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女性装扮革新的关联

清朝中后期，国力渐衰，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领土，大清帝国封闭的国门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为强国富民，寻求革故求新的办法，“洋务派”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开展洋务运动，并引进西方的洋枪洋炮强化军队。清廷也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受到国外进步思想的影响，掀起剪辫易服风潮，他们纷纷剪去辫发，穿起西服。从此，西式的学生操衣、操帽和西式军装开始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出现，这为后来的服装改革作了铺垫。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与此同时，西洋文化东渐，对国内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世纪末，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联名上书，建议清廷变法维新，其中包括改革服饰制度。如要求“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12〕但由于积习过深和保守势力的阻挠，这些建议没有能够实行，只在军警服装及学生操练用的服饰上作了一些改革，其他仍和原来一样。宣统初年，外交大臣伍廷芳再次奏请剪辫易服。清朝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为此事“立案议会”，然而终究是纸上谈兵，未能付诸实施。但这些努力都为现代中国女装的变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国处在了服饰大变革的准备时期。

中国近现代女装的变革与发展是与女性思想启蒙密不可分的。杨联芬在《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一文中对于清末中国女性问题的探讨值得关注：“中国关于女性和女权问题的现代性思考，也始于清末启蒙运动，是随汉语中‘女权’、‘女学’、‘男女平权’、‘不缠足’等概念的出现而产生，并随女权话语在社会的通行而逐渐兴起的。中国女学的开办，尽管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在宁波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至1880年，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女子学校有200余所），但由于是传教士所办，‘女学’的形式及相应的女子受教育权，尚未被中国文化接纳，‘女学’、‘女权’一类概念，未能进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意识中。”〔13〕

众所周知，在实行一夫多妻制度的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男性统治下的女性角色，几乎只是男权制度中的陪衬物，她们没有平等独立的意识与权力。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与本土内部对传统文化的冲决，女性解放渐渐成为一股风潮。“女权与女性解放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进入中国社会，是在1896年启蒙运动开始之后。庚子事变后，清廷对办女学、不缠足的积极表态，促使‘女学’、‘不缠足’等有关女权的话语，由精英语言进入社会语言。翻阅20世纪初的报刊，《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北京女报》等以女性为读者的报刊自不必说，竭力鼓动女子放足、上学、自立，《大公报》、《苏报》、《湘报》、《江苏》等，无论私办还是官办，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维新的还是革命的，在倡导女学、敦促女子解放方面，都持相近的态度，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清末女权运动，由男性主导，与推进社会政治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相伴随，与西方自发产生、女性主导的女权运动相比，是非自主与非独立的。清末女权运动，从倡导办女学、不缠足起步，与西方19世纪妇女争取选举权、参政权的女权运动相比，也不啻于‘史前’水平。女学兴起后女性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与当时女权话语的具体内容——不缠足、女子接受教育、男女平权、婚姻自主相关。”〔14〕(www.xing528.com)

可以说，正是由于女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女子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近现代女装从“重装”到“轻装”的发展才逐渐奠定了其必要的社会基础。女性启蒙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一种新思潮，属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女装样式、结构的变化，对女装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晚清开始，现代的生活模式就开始逐渐在中国出现。西方传入的新事物、新观念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土壤中发酵演变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复杂性就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社会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结果最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西方思想观念和事物的进入不仅是一种冲击，而且是一种启迪，它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变化，引发了中国女装的“轻装”化。在当时的中国，服饰制度的改革不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它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象征。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女装在样式、结构上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服饰配套讲究，服装等级严明，服饰制度浩繁；直线裁剪，衣片结构简洁整体，强调二维平面构成，造型宽松离体，衣长及地；装饰奢华，繁缛复杂；缠足之风盛行，夫权思想严重；缺乏机能性，限制了女性的自由，谓之“重装”，名副其实。而这形制之重的基础，却是束缚现代女装发展的封建社会的思想之重、制度之重和传统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