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入唐之后，国泰民安，社会日益富庶，国家空前强盛。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唐代的香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香已进入了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香品的种类更为丰富，香的制作与使用也更为考究。用香成为唐代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务场所也要设炉熏香。整个文人阶层普遍用香，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咏香诗文。香具造型趋于轻型化，更适于日常使用，也多有制作精良的高档香具。那些美妙的香，精美绝伦的香炉，无处不在的香烟和动人心怀的诗句，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渲染了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
香药之充足
隋唐时期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陆海交通使国内香药的流通和域外香药的输入都更为便利。
香药已成为唐时许多州郡的重要特产，如，忻州定襄郡产“麝香”，台州临海郡及潮州潮阳郡产“甲香”，永州零陵郡产“零陵香”，广州南海郡产“沈香、甲香、詹糖香”。（《新唐书·地理志》）
唐·忍冬花结五足银熏炉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域外香药入唐的主要通道。虽然“安史之乱”阻塞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中期发展迅速并空前繁荣，大量香药得以经海路入唐。如《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
唐代与大食、波斯的往来更为密切，“住唐”的阿拉伯商人对香药输入也有很大贡献。汉晋时已有许多西域商人来中国，唐时数量更多。许多大食、波斯商人长期留居中国，足迹遍及长安、洛阳、开封、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各地，香药是他们最重要的经营内容，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等。撰写《海药本草》（记载了很多域外香药）的李珣就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其祖父及兄弟即经营香药。
香药也是许多国家赠予唐廷的重要贡品，如：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乌苌国（巴基斯坦境内）“遣使献龙脑香”（《太平御览》）。
贞观十五年（641），中天竺国（印度境内）“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其国“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趾贸易焉”。（《旧唐书·西戎传》）
贞观二十一年（647），堕婆登国（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一带）“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玺书报之，并赐以杂物”，其国葬仪，“以金钏贯于四肢，然后加以婆律膏及龙脑等香，积柴以燔之”。（《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
域外的高档香药，最迟进入中国的可能是龙涎香（龙涎香来自抹香鲸消化道的分泌物，其形成时间漫长，多在海边拾取，稀少珍贵）。该香似未见于魏晋文献。晚唐的《酉阳杂俎》则出现了对龙涎香的较早记载：“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阿末香”为阿拉伯语龙涎香的音译（发音近似ambar），“拨拔力国”盖指东非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唐朝时的中国海船和商人常至东非及阿拉伯地区，此海域也是龙涎香的重要产地，龙涎香有可能那时已传入中国。对龙涎香较为详细的记载则始于宋代。
礼制之香·朝堂熏香·科举考场焚香
在唐代的宫廷礼制中，用香已是一项重要内容。
皇室的丧葬奠礼要焚香，如颜真卿《大唐元陵仪注》载：“皇帝受醴齐，跪奠于馔前……内谒者帅中官设香案于座前，伞扇侍奉如仪。”（《通典·丧制》引）
自唐玄宗天宝八年（749），祭祖也要用香。玄宗诏书曰：“禘祫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以后每缘禘祫，其常享无废，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通典·禘祫》）宪宗的奠礼，也曾用香药代替鱼肉作供品。
庄重的政务场所要焚香，如唐代朝堂要设熏炉、香案。
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每班，尚书省官为首。（《新唐书·仪卫志》）
贾至诗《早朝大明宫》有：“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炉香。”杜甫和诗有：“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王维和诗有：“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这些诗描写的就是唐代的朝堂熏香：殿上香烟缭绕，百官朝拜，衣衫染香。
唐朝宫中香药、焚香诸事由尚舍局、尚药局掌管。尚舍局“掌殿庭祭祀张设、汤沐、灯烛、汛扫”，“大朝会，设黼扆，施蹑席、薰炉”。（《新唐书·百官志》）安葬宪宗时，穆宗曾有诏书：“鱼肉肥鲜，恐致薰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旧唐书·穆宗本纪》）
唐时进士考场也要焚香。“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梦溪笔谈》）这一传统也延续到宋代，欧阳修曾有诗《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另有“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进士科”考试重于思，对举人考生礼遇有加，考场不仅焚香，还有茶饮；而“明经科”（学究科）考试重于熟记，故对考生（经生）约束甚严，考场撤帐幕、毡席、茶饮等杂物，防作弊。
法门寺的香具
唐朝历代帝室大都信佛且十分虔诚，佛事中不仅用香，还专门制作供佛的香具。史籍虽对唐代用香有较多记载，但近世考古所见唐代香具之精美仍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1981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十三层砖塔忽然半壁坍塌。1987年，从塔基下唐代封存的地宫中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唐帝室供佛器物），包括在佛教界地位至高无上的真身佛指舍利（堪称国之重宝，后曾作为佛教圣物迎至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敬奉）、精致的金银器、璀灿的珠宝玉石、秘色瓷、来自域外的玻璃器皿，等等。其中亦有多件极为精美的金银香具，如“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及银炉台、“鎏金象首金刚镂孔五足朵带铜香炉”、银长柄香炉、鎏金银熏球、银香案、银香匙，等等。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铭文记“银金花香炉”）为唐懿宗所供，形制高大，雍容华贵，玲珑精丽，施以錾刻、钣金、鎏金、铆接等多种工艺。高度和直径都近30厘米，炉盖隆起如佛塔穹顶，另有10厘米高的宽阔炉台，底面有“文思院造”等錾文。文思院是中唐后设立的宫廷作坊，所作器物也常赐赠外宾及功臣。
唐·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
此次出土的银熏球也使学者们确证了唐代的熏球曾称为“香囊”。史载唐玄宗于安史之乱中被迫赐死杨贵妃并将其匆忙掩埋，平乱后令人将其改葬。众人开启墓葬后见其肌骨已坏，唯有“香囊仍在”，便带回宫中，明皇“视之凄惋”。（《旧唐书》）对此很多学者感到不解，织物所制的香囊何以没有腐坏呢？据法门寺地宫同时出土的器物名册石碑《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将现在所称的“熏球”记为“香囊”，由此可知，杨玉环的“香囊”实为金属制成的熏球。“熏球”之称“香囊”，亦见于唐诗，如王建：“香囊火死香气少，向帷合眼何时晓。”白居易：“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
唐·鎏金双蛾纹银熏球
法门寺与隋唐帝室渊源深厚。唐代的法门寺经多次扩建后也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僧侣与宗派最多的皇家寺院。太宗时为修缮宝塔而开启地宫，发现佛指舍利，遂供于寺内。此后200余年间，伴随“（地宫）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的传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八位皇帝六次开启（再封存）地宫，迎送佛骨，供养于洛阳或长安的皇宫（及京城佛寺），送还法门寺时亦供养各式珍宝。迎送佛骨也是当时的一大盛典。懿宗时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迎奉佛骨规模空前浩大，从长安到法门寺，车马绵延两百里，昼夜不绝。懿宗亲至城楼顶礼迎拜，百官士庶沿街迎候，长安城万人空巷。
唐·银长柄香炉
唐·银香案
香品的丰富与精良·《千金方》
随着众多文人、医师、佛道人士的参与，唐代的香品在制作和使用上都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
直接夹放在衣物中的裛衣香方也有三首，其方一（香粉）：以“藿香、零陵香各四两……丁子香一两、苜蓿香二两”捣碾，加入泽兰叶，粗筛，“用之，极美”。
该时期已注重从香、形、烟、火等多个方面提高香的品质。如《千金翼方》卷五言及熏衣香丸的制作：香粉需粗细适中，燥湿适度，香药应单独粉碎，“燥湿必须调适，不得过度，太燥则难丸，太湿则难烧，湿则香气不发，燥则烟多，烟多则惟有焦臭，无复芬芳，是故香，须复粗细燥湿合度，蜜与香相称，火又须微，使香与绿烟共尽”。
唐代熏烧类香品，就形态而言，多为香丸、香饼、香粉、香膏等，它们常借助炭火熏烧，可称为“不能独立燃烧的和香”。此外，据初步考察，唐代中后期（约公元800年之后）可能已使用无需借助炭火的“独立燃烧的和香”：“印香”和“早期的线香（香炷）”。
“印香”系将香粉萦绕成“连笔”的图案或篆字，常使用专门的模具框范而成。“印”盖指香粉回环的形状如印章所用的一种篆字，点燃后可顺序燃尽，也称篆香，可视为“盘香”的原形。王建有《香印》诗：“闲坐烧印香，满户松柏气。火尽转分明，青苔碑上字。”白居易有“香印朝烟细，纱灯夕焰明”诗句。李煜：“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也有较粗的直线形的香，但一般较短，称为“香炷”，可视为“早期的线香”。如李商隐《无题》有“一寸相思一寸灰”，《哀筝》有“何由问香炷，翠幕自黄昏”，陆龟蒙《华阳巾》有“静焚香炷礼寒星”。早期的线香虽多直立焚烧，但也常“水平”卧于香灰上燃烧，所以也可使用带盖的熏炉。其制法尚待考查，可能是“搓捻”“滚辗”而成。宋初常以模具压制线香（也较粗），唐代或许已有类似的方法。南北朝时可能已有“香炷”，何楫诗《班婕妤》有“独卧销香炷，长啼费手巾”的诗句。
另有一种“香兽”，以炭为主，香药所占比例较小。与“印香”不同，其主要作炭用，并非一种香品。香兽源于“兽炭”，是以木炭粉或煤炭粉及各种辅料合成动物形的炭块；加入香药则为“香兽”，如孙棨：“寒绣衣裳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李煜：“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兽形熏炉常称“金兽”，鸭形熏炉则称“香鸭”“金鸭”等。如徐夤有《香鸭》一诗：“不假陶熔妙，谁教羽翼全。五金池畔质，百和口中烟。”不过，古诗词中的“香鸭”“香兽”有时也指以香粉、炭粉制成的可以点燃的动物形熏香。
唐代还有一种精巧的“熏”香方法，“隔火”熏香：不直接点燃香品，而是用木炭或炭饼（用炭粉等多种材料合成）作热源，在炭火与所熏香品之间再“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云母片、银片、瓷片等），用炭火慢慢“熏”烤香品，可减小烟气，使香气散发更为舒缓。如李商隐《烧香曲》有“兽焰微红隔云母”。
佩戴·含服·养颜
隋唐时期有很多佩戴、口含、内服、涂敷的香品，如香丸、香粉、脂膏等。
著名中药“苏合香丸”即源于唐代的一种可以内服兼佩戴的香丸“吃力迦丸”（白术丸）。唐代医方注明，此香丸可防治瘟疫“传尸骨蒸”，还可治“卒心痛，霍乱吐利，时气鬼魅瘴疟”等症，使用时需研破内服，还要用蜡纸包裹香丸，放入红色织袋，佩戴在胸前，以此祛辟病邪，“蜡纸裹，绯袋盛，当心带之”，一切邪鬼不敢近。这种香丸的制作也很考究，几乎使用了所有重要香药，如麝香、香附子、沉香、青木香、丁子香、安息香、白檀香、熏陆香（乳香）、苏合香、龙脑香，等等，并且在和制香丸时还有特殊的讲究，“忌生血肉，腊月合之，有神藏于密器中，勿令泄气，出秘之，忌生血物，桃、李、雀肉、青鱼、酢等”。（《外台秘要》引《广济方》）
唐代有很多用以香口的含在口中的香丸可说是古代的口香糖。如“五香圆”，以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香、香附子、甘松香等11味药制成蜜丸，“常含一丸，如大豆许，咽汁”，可令“口香”体香”，治口臭、身臭，“止烦散气”。（《千金要方》）
传说唐明皇与杨贵妃还曾用过一种助情香丸。安禄山“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梗米，而色红。每当寝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开元天宝遗事》）
也有内服的、用以香身、香口的香粉或汤剂。如《千金要方》载，用瓜子仁、芎䓖、藁本、当归、杜蘅、细辛、防风等制成香粉，饮服，可令“口香、身香、肉香”。用甘草、白芷、芎藭等制为粉末，以酒服，可香口。
养颜美容的香品更是种类繁多，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等。“糅之以辛夷甲煎，燃之以桂火兰苏。”这些香品用料考究，制作精良，可谓流香溢彩。
唐代有腊日赐脂药的制度。腊八时，皇帝要向大臣、公主、后妃等赐送口脂、面药、香药、新历等物，如杜甫诗《腊日》：“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罂”是小口鼓腹的容器。刘禹锡代作《谢历日面脂口脂表》云：“赐臣腊日面脂，口脂，红雪、紫雪并金花银合二”，“雕奁既开，珍药斯见。膏凝雪莹，含液腾芳。顿光蒲柳之容，永去疠疵之患”。“红雪”“紫雪”也是美容脂膏，可祛斑。
香药用于医疗
六朝时期，边陲和域外传入的香药尤其是树脂类香药主要用于制作香品，药用相对较少。唐代时，绝大多数的香药都已成为常用的或重要的中药材。《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等前代典籍未收录的香药也陆续补入了本草著作，如高宗时的《唐本草》收载了龙脑香、安息香、枫香；唐中期的《本草拾遗》收载了樟脑、益智；唐末五代时的《海药本草》收载了降真香。至此，除龙涎香等少数品种，传统香所用的主要香药都已收入本草典籍，这也标志了此时对香药的特性有了系统的了解。(www.xing528.com)
《海药本草》集中收录了产于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或从海外引种于南方的药材，其中包括很多香药。撰者李珣，祖父为波斯人，生于四川，家中世代经营香药。李珣既通医学，也是唐末五代时较有影响的词人，亦有咏香诗词，如：“带香游女偎人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香药用于医疗养生，大致有两类方式：其一，以“香品”的形式出现，既可添香，又可养生祛病。由于传统香的制作在用料、配方、炮制等很多方面都与中医相通，因此，绝大多数的传统香都有不同程度的养生功效，所以这一类治病的香与普通的熏香没有明显的界限。其二，以“药品”的形式出现，将香药当作药材来使用，主要是取其“药”性，达到借芳香之气以开窍的目的。
无论是作为香品还是药品，香药在唐代医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有熏烧、内服、口含、佩戴、涂敷、熏蒸、洗浴等各种用法，《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广济方》《外台秘要》等医书都有丰富的记载。就“香品”而言，有各种配方的香丸、香粉、脂膏、澡豆、香汤等；可熏衣、祛秽，消毒、护肤、祛斑、治皮肤病，治腋臭、口臭，等等。就“药品”而言，使用香药的医方更是数不胜数，如治“心腹鼓胀”等症的“五香丸”（又名沉香丸，用沉香、青木香、丁香、麝香、乳香等合成），治“风热毒肿”等症的“五香连翘汤”，治邪气郁结的“五香散”，等等。
唐代医家对香药与香品的重视，与当时推重养生、养性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如孙思邈《千金要方》言：“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自然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德行不充，虽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故老子曰：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此则道德之佑也。”
孙思邈修道，亦通佛理，倡导“养性”为养生祛病之本。其名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不仅有大量医方使用了香药，还有品类繁多的香品，如熏衣香（熏烧或直接夹放在衣物中），香身、香口的丸散（内服、佩戴或口含），面脂手膏（涂敷、浸泡），等等。其中有很多是深藏宫禁的宫廷秘方，也随其著作的出版传播到民间，造福于百姓。
《千金翼方》“妇人面药”一节言：“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令至道不行？拥蔽圣人之意，甚可怪也”。王建亦有诗记之：“供御香方加减频，水沉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许相传出，已被医家写与人。”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还有“论大医精诚”的名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鉴真东渡
约在3世纪时，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南北朝时又从朝鲜传入日本。至初唐，日本的佛教已十分兴盛。
玄宗时，日本佛教领袖向政府提出，期望聘请唐高僧传法，后有日本遣唐使来华，至扬州谒请鉴真大师赴日。鉴真五次东渡受阻，但道心不移，终在第六次东渡成功，于天宝十三年（754）抵达日本首都奈良。
鉴真同时带去了大量佛经、医书及香药等物，对后来日本香道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贡献。鉴真历次东渡都带有大量药材和香药，如：天宝二年（743），除法器等物，还带有“麝香二十脐，沈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呵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天宝七年（748），“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唐大和上东征传》）据学者考证，今奈良东大寺所藏的数十种药材即由鉴真亲自带到日本或是在鉴真时代运至日本。
鉴真赴日之前，中医的知识与典籍已传入日本，但他们依然缺乏经验，药方中也有许多讹误，鉴真为其一一矫正，并将炮炙、配伍知识倾囊相授。14世纪之前，鉴真一直被日本医道奉为“医药始祖”。鉴真大师居日十年，圆寂于奈良唐招提寺，该寺至今奉有鉴真坐像，是日本最早的等身塑像，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重宝。
宫庭用香侈丽
隋唐时期国力雄厚，香药充足，王公贵族用香的数量和品级都远超前代，也常有以香药涂刷建筑、搭建屋宇、涂布地面等“侈丽”之举。
《隋书·秦孝王俊传》载：隋文帝之子王俊“盛治宫室，穷极侈丽”，用香药涂刷殿阁，置“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
《旧唐书·宣宗本纪》载，宣宗之前，皇帝的行道常要铺洒香药，“人主所行”，“先以龙脑、郁金藉地”。
《旧唐书·敬宗本纪》载：敬宗时，波斯商人李苏沙进献“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进谏，“沉香为亭子”，实为奢侈，“不异瑶台、琼室”。
对隋唐官贵用香之豪奢，历史上也有许多传说。隋炀帝杨广常于除夕在殿前庭院中“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火焰高达数丈，香气远闻，“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馀乘，甲煎二百石”（《太平广记》卷二三六引《纪闻》）。李商隐有诗《隋宫守岁》言之：“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
唐玄宗曾在华清宫以香木搭建仙山：“尝于宫中置长汤数十间”，“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汤中累瑟瑟及沈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明皇杂录》）。
权倾朝野的杨国忠宅中有“四香阁”，“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和泥涂壁，比宫中的沉香亭还要华美。宅中冬日取暖，要用炭粉和蜂蜜“捏塑成双凤”作炭，还要“以白檀木铺于炉底”。（《开元天宝遗事》）
香具
与前代相比，隋唐香具的造型呈现出“轻型化”的特点，这可能与当时多用树脂类香药及和香有关。博山炉、敦式炉等较为“厚重”的熏炉数量减少，绝大多数的熏炉不再带有承盘。多见圈足炉及足部较高的四足、五足炉；佛教风格的熏炉；“佛塔式炉”，炉盖模拟佛塔穹顶，常为五足或高圈足；博山炉也多有宝珠、花卉等纹饰，炉身常有莲花造型；也多见鼎式炉（三足）、高足杯炉等样式。
香具的材质以瓷器为主，有青瓷、白瓷、彩瓷、釉上彩、纹瓷等多种，色彩、文饰丰富。出现了许多器形华美的金、银、鎏金银、白铜香具，常以锤击、浇铸成型，再施以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
熏球得到广泛流行。此时多有雕镂精美的银、铜熏球，可外出时携带，也可悬挂于室内，或放在被褥间暖被熏香。
长柄香炉如柄炉、香斗在佛教中有较多使用。这种香炉带有较长的握柄，可在站立或出行时托握使用，佛教还有双手托炉（或叩拜）以示恭敬的礼仪。敦煌壁画《引路菩萨图》中的引路菩萨即右手执香烟缭绕的长柄香炉，左手执莲花，引领往生者去向西方净土。
唐·越窑如意云纹佛塔式炉
咏香诗文：盛气光引炉烟
唐代的文人普遍用香，也有很多人喜香、爱香。杜甫：“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白居易：“春芽细炷千灯焰，夏蕊浓焚百和香。”皆以“香”喻“花”，亦见唐代文人对香的熟悉。“百和香”指用“百草之花”配成的一种熏香，一说是以“各种香药”配成，传说汉武帝“焚百和之香”迎西王母。
绝大多数的唐代文人都有咏香诗作或有诗句涉及香，许多人的咏香作品相当多，如王维、杜甫、李商隐、刘禹锡、李贺、温庭筠，等等。在此摘引一二共赏：
王维：“夙从大导师，焚香此瞻仰。”“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少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藤花欲暗藏猱子，柏叶初齐养麝香。”
杜甫：“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唐·蟠龙博山炉
李白：“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生玉佩。”“横垂宝幄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尽，白露湿青苔。”“焚香入兰台，起草多芳言。”“玉帐鸳鸯喷兰麝，时落银灯香灺。”
白居易：“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烧香卷幕坐，风燕双双飞。”“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从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刘禹锡：“博山炯炯吐香雾，红烛引至更衣处。”“妆奁虫网厚如茧，博山炉侧倾寒灰。”“博山炉中香自灭，镜奁尘暗同心结。”
李商隐：“八蚕茧绵小分炷，兽焰微红隔云母。”“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
温庭筠：“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香兔抱微烟，重鳞叠轻扇。”“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
李贺：“练香熏宋鹊，寻箭踏卢龙。”“断烬遗香袅翠烟，烛骑啼鸣上天去。”
杜牧：“桂席尘瑶佩，琼炉烬水沉。”
陆龟蒙：“须是古坛秋霁后，静焚香炷礼寒星。”
罗隐：“沈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炉暖玉楼春；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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