茫者失去了文化自信，也有不少人放弃事业下海经商。王朝闻先生一直鼓励我坚守，他在1988年给我的题词中写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因为实际生活中存在两面派而否定这合理的两面性。企图把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行为，岂不也有值得肯定和否定的两面？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于磨针的傻劲，这样的傻劲值得肯定。热爱民间美术的潘鲁生君探求它的艺术规律和我不惜啃桌子消耗生命的傻行同调。他的来日方长，对民间美术的痴情定能得到更可喜的报答。”作为一个蹲守乡村田野的民艺研究者，我是幸运的，没有动摇过求艺的初衷，没有放弃对民艺的追求，一路走来十分充实。对我来说，民艺是物，也是事，是文化的生态和生活的网络。先生们的鼓励赋予我坚定的动力，此后，我行走田野，不间断地调研，记录和整理了百余项濒临灭绝的民间手工技艺，也提出了民间文化生态保护计划，希望尽可能地留存民艺，续传文化的薪火。(www.xing528.com)
记得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张道一先生以“中国民艺学论纲”作为我的学位论文选题，希望把民间文艺的经验转化为学理，梳理出民间文艺的知识谱系，建构中国的民艺学科。张道一先生教导我们要建立学科意识，也一点一滴地传授给我们治学的理念和方法。他回忆陈之佛先生的嘱咐：“搞史论不要离开实践，一旦与实践脱离，许多问题不但看不出，也吃不透”，还有钟敬文先生的叮嘱：“要把民艺‘吃透’，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艺术处理”。他说：“民间艺术是通俗的，语言质朴，平中出奇而清新刚健，绝无矫揉造作，形式上的刀斧痕却显出大巧若拙的特色。但是并非所有的通俗艺术都是民间艺术，也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都属上乘。研究须要识别，有识别才能上升，如果真伪不辨，良莠不分，是很难进入更高的境界的。”至今我常常重读张道一先生对我博士论文所写的寄语：“任何学问都有开头，任何研究都是从分别到整合。民间艺术的研究从近处说已经过了几代人，鲁生君可说是后来者；不同的是他对民间艺术做了全方位的关照和综合的论述，在民艺学的建设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真正的奉献者是不计较社会的酬劳和名次的。我希望他继续躬行于兹，成为在这块园地上耕耘的坚强者；既要坚强地做下去，又要坚强地站起来。虽然在当前的世风面前它显得有些软弱，甚至被冷落，但我坚信，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将是民族的光荣。”这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民艺学和手艺学，成为我的学术目标和使命。调研工作是艰苦的，探究事理更需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既要把根扎在田野，还要由表及里、综合分析，把规律事理学深悟透。如张道一先生所言，“既然社会关系像一个蛛网，互相牵动着，民间艺术处在社会的底层，也必然有它的复杂性，有些问题仅仅用艺术的某些观点是难以解决的”，研究民艺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思考和探索，对我来说，它已不只是志趣，更是一种人生的使命。
2006年，潘鲁生考察新疆民间手工艺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期间，王朝闻先生的美学观和美术史观启发我从更开阔的文化和美术源流上看待民艺，帮助我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思维和视野，也更加坚定了我民艺研究的志向。其时，王朝闻先生不仅在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史》中将民间美术收录为专题，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从美学意义上强调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形态和民众生活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与相互渗透的产物，与西方艺术相比有自身的形式规律和生活基础，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应多维贯通。此后，我有幸参与了王朝闻先生整理分类等学术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发生发展脉络、基本面貌、美学精神和文化特征的研究与探索。回想起来，我很感念这段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当时正逢“美术新潮”兴起，一些迷茫者失去了文化自信，也有不少人放弃事业下海经商。王朝闻先生一直鼓励我坚守，他在1988年给我的题词中写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因为实际生活中存在两面派而否定这合理的两面性。企图把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行为，岂不也有值得肯定和否定的两面？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于磨针的傻劲，这样的傻劲值得肯定。热爱民间美术的潘鲁生君探求它的艺术规律和我不惜啃桌子消耗生命的傻行同调。他的来日方长，对民间美术的痴情定能得到更可喜的报答。”作为一个蹲守乡村田野的民艺研究者，我是幸运的，没有动摇过求艺的初衷，没有放弃对民艺的追求，一路走来十分充实。对我来说，民艺是物，也是事，是文化的生态和生活的网络。先生们的鼓励赋予我坚定的动力，此后，我行走田野，不间断地调研，记录和整理了百余项濒临灭绝的民间手工技艺，也提出了民间文化生态保护计划，希望尽可能地留存民艺，续传文化的薪火。
记得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张道一先生以“中国民艺学论纲”作为我的学位论文选题，希望把民间文艺的经验转化为学理，梳理出民间文艺的知识谱系，建构中国的民艺学科。张道一先生教导我们要建立学科意识，也一点一滴地传授给我们治学的理念和方法。他回忆陈之佛先生的嘱咐：“搞史论不要离开实践，一旦与实践脱离，许多问题不但看不出，也吃不透”，还有钟敬文先生的叮嘱：“要把民艺‘吃透’，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艺术处理”。他说：“民间艺术是通俗的，语言质朴，平中出奇而清新刚健，绝无矫揉造作，形式上的刀斧痕却显出大巧若拙的特色。但是并非所有的通俗艺术都是民间艺术，也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都属上乘。研究须要识别，有识别才能上升，如果真伪不辨，良莠不分，是很难进入更高的境界的。”至今我常常重读张道一先生对我博士论文所写的寄语：“任何学问都有开头，任何研究都是从分别到整合。民间艺术的研究从近处说已经过了几代人，鲁生君可说是后来者；不同的是他对民间艺术做了全方位的关照和综合的论述，在民艺学的建设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真正的奉献者是不计较社会的酬劳和名次的。我希望他继续躬行于兹，成为在这块园地上耕耘的坚强者；既要坚强地做下去，又要坚强地站起来。虽然在当前的世风面前它显得有些软弱，甚至被冷落，但我坚信，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将是民族的光荣。”这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民艺学和手艺学，成为我的学术目标和使命。调研工作是艰苦的，探究事理更需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既要把根扎在田野，还要由表及里、综合分析，把规律事理学深悟透。如张道一先生所言，“既然社会关系像一个蛛网，互相牵动着，民间艺术处在社会的底层，也必然有它的复杂性，有些问题仅仅用艺术的某些观点是难以解决的”，研究民艺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思考和探索，对我来说，它已不只是志趣，更是一种人生的使命。
2009年，潘鲁生考察澳门博物馆传统工艺展览
2009年，潘鲁生考察澳门博物馆传统工艺展览
2014年，潘鲁生与英国人类学家雷顿一起调研日照农民画
2015年，潘鲁生考察云南大理挖色镇白族大成村民俗活动
2017年，潘鲁生考察广东潮州民间节庆活动
2017年，潘鲁生考察广东潮州民间节庆活动
2018年，潘鲁生考察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民间剪纸
2018年，潘鲁生考察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民间剪纸
潘鲁生主编《民间文化生态调查》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学的三十多年，我一直不离“民艺”这个主题。一方面，民艺是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不仅是艺术之源，也是艺术之流，是我们民族民间文化的种子库。我们的艺术教育特别是工艺美术教育离不开这个“基础”和“矿藏”。另一方面，民艺是中华民族大众群体的创造，是为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劳动、人生礼仪、节日风俗、信仰禁忌和艺术生活在内的自身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绝大多数同实际应用相结合，工艺在其中占有相当比重，工艺美术教育要守住这支造物文脉。其间，在诸位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在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中突出民艺特色，较早将民艺教学引入了大学课堂。今天，在反思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仍在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艺术的内涵和形态有民族文化的基础，应该表征我们民族文化群体的感情气质和民族精神，反映我们民族本元文化的哲学精神，具有自身的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不知己焉知彼，不了解历史传统也难以把握当下和未来。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不能完全仿效西方，民间艺术贯通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体现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传统的“活化石”，成为艺术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与民艺有缘，从求学到教学，从书斋到田野，希望自己下得苦功夫，做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潘鲁生主编《民间文化生态调查》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学的三十多年，我一直不离“民艺”这个主题。一方面，民艺是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不仅是艺术之源，也是艺术之流，是我们民族民间文化的种子库。我们的艺术教育特别是工艺美术教育离不开这个“基础”和“矿藏”。另一方面，民艺是中华民族大众群体的创造，是为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劳动、人生礼仪、节日风俗、信仰禁忌和艺术生活在内的自身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绝大多数同实际应用相结合，工艺在其中占有相当比重，工艺美术教育要守住这支造物文脉。其间，在诸位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在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中突出民艺特色，较早将民艺教学引入了大学课堂。今天，在反思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仍在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艺术的内涵和形态有民族文化的基础，应该表征我们民族文化群体的感情气质和民族精神，反映我们民族本元文化的哲学精神，具有自身的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不知己焉知彼，不了解历史传统也难以把握当下和未来。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不能完全仿效西方，民间艺术贯通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体现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传统的“活化石”，成为艺术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与民艺有缘，从求学到教学，从书斋到田野，希望自己下得苦功夫，做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为潘鲁生题词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为潘鲁生题词
1998年，“中国民艺博物馆”由山东省文化厅批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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