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检验的讨论优化为：探讨假设检验方法

4.3.3.1　假设检验

图4-6所示的模型标准化系数输出结果可用于前述假设的检验。根据Cohen和Jacob（1988）的观点，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强弱依据相关系数进行判断：＞0.35为强相关，＞0.15为中度相关，＞0.02为弱相关。［77］依此标准，“透明行为”明显受“透明意愿”的影响，两者相关系数为0.85，属于强相关，假设H13得以证实。

“透明意愿”主要受“自愿性”“效用感知”两个变量的影响，相关系数分别为-0.79、0.31，假设H12b和H11检验成立。其中“自愿性”与“透明意愿”具有强的负向关系，食品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自愿性水平越高（亦即强制性水平越低），企业的透明意愿水平越低。“外部压力”与“限制感知”对“透明意愿”的影响微弱，相关系数分别为0.04、0.05，假设H12c和H10应被拒绝。

在影响效用感知的6个变量中，对其影响较大的有“绩效提升”和“消费者支付意愿”，相关系数分别为0.68和0.33，假设H2和H5被证实。由此可见，企业对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效用感知”主要从企业绩效和市场销售的角度考虑，这与企业存在的经济目的一致。“外部压力”与“效用感知”弱相关，相关系数只有0.08，假设H1不成立。“外部压力”是一种环境性因素，在调研中许多企业食品安全负责人也承认食品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在逐渐增大，但目前看来这种压力仍十分有限，还未真正构成食品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有效动力。“技术可靠性”与“效用感知”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3，假设H4不成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可靠性”的提高需要企业从管理、技术、人员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在投入产出关系不明确的条件下，这会降低企业对这种投入的“效用感知”。“成本支出”与“效用感知”只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4，假设H6得不到支持。一些研究食品安全追溯和先进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影响因素的成果往往突出了成本因素的影响作用，但本实证研究并未支持这一点。“限制感知”对“效用感知”的影响近乎中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11，假设H9不能有效成立。前述假设认为两变量间负相关，这与实证结果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企业限制感知超强，便越认为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必要性及有效性，从而“效用感知”越强。

“外部压力”对“绩效提升”的影响强烈，相关系数为0.82，假设H3证明成立。表明在外部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境下，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更能凸显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有利于企业规避食品安全风险，从而促进营运绩效的提升。“外部压力”与“自愿性”的相关系数是0.05，两者弱相关，假设H12a不成立。“成本支出”与“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相关系数是0.12，近乎中度正相关，假设H7应拒绝。可见，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虽然会增加成本支出，但可为市场提供高质量安全水平的食品，在某种程度上能增强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成本支出”对“限制感知”有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48，假设H8证实成立，表明企业对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限制感知中成本支出等经济因素占有重要位置。

图4-6　食品透明供应链驱动力模型标准化系数输出图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的输出结果，表4-7反映了模型中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除了“效用感知<——技术可靠性”“效用感知<——成本支出”“透明意愿<——限制感知”“透明意愿<——外部压力”外，其余组变量的显著性皆在0.05以下，有7个变量的因子载荷在0.3以上，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4-7　变量间路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www.xing528.com)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都采用双尾检验。

4.3.3.2　讨论及未来研究

本章探析了食品透明供应链建设的正向和负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为理解食品透明供应链建设的驱动力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受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的结论并无把握具备更广的适用性，但本研究所揭示的一些积极的驱动因素（如外部压力、绩效提升、消费者支付意愿、自愿性等）无疑应值得重视。

本研究的一些结论与学术界之前的一些类似研究的成果具有契合性。吴林海等（2012）研究了山东省潍坊市765 位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偏好，结果表明有32.5%的受访者受双汇“瘦肉精事件”的影响而更愿意购买可追溯猪肉，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含有不同层次可追溯信息猪肉的主要因素。［78］Holleran等（1999）认为，影响企业实施HACCP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和减少废品率，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规制压力和客户压力。［79］Henson等（1999）认为，企业实施HACCP体系主要基于消费者需求、法律要求和提高经营效率等因素的影响。［80］

食品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效用感知主要受“绩效提升”的影响，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只有切实体现为流程管理优化、减少问题产品召回和差异化竞争优势培育等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的结果，才能增强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信心和决心。而“绩效提升”需要有“外部压力”的有力影响，只有政府规制严明、客户和消费者对维护食品安全有较强的市场力量、行业标杆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明显，食品透明供应链企业才能更好地区别于其他企业，其安全食品才能得到更好的价值实现。

特别应指出的是，“限制感知”对“效用感知”和“透明意愿”不但没有负向影响，相反还有弱的正向影响，这与人们一般的观点相左。在利益相关方对食品安全诉求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较强的“限制感知”会增加食品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危机意识，从而增强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效用感知”和“透明意愿”。由此可见，食品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战略规划能力、风险意识、社会责任感等素质特征会影响其对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态度。

本章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跟进：一是改进抽样方法，增强研究结论的解释力。本研究有效样本为369个，地域分布主要集中于天津、山东和河南，调查企业主要集中于食品加工行业，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类型及数量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从而使模型验证结果更有说服力。二是优选研究变量，完善模型结构。本章建构的模型，有些研究变量得到有效验证，有些则没有解释力。未来可根据理论与实践成果系统化地整合进一些研究变量，如企业高层管理者素质会影响企业建设食品透明供应链的态度，可研究其对“效用感知”与“透明意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