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传统香文化的养生之道

中国的香，历史久远，远到与中华文明同源。近可溯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鸟擎铜博山炉及汉武帝的鎏金银竹节熏炉，远可溯及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手执燃木”的祭礼，再远则有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的陶熏炉，还有6000年前城头山遗址的祭坛及更早的史前遗址的燎祭遗存。古代的香取材于芳香药材，也有各种配方，不仅芬芳馥郁，还能颐养身心，祛秽疗疾，通窍开慧。所以，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僧道大德皆用香、爱香、惜香，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的上层社会始终以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

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兴衰风雨，它启迪英才大德的智慧，濡染仁人志士的身心，架通人天智慧的金桥，对中国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孕育也是一种重要的催化与促进。它是中华文化的脉，是无形的力量。物虽微而位贵，乃传统文化的和脉之品。

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

古代文献对先秦用香的记载大都与祭祀有关，所以许多人也以为中国的香（与香炉）起源于祭祀。而从目前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用香的发展一直有两条并行的线索：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并且都可追溯至上古乃至远古时期。

祭祀用香的历史久远。早期的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燃香蒿、燔烧柴木、烧燎祭品及供香酒、供谷物等祭法。如甲骨文记载了殷商时期“手执燃木”的“祡（柴）”祭，《诗经·生民》记述周人的祖先在祭祀中使用香蒿（“萧”），《尚书·舜典》记述舜封禅泰山，行燔柴之祭。从考古发掘来看，燔烧物品的“燎祭”很早就已出现，可见于距今六千多年的湖南城头山遗址及上海淞泽遗址的祭坛。距今4000—5000年间，燎祭的使用已十分普遍。现在祭祀仪式中的“焚香”也并非来自“烧燎祭品”，早期祭祀已使用“香气”“烟气”“烧燎祭品”等多种方法，而更像是“香气”与“烟气”的结合。

生活用香的历史也同样悠久。不仅可溯及先秦时期的精美熏炉、熏焚草木驱虫及佩戴香物、沐浴香汤等，还可溯及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作为生活用品的陶熏炉。如辽河流域发现了5000年前的陶熏炉炉盖（红山文化），黄河流域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龙山文化），长江流域也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竹节纹灰陶熏炉（良渚文化）。其样式与后世的熏炉一致而异于祭祀用的鼎彝礼器，并且造型美观，堪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就已出现，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早期文明的灿烂光辉。

生活用香为主导

古代的香虽然也用于祭祀如宗庙、佛寺、道观等，但更多的是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功用甚广，包括居室熏香、熏衣熏被、祛秽致洁、养生疗疾，等等。客厅、卧室、书房，宴会、庆典，朝堂、府衙等政务场所，以及茶坊、酒肆等公共场所都常常设炉熏香。对文人士大夫及生活优越的官贵们来说，香更是生活中的必有之物。实际上，早在唐宋时期，香就已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读书办公有香，吟诗作赋有香，抚琴品茗有香，参禅论道有香，天子升殿、府衙升堂有香，宴客会友、安寝如厕有香，婚礼寿宴有香，进士考场有香……

生活用香一直是推动香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西汉的跃进、两宋的鼎盛到明清的广行皆如此。西汉香炉的普及、香药品类的增加以及熏衣熏被、居室熏香、宴饮熏香等用途都属生活用香的范畴。可以说，熏香在西汉兴起时即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一种祛秽养生的方法。在“巷陌飘香”的宋代，香也有浓厚的世俗生活色彩，其极端代表即南宋杭州歌妓出没的酒楼上，也有备着香炉的“香婆”随时为客人供香。

香炉及沉香、苏合香等香药的使用很可能也是源于生活用香。较早的香炉可溯至西汉及战国时期的熏炉，其前身并非商周祭祀用的鼎彝礼器，而是4000—5000年前作为生活用品出现的陶熏炉，是沿生活用香的脉落发展而来，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熏炉（生活用香）—先秦、西汉熏炉（生活用香）—魏晋后的熏炉（生活用香兼祭祀用香）”。香炉源于礼器之说流传较广，如《辞海》“香炉”引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

据笔者初步考察，魏晋后祭祀常用的香炉及各种香药似是“借”用了生活用香发展而来的。公元前120年前后，熏香在西汉王族阶层已流行开来，至少一百多年之后，才有汉晋道教、佛教兴起并倡导用香，属于生活用香的熏炉（包括博山炉）和香药才逐步扩展到祭祀领域。汉代的祭祀用香与先秦相似，主要表现为燃香蒿、燔柴等祭法，生活用香则使用熏炉以及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药。魏晋之后，祭祀用香也开始使用熏炉和沉香等香药。迟至梁武帝天监四年（505），郊祭大典才首用焚香之礼，用沉香祭天、上和香祀地（有别于前代的燔柴、燃香蒿等祭法）。（《隋书·礼仪志》）迟至天宝八年（749），唐玄宗诏书“三焚香以代三献”，皇室祭祖才开始用焚香。（《通典·禘祫》）

香气养性的理念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需从“性”“命”两方面入手调和才能达到养生、养性的目的，而香气不仅芬芳怡人，还能祛秽致洁、安和身心、调和情志，对于养生、养性有颇高的价值。可以说，“香气养性”正是中国香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特色，与儒家“养性”论有密切的关系。如《荀子·礼论》曰：“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故礼者养也。”

性命相合得养生、性命相合得长生是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中国的香文化是养性的文化，也是养生的文化，对于主张修身养性、明理见性、以“率性”为主旋律的中国文化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香文化的形成与繁盛也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香气养性”的观念贯穿于香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用香而言，不仅用其芳香，更用其养生、养性之功，从而大大拓展了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进一步引导了生活用香，使品香、用香从享受芬芳进而发展到富有诗意、禅意与灵性。就制香而言，则是遵循法度，讲究配方、选药、制作，从而与中医学、道家的养生学及炼丹术、佛医学等有了密切的联系，并很早就将香视为养生、养性之“药”，形成了“香药同源”的传统。如范晔《和香方序》云：“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宋书·范晔传》）古代的许多医学家对传统香的发展都卓有贡献，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等。《神农本草经》《千金方》《名医别录》《肘后方》《本草纲目》等历代医书都有许多关于香药或香的内容。

所以，古人使用的香也是内涵丰厚的妙物。它是芳香的，有椒兰芬茝，沉檀脑麝。它又是审美的，讲究典雅、蕴藉、意境，有“香之恬雅者、香之温润者、香之高尚者”，其香品、香具、用香、咏香也多姿多彩、情趣盎然。它还是“究心”的，能养护身心，开启性灵；在用香、品香上也讲究心性的领悟，没有拘泥于香气和香具，所以也有了杜甫的“心清闻妙香”，苏轼的“鼻观先参”，黄庭坚的“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它贴近心性之时，也贴近了日常生活，贴近了普通百姓。虽贵为天香，却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专有之物。可以说，中国的香文化能较早兴起、长期兴盛、广行于“三教九流”，都大大得益于“香气养性”的观念。

原料·炮制·配方

传统香与中药及道家的丹药很相似，在选药、炮制、香方、配伍、合料、出香等方面都非常考究。古代使用的香以“和香”为主，单一香药制成的“单品香”较少。和香，作名词时，指多种香药配制的香丸、香粉、香膏等，常有特定配方；作动词时，指“制香”，将多种香药和为一体，类似“和药”。

取材于中药材

传统香所用的原料几乎都属于中药材。香气明显的药材在古代常称“香药”，约明代后才常称“香料”，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天然香料”。例如，秦汉之前所用的绝大多数香药都收入了《神农本草经》，很多品种还被列入“上药”，谓之“养命以应天”，“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多服久服不伤人”，如麝香、木香、柏实、甘草、兰草、菊花、松脂、丹砂、硝石（用于助燃）、箘桂、牡桂、辛夷、雄黄，等等。魏晋南北朝时的《名医别录》也已收载了多种新增香药，如沉香、檀香、乳香（熏陆香）、丁香（鸡舌香）、苏合香、青木香、香附（莎草）、藿香、詹唐香，等等。沉香、乳香、苏合香等也被列为“上药”。

讲究炮制

大多数香药都要经过“炮制”（特殊的处理）才能用于制香，否则即使品质优良，也仍然是“生”药，若直接使用，未必有好的功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恰当的炮制则可加强或改变原料的药性，使其功效充分发挥并消除可能存在的副作用。所以，香药炮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香的品质有很大影响。炮制的方法、火候也有较多要求，“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甚至对炮制的时间、容器的质地也有很多讲究。其基本方法与中药材的炮制相似，有蒸、煮、浸、炒、炮等，也常使用酒、茶、蜂蜜、梨汁、米泔等各种辅料。例如，常用茶浸、炒等方法炮制檀香以减其火气。具体的方法则要据香的用途及香药特点而定，同种香药用于不同的香方，其炮制也常有差异。

讲究配方

每种香药都有各自的价值，也都有各自的短处，通过恰当的搭配使它们相辅相成，导顺治逆，扬长避短，正是和香之妙。所以，传统香在汉代时就很重视香药的配伍使用，也很早就形成了香方的概念。香方的确立需要综合考虑香的功效用途、香气特征、使用方法等多种因素，据之确定香药的品种、用量及相应的炮制方法，只有君臣佐辅各适其位，才能使不同香药尽展其性。此外，不同类别的香在用料上也常有所偏好，如沉香、龙脑等多用于佛家香，零陵香、降真香等多用于道家香。

特殊规范

传统香的制作工艺也常有一些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经验性的规范和诀窍。例如，有的香对原料的产地和出产时间有苛刻要求；有的香对盛放的器皿有特殊禁忌；有些香要求制香地点洁净、制香者德行较好、斋戒；有些香要求炮制、配料、合料、出香等环节需按节气、日期、时辰进行；有些香必须密封窖藏后才能使用。比如，历史上的一种名香“三神香”即要求甲子日配药，庚子日制香，壬子日包装封藏等。再如“百花至宝香”，需用当地三月三日的雪水，并且要窖藏后方能使用。

中国传统香的发展

先秦两汉：原态香材

汉代之前的香品多为“原态香材”，即芳香植物仅经初步加工，这样可较多地保留其天然外观，如香草、香木片、香木块等。常用木炭等燃料熏焚或助燃，所用的香炉也是典型的熏炉，一般形制较大，常有炉盖、壁孔及承盘（承灰或贮水）。

先秦时期，熏香风气已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战国时已有了制作精良的熏炉、雕饰精美的铜炉、也有早期瓷炉，很可能还有名贵的玉琮熏炉（有西汉墓葬出土了用西周礼器玉琮改制的熏炉，研究认为其很可能制作于战国）。这一时期，边陲与海外的香药尚未大量传入内地，但所用香药品种已较为丰富，亦有适于熏烧的品种，如兰（菊科泽兰属的佩兰、泽兰等）、蕙（唇形科植物）、萧（香蒿，蒿属植物中香气较浓的种类，如青蒿、茵陈蒿等）、茅（禾本科香茅属植物）、芷（多指伞形科当归属的白芷，又称茝、药）、麝香等。

两汉时，随着疆域的扩大及丝绸之路的畅通（海上丝路也已初步形成），边陲及域外的香药（沉香、青木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大量进入内地，香药品种大为丰富。不迟于西汉中期，熏香风气便已在王公贵族阶层流行开来，且有室内熏香、熏衣熏被、宴饮娱乐、祛秽致洁等多种用途。熏炉（包括博山炉）、熏笼（为衣物熏香）、香枕等得到广泛使用，也出现了许多高规格的宫廷香具，如汉武帝时的鎏金银高柄竹节熏炉、错金博山炉等。(www.xing528.com)

在西汉前期，已采用“混烧多种香药”的方法调配香气。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约公元前160年）即发现了混盛多种香药（辛夷、高良姜等）的陶熏炉。这种“多种原态香材混于一炉”的香品可算是“早期的和香”。在西汉中期，岭南地区还用“多穴熏炉”调配香气，南越王墓曾出土四穴连体熏炉，形如4个方炉相结，可同时焚烧4种香药。

东汉时已有涉及和香的文字记载，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古经部分）言：炼丹须选深山、密室等幽静之处，还要“沐浴五香，置加精洁”。五香盖指青木香、白芷、桃皮、柏叶、零陵香。另有宋代典籍有关于东汉和香的内容，其可靠性尚待考察。

魏晋隋唐：和香

这一时期的香品以“和香”为主，也是传统香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阶段。该时期较少直接熏焚原态香材，而是依据“香方”，“和会诸香”，将香药炮制、研磨，合成更为精致的香丸、香粉、香饼、香膏等。多用木炭或和制的炭饼来熏烧香品（香丸、香膏等）。和香的种类众多，用途广泛。海外出产的香药大量运入中国，香药资源丰富，品类齐全。此时对各种香药的性能也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了解，绝大多数香药都已收入本草典籍。熏香风气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文人阶层也普遍用香。众多医师、文人、学者及道家、佛家人士对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国时期，和香已有了较多使用。如《南州异物志》载：甲香不宜单烧，却能配合其他香药，增益整体的香气：“（甲香）可合众香烧之，皆使益芳，独烧则臭”。（《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对香亦多有论述，如论香之珍贵：“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尤为可贵的是，葛洪还专门批判了不重心德修养、不求道理、一味“烧香请福”的做法：“德之不备，体之不养，而欲以三牲酒肴，祝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举门扣头，以向空坐，烹宰牺牲，烧香请福，而病者不愈，死丧相袭，破产竭财，一无奇异，终不悔悟。”烧香而不明理，则如“空耕石田，而望千仓之收，用力虽尽，不得其所也”。

东晋南北朝时，和香的使用已较为普遍，品种也非常丰富。就用途而言，有居室熏香、熏衣熏被、香身香口、辟秽、疗疾及佛家香、道家香等多个类别；就用法而言，有熏烧、佩戴、涂敷、内服、沐浴等；就形态而言，有香丸、香饼、香粉、香膏、香露、香汤，等等。和香的选药、配方、炮制都已颇具法度，并且也很讲究养生功效。

范晔《和香方序》言：“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宋书·范晔传》）据初步考察，《和香方》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香学（香方）专书，惜正文已佚。

再如《肘后备急方》载陶弘景“六味熏衣香方”：“沉香一两、麝香一两、苏合香一两半、丁香二两、甲香一两（酒洗，蜜涂微炙）、白胶香一两。右六味药捣，沉香令碎如大豆粒，丁香亦捣，余香讫，蜜丸烧之。若熏衣加艾纳香半两佳。”

唐代，和香的制作与使用都更为精细，香品功用的划分更为细致，同一用途的香也有多种不同的配方，功用相近却又各具风格。仅《千金要方》所记熏衣香方就有五首，其“方一”（香丸）为：“零陵香、丁香……麝香半两。上十八味，末之，蜜二升半……捣五百杵成丸，密封七日乃用之。”

此时已注重从香、形、烟、火等多个方面提高香的品质。如《千金翼方》卷五言及熏衣香丸的制作：香粉需粗细适中，燥湿适度，香药应单独粉碎，“燥湿必须调适，不得过度，太燥则难丸，太湿则难烧，湿则香气不发，燥则烟多，烟多则惟有焦臭，无复芬芳，是故香，须复粗细燥湿合度，蜜与香相称，火又须微，使香与绿烟共尽”。

在唐代中后期，“隔火熏香”的方法有所流行，也常使用“独立燃烧的和香”如印香、早期的线香。

宋元明清：独立燃烧的和香，印香、线香、塔香等

这一时期的香，品种更为丰富，制作工艺也更为精良，并且出现了许多“独立燃烧的和香”，如印香、线香、签香等，且常加入炭粉、硝等助燃物，使用更加方便，不必再用木炭等燃料熏烤香品。香炉也呈现出“轻型化”的特点，造型简约，形制较小，出现了大量适于熏烧线香的、无盖或炉盖简易的香炉，如筒式炉、鬲式炉等。熏香的使用更为普遍，社会的用香风气浓厚。文人阶层盛行用香并有很多人参与了香的制作与研究，成为香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

宋代，传统香的制作与使用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一方面，和香的制作水平很高，配伍巧妙，炮制精良，风格多姿多彩。熏香所用的炭饼（曾称香饼）、香灰也常用多种物料精心和制。炭饼常采用木炭、煤炭、淀粉、糯米、枣、柏叶、葵菜、葵花、干茄根等制成，香灰常用杉木枝、松针、稻糠、纸、松花、蜀葵等烧成灰，再罗筛。使用炭饼时需埋入香灰，印香等香品也要平展在香灰上燃烧，故香灰需能透气、养火。

另一方面，宋代已广泛流行印香（可视为盘香的雏形），开启了大量使用“独立燃烧的和香”的风气（印香不需要炭饼熏烧，配方也很考究）。

元代，线香已有较多使用，且已出现“线香”一词。如元理学家李存书信《慰张主簿》：“谨去线香一炷，点心粗菜，为太夫人灵几之献。”北宋至元代，线香的使用很可能增长较快，因为此间适于熏烧线香的“无盖”香炉明显增多。

明代的线香制作工艺有较大提高，不迟于明后期，已不再使用“范模”，而是采用专用的机械或工具。如《本草纲目》记载了当时“线香”的制法：以榆皮面作黏合剂，用唧筒挤压香泥，压榨出线香，与现在制作线香的原理大致相同。“今人合香之法甚多”，线香“其料加减不等。大抵多用白芷……柏木、兜娄香末之类，为末，以榆皮面作糊和剂，以唧筒笮成线香，成条如线也。”

线香在明清广泛流行，品质优良的线香还常作为礼品。如明初画家王绂有诗《谢庆寿寺长老惠线香》：“插向熏炉玉箸圆，当轩悬处瘦藤牵。”

正统年间（1436—1449），担任巡抚的于谦觐见皇帝，不以线香、绢帕等特产作礼物，还作有《入京》一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正德七年（1512），明使节至安南（今越南）册封国王，返回时，安南国王为正副使节准备的礼品中，除金银、象牙等物，每人还有“沉香五斤、线香五百枝”。（《竹涧集》）

康熙十四年（1675），安南贡物，除犀角、象牙、“沉香九百六十两”“降真香三十株重二千四百斤”等物，还有“中黑线香八千株”。（《广西通志·安南附纪》）

现在所说的“签香”（以竹签、木签等作香芯）在明中期也已多有使用，常称“棒香”。

嘉靖年间，大臣杨爵因直谏获罪下狱，曾焚棒香以祛浊气，“狱中秽气郁蒸……乃以棒香一束，插坐前砖缝中焚之”。（杨爵《香灰解》）

《遵生八笺》也载有一种棒香——聚仙香的制法：以黄檀香、丁香等与蜜、油混成香泥，“先和上竹心子作第一层，趁湿又滚”，檀香、沉香等和制的香粉作“第二层”，纱筛晾干即成。这种棒香的制作，基本类似于现在南方的淋香工艺。

明代还有一种形状特殊的香，类似现在的塔香，一端挂起，“悬空”燃烧，盘绕如物象或字形，称为“龙挂香”，可视为塔香的雏形。或许早期的龙挂香回环如龙，故得其名。《本草纲目》解释线香时也言及龙挂香：“线香……成条如线也。亦或盘成物象字形，用铁铜丝悬爇者，名龙挂香。”这种香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常被视为高档物品。如林俊《辩李梦阳狱疏》有：“正德十四年（1519），宸濠差监生方仪赍周易古注一部、龙挂香一百枝，前到梦阳家，求作阳春书院序文并小蓬莱诗。”

近现代以来，传统香的制作与使用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化学合成香料与工业技术以其低廉的成本和高效的生产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排挤、改变了中国的传统香。许多香品仍有传统香的形式，如线香、盘香、塔香等，其外观也更为精美（线香可以更直、更细、更光洁等），但用料、配方、制作工艺都大为不同，其品质及养生功效也难以与古代的香相提并论。许多香不再采用天然香料（香药），而是变成了“化学香料与燃烧材料的混合物”。采用天然香料的香（天然香）也常忽视传统的制作工艺，致使香药的功效难以真正发挥。此外，单品香也广泛流行，真正代表传统香发展水平的“和香”数量稀少。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传统香，关心传统香的发展，对香的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香的发展状况正逐步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