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庄严——六朝的成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近四百年，政局纷乱动荡，而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领域异常活跃，对中国文化贡献巨大，也是香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时期，熏香风气不断扩展，香药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以多种香药配制的和香得到普遍使用。熏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并且进入了许多文人的生活，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咏香诗赋，使香在天然的芬芳中又多了一分典雅的书香。道教与佛教兴盛，推动了香的使用，也促进了对香药性能的了解及制香方法的提高。宫廷用香、文人用香与佛道用香构成了魏晋香文化的三条重要线索，它们相互交融又独立成章，共同推动了香的发展。

香药的丰富：《异物志》

随着魏晋时期交通的便利及对外交流的增加，边陲和域外的香药大量进入内地，对香药的使用有了长足进展。到南北朝时，香药品种已基本齐全（龙涎香等少数品种除外），且绝大多数香药都已收入本草典籍，对香药的特性有了更为深入地了解，香药名称也已得到统一。

自东汉后期至南北朝，继东汉杨孚《异物志》之后，出现了一批有州郡地志性质的书籍，记载了各地特异物产，其中有许多关于香药的内容，涉及香药的产地、性状特征等，如3世纪的《南州异物志》，4世纪的《广志》《南方草木状》等。

西晋·青瓷敦式炉

《南州异物志》的作者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此书较早记载了鸡舌香、青木香、藿香、木香（指沉香）、熏陆香（指乳香）、甲香、郁金香（花）等，如：“鸡舌香，出杜薄州。云是草萎，可含香口。”“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藿香，出典逊海边国也。属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

《广志》较早记载了艾纳香、兜纳香、苏合香。“艾纳香，出剽国。”苏合香，“国人采之，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贾客。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物也”。

《南方草木状》较早记载了枫香：“枫香，树似白杨，叶圆而歧分，有脂而香，其子大如鸭卵，二月华发，乃著实，八九月熟，曝干可烧。惟九真郡有之。”此枫香即枫胶香，今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非北方多见的枫树）的树脂。

魏晋时期的各类文献关于香药的记载都明显增多，如《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多“微木、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梁书·诸夷传》载扶南国（今柬埔寨）贡香之事：扶南于天监十八年（519），“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魏书·西域传》载：波斯多“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香附子……雌黄等物”。

和香的普及：香方·范晔

3世纪时，和香（以多种香药配制的香品）已有较多使用。如《南州异物志》载：“（甲香）可合众香烧之，皆使益芳，独烧则臭。”（《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即甲香，单烧气息不佳，却能配合其他香药，增益整体的香气。

魏晋南北朝时，香药品种繁多，也已普遍使用和香。选药、配方、炮制都已颇具法度，并且注重香药、香品的药性和养生功效，而不只是气味的芳香。和香的种类丰富，就用途而言，有居室熏香、熏衣熏被、香身香口、养颜美容、祛秽、疗疾以及佛家香、道家香等多类；就用法而言，有熏烧、佩戴、涂敷、熏蒸、内服等；就形态而言，有香丸、香饼、香炷、香粉、香膏、香汤、香露，等等。

范晔（398—445，著名史学家，著《后汉书》）《和香方序》言香药特性：“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柰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宋书·范晔传》）即麝香应慎用，不可过分；沉香温和，多用无妨，等等。乃借香药影射朝中人士，《宋书》：“‘麝本多忌’，‘比庾炳之’……‘甲煎浅俗’，比徐湛之……‘沉实易和’，以自比也。”

从范晔的这段话亦知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不仅熏香用香，并且还懂香、制香，能以香药喻人，也足见人们对香药和熏香的熟悉。上述文字虽短，却反映出当时用香、制香的观念和状况，颇有价值。据笔者初步考察，《和香方》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香学（香方）专书，可惜正文已佚，仅有自序留存。

《肘后备急方》载“六味熏衣香方”（香丸，熏烧，陶弘景方，约公元500年）：

沉香一两、麝香一两、苏合香一两半、丁香二两、甲香一两（酒洗，蜜涂微炙）、白胶香一两。右六味药捣，沉香令碎如大豆粒，丁香亦捣，余香讫，蜜丸烧之。若熏衣加艾纳香半两佳。

魏晋士大夫之熏衣，或许也用此类和香。

另载“令人香方”（香丸，内服）：

白芷、薫草、杜若、杜蘅、藁本分等。蜜丸为丸，但旦服三丸，暮服四丸，二十日足下悉香，云大神验。

魏晋南北朝时也出现了多部香方专书，除范晔《和香方》之外，还有宋明帝《香方》《龙树菩萨和香法》《杂香方》《杂香膏方》等，惜其已佚。

香药用于医疗：葛洪、陶弘景

这一时期的香药在医疗方面已有许多应用，虽还不像唐代那样普遍，但发展速度也很快。南北朝时的本草典籍《名医别录》（成书不迟于公元500年，盖为3—5世纪医学资料之汇集）即收载了沉香、檀香、乳香（熏陆香）、丁香（鸡舌香）、苏合香、青木香、香附（莎草）、藿香、詹唐香等一批新增香药。陶弘景曾为此书作注（一说是陶弘景汇编前代史料而成），并据之对《神农本草经》作修订补充，增365种药，编撰了著名的《本草经集注》。

葛洪、陶弘景等许多名医都曾用香药治病，涉及内服、佩戴、涂敷、熏烧、熏蒸等多种用法。

葛洪（约281—341），自号抱朴子，是道家大德、著名的炼丹术家，也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医学家，在温病学、免疫学、化学等多个领域都有世界性的贡献。

陶弘景（456—536），齐梁间人，与葛洪相似，是道家大德（亦修佛），也是著名医学家，擅书法，精于制香。其辞官隐修后，梁武帝仍常登门问询，人称“山中宰相”。摩崖书法名作、镇江焦山的《瘗鹤铭》（瘗鹤：葬鹤）碑很可能是由陶弘景撰文、书写。唐宋以来，此碑被誉为“大字之祖”。

葛陶二人皆重视用香，也有许多用香药疗病的医方，如葛洪以“青木香、附子、石灰”制成粉末，涂敷以治疗狐臭；用苏合香、水银、白粉等做成蜜丸内服，治疗腹水（《肘后备急方》）；用鸡舌香、乳汁等煎汁以明目、治目疾（《抱朴子》）。陶弘景以雄黄、松脂等制成药丸，用熏笼熏烧，“夜内火笼中烧之”，以熏烟治“悲思恍惚”等症；用鸡舌香、藿香、青木香、胡粉制为药粉，“内腋下”以疗狐臭（《肘后备急方》）。

葛洪还曾提出用香草“青蒿”治疗疟疾。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从黄花蒿（古称青蒿）中提取出对疟疾有独特疗效的“青蒿素”。现在，国内外以青蒿素为基础开发的药物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抗疟药物之一，挽救了数百万危重患者的生命并为阻止疟疾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秦的“萧”即指香气较浓的蒿，应包括青蒿）

曹操铜雀分香·梁武帝沉香祭天

六朝宫廷贵族的用香风气犹盛于两汉。如晋代《东宫旧事》：“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薰笼二，又大被薰笼三，衣薰笼三。”“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艺文类聚》卷七〇引）据《通典·丧志》记载，晋代宫廷还将香炉及釜、枕等定为必有的随葬品。

生活节俭的曹操对熏香没有特殊的兴趣（还自言“不好烧香”），但关于他的史料颇有一些涉及香的内容。曹操曾数次禁家人熏香、佩香以示节俭：“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魏武令》）曹操曾令嘱家人烧枫香、蕙草辟秽：“房室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法苑珠林》卷三六引《魏武令》）唐陆龟蒙还有诗记之：“魏武平生不好香，枫胶蕙炷洁宫房。”据《广志》载，曹操也常身佩香草：“蘼芜，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曹丕曾在宫中引种迷迭香，邀请曹植、王粲等人观赏，并各以《迷迭香》为题作赋，曹丕有：“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随回风以摇动兮，吐芳气之穆清。”曹植有：“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凝晖。”“信繁华之速实兮，弗见凋于严霜。”迷迭香自西域传入，属小灌木，植株低矮，状如芳草，故言“西都之丽草”；又耐寒，秋冬开花，故言“弗见凋于严霜”。

来自边陲和域外的名贵香药，对达官显贵们来说也是稀有之物，亦常用作典雅、高档的赠物。

曹操曾向诸葛亮寄赠鸡舌香并有书信言：“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与诸葛孔明书》）鸡舌香是丁子香树的花蕾，后来也称丁子香、丁香，产于南洋岛屿，并非中国多见的丁香。

曹操次子、魏文帝曹丕曾遣使向孙权求“雀头香”（香附子）、象牙等物。“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长鸣鸡。”（《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交趾太守士燮常向孙权赠送香药：“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龙眼之属，无岁不至。”（《三国志·士燮传》）

历史上最著名的赠香之事或许是曹操的“分香卖履”。曹操临终时，遗嘱丧葬从简，不封不树，不藏珍宝，还特意嘱托将自己留下的香药分予妻妾，让她们空闲时可作鞋为卖，消遣时日。“魏武帝遗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中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余香可分诸夫人，不命祭吾。’”（《邺都故事》）“（诸夫人）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裳，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陆机《吊魏武帝文序》）

“分香卖履”的典故令后人感慨颇多，陆机有《吊魏武帝文》：“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馀香。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罗隐亦有诗：“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

由曹操之赠香、分香可知，当时的名香已堪比金玉，有寄托性情之用，又为金玉所不及。风云一世的曹操临终对妻妾的挂念也颇有几分动人，苏轼亦云：“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列。”（《东坡全集·孔北海赞》）

西汉的熏炉与香药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祭祀则沿用燃香蒿、燔柴等祭法）。东汉至魏晋，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兴盛，熏炉与香药（沉香、青木香，等等）也逐渐用于祭祀。南北朝时，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也已用香，如梁武帝在天监四年（505）的郊祭中用沉香祭天，用上和香祀地，这也是郊祭用香的较早记载：“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隋书·礼仪志》）“上和香”盖指多种香药（香草）和制的熏香。

梁武帝萧衍在文化史上卓有影响，他受佛、道、儒诸家熏染，虽立佛教为国教，却也亲近儒道，且著述甚丰，是文坛的重要人物，也有写香的诗词，如名作《河中之水歌》有：“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

熏衣傅粉，望若神仙

六朝时期的上层社会注重修饰姿容、增添风度，熏衣、佩香、傅粉等十分流行。“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颜氏家训》）六朝时期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轶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典故。

荀令留香。曹魏时有尚书令荀彧，好浓香熏衣，所坐之处香气三日不散。后人也常用“荀令香”“令君香”来形容人的风雅倜傥，如王维：“遥闻待中佩，暗识令君香。”白居易有：“花妒谢家妓，兰偷荀令香。”李商隐有：“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襄阳记》载：刘季和喜欢用香，甚至如厕后也要熏香，于是被人取笑，刘季和便争辩说：“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为我如何令君，而恶我爱好也。”意思是“我”爱香的程度还远不如荀彧呢，凭什么嘲笑“我”呢？

东晋·青瓷豆式炉

傅粉何郎。魏明帝曹睿怀疑何晏（玄学家）是由于傅了脂粉才面色白皙，就趁暑天给他热汤饼吃。何晏吃得大汗淋漓，便用衣袖擦汗，不仅没擦下什么脂粉，面色反倒更白了。（《世说新语·容止》）黄庭坚：“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即写何晏与荀令。

韩寿偷香。西晋权臣贾充的女儿贾午，与贾充的幕僚、相貌俊美的韩寿私下生情。贾充家中有皇帝所赐西域奇香，染之则香气多日不散，贾午偷出来送给了韩寿。韩寿身上的香气让贾充起了疑心，发觉之后，贾充便让女儿嫁给了韩寿（《晋书·贾充传》）。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欧阳修还有词记之：“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后世所指男女恋爱幽会为“偷香”即源于此。

谢玄佩香囊。东晋名将谢玄小时候喜佩“紫罗香囊”，伯父谢安担心他玩物丧志，又不想伤害他，就用游戏打赌的办法赢了他的香囊并烧掉了，小谢玄自此也不再佩戴香囊。（《晋书·谢玄传》）

东晋·青瓷敦式炉

石崇厕内熏香。东晋的石崇富可敌国，家中厕所也要熏香。厕内“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王敦举止从容，“脱故着新，意色无怍”。（《晋书·王敦传》）一贯生活简朴的尚书郎刘寔到石崇家，如厕时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以为错进卧室，急忙退出并连连道歉，石崇则说，那里的确是厕所啊。（《晋书·刘寔传》）

道教的香

自东汉中后期至南北朝，道教发展迅速，涌现出许多卓有建树的大德高道及《太平经》《参同契》《黄庭经》《抱朴子》《真诰》等一批重要典籍，也逐渐形成了有明确的经典、戒律、组织并得到官方认可的成熟的道教。

东汉的早期道教已强调用香（可参见上一节），到汉末时，道教用香已非常普遍。如《三国志·孙策传》裴松之注注引《江表传》：（公元200年）道士于吉“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南北朝时，道教所用的香品种类已较为丰富，且有焚烧、佩戴、内服、浸浴等多种用法，道教经典对于用香也已有明确的阐述，认为香可辅助修道，有“通感”、“达言”、开窍、辟邪、治病等多种功用。

《黄庭外景经》：“恬淡无欲游德园，清净香洁玉女前。”《黄庭内景经》：“烧香接手玉华前，共入太室璇玑门。”“玄液云行去臭香，治荡发齿炼五方。”（《云笈七签》卷一二）《黄庭经》内记载有许多卓有价值的养生内容，如存思内视、漱咽津液、吐纳行气、守一养神、脏腑调养等。

葛洪《抱朴子内篇》（4世纪初）是道家的著名典籍，也是中医学的重要著作，书中有许多关于香的论述，例如：(www.xing528.com)

论香药珍贵：“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

炼制“药金”“药银”时须焚香，“常烧五香，香不绝”。（五香：青木香、白芷、桃皮、柏叶、零陵香；也有其他说法）

身带“好生麝香”及麝香、青木香等制作的香丸，也常加配其他药材，可辟江南山谷之毒虫及病邪之气。

尤为可贵的是，葛洪还专门批判了不重身心修养、不求道理、一味“烧香请福”的做法：“德之不备，体之不养，而欲以三牲酒肴，祝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烹宰牺牲，烧香请福，而病者不愈，死丧相袭，破产竭财，一无奇异，终不悔悟。”烧香而不明理，则如“空耕石田，而望千仓之收，用力虽尽，不得其所也”。

《太丹隐书洞真玄经》：“烧青木、薰陆、安息胶于寝室头首之际者，以开通五浊之臭，绝止魔邪之炁，直上冲天四十里。此香之烟也，破浊臭之炁，开邪秽之雾。故天人玉女太一帝皇，随香炁而来下，憩子之面目间焉。”

《登真隐诀》：“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祇缘斯以达言。是以祈念存注，必烧之于左右，特以此烟能照玄达意，亦有侍卫之者宣赞词诚故也。”（《要修科仪戒律钞》引）

《真诰》：“上清真人冯延寿诀曰∶凡人入靖，烧香皆当对席，心拜叩齿阴祝，随意所陈，唯使精专，必获灵感，正心平气，故使人陈启通达上闻也。”（《云笈七签·秘要诀法·入靖法》引）

《道门科略》：“大道虚寂，绝乎状貌。”修道场所应保持“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用香已十分兴盛，道教科仪上的“步虚词”（按一定旋律宣颂的文词）已有很多涉及香的内容，如梁陈之际的《洞玄步虚吟》十首（亦称《灵宝步虚》）。目前所知最早的步虚词有：

众仙诵洞经，太上唱清谣。香花随风散，玉音成紫霄。《洞玄步虚吟》

稽首礼太上，烧香归虚无。流明随我回，法轮亦三周。（陆修静《空洞步虚章》）

南北朝之后，道教用香不断发展，遍及道教的方方面面。还有多种《香赞》《祝香咒》，如：

道由心学，心假香传。香焚玉炉，心存帝前。真灵下盼，仙旆临轩。令臣关告，迳达九天。（《祝香咒》）

玉华散景，九炁含烟。香云密罗，径冲九天。侍香玉女，上闻帝前，令我长生，世为神仙。所向所愿，莫不如言。

佛教的香

魏晋时期佛教的兴起不仅推动了用香风气的扩展，也使香品的种类更加丰富，促进了南亚、西亚等地香药的传入，对香文化的发展贡献甚大。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古代常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而据20世纪学者考证，较为可靠的说法是（不迟于）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口授佛经：“《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佛教进入中国后，初期影响甚微，甚至被误解为是一种方术，后来陆续有高僧来中国，释译经书渐多，才逐步昌明。自东汉后期至南北朝，佛教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对中国佛教贡献巨大的高僧和译师，也有大量经书刊行流传，如《安般守意经》《般若经》《楞严经》《维摩诘经》《涅槃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楞伽经》《华严经》《法华经》《中论》《金刚经》《俱舍论》《大乘唯识论》，等等。

南北朝时的佛教已有广泛影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仅梁武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就有佛刹数百，僧人数万。梁武帝还曾亲率数万僧俗发愿归佛。

佛教自建立以来一直推崇用香，把香看作修道的助缘。释迦牟尼住世之时，就曾多次阐述过香的重要价值，弟子们也以香为供养。

佛教的香用途广泛，既被视为最重要的供养之物，又用于调和身心，在诵经、打坐等功课中辅助修持。化病疗疾的“药香”向来是佛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甚广，可除污去秽，预防瘟疫，也有专门的香方对治各种病症。佛教也常借香来讲述佛法，如大势至菩萨的“香光庄严”，香严童子闻香证道，六祖慧能的“五分法身香”，等等。

佛教的香种类丰富，有单品香，也有多种香药配制的和香。还曾有《龙树菩萨和香法》，惜佚。所用的香药品种齐全，几乎涵盖了所有常用香药，如沉香、檀香、龙脑香、安息香、藿香、甘松，等等。有熏烧用的“烧香”，涂敷用的“涂香”，香药浸制的香水、香汤，香泥，香粉，等等。

志怪小说中的香：《拾遗记》

六朝时期流传的一些志怪书中有很多关于香的故事，其多有夸饰想象的成分，富有神异色彩，但对当时的用香状况也有所折射，如《述异记》《搜神记》《拾遗记》《洞冥记》，等等。

《拾遗记》，又名《王子年拾遗记》，《文心雕龙》谓之：“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撰者王嘉（字子年），史载有方术，常隐居，不与世人交，前秦苻坚屡次征召不起，终为后秦姚苌所杀。其书记事自远古至晋末，叙述传说、神话、奇闻，也记各大名山，许多故事成为后世传奇小说的蓝本，“历代词人取材不竭”。

如书中记孙亮故事：孙权之子孙亮曾有绿琉璃屏风，晶莹剔透，孙亮宠爱的4个美人朝姝、丽居、洛珍、洁华皆为“振古绝色”，且有美妙的香气。孙亮常在月下将4人围在屏风中，合其香而赏之，其香气特殊，异国名香也有所不及，沾衣则愈久愈香，且百洗不退，故名“百濯香”。或以人名称之：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孙亮之居室也名为“思香媚寝”。

书中记石崇豪奢之事：石崇令数十侍女着玉佩金钗在家中“常舞”，昼夜不断，且口中“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还以沉香粉洒于床上，体轻而能不留脚印者得赏。

书中也有以先秦两汉为背景的故事，如东汉的“茵墀香”与“流香渠”：“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另有燕昭王的“荃芜之香”，轩辕黄帝的“沉榆之香”，等等。（可参见本章“先秦”部分）

香具·青瓷

这一时期的熏炉，就造型而言，一般形制较大；无炉盖，或带有隆起的炉盖（有提纽）；常带有承盘或基座（可盛水，便于熏衣）；炉腹及炉盖开有较多的孔洞，开孔形状有三角形、圆形等各种，孔洞数量、大小不一；多见博山炉（常有各种变化）、豆式炉等样式，也有敦式炉（整体形状近于球形）；长柄香炉（带有长长的握柄，可以持握，又称香斗）得到较多使用。

就材质而言，青瓷香具较为流行。自东汉后期至南北朝，瓷器工艺发展迅速，青瓷的烧造要求相对较低（白瓷到隋代才较为成熟），产量较大，因此价格也较低。且瓷炉不像铜炉那样容易锈蚀，使用方便。

青瓷博山炉造型简约，受材质影响，不像战国及汉代的博山炉那样制作精细，原本需精细刻画的仙人、灵兽等常被简化或省略，山峦和云气则得到强调。不过，利用青瓷的模印、刻画、堆贴、雕镂、釉彩变化等装饰手法，炉具的造型、色彩也很丰富。

佛教艺术对香具的造型也有很多影响。许多青瓷博山炉的云气造型采用了佛教风格的尖锥状、火焰状，装饰纹样也多有莲花纹和忍冬纹。长柄香炉在佛教中也多有使用。

南北朝·青瓷博山炉

咏香诗赋：燎熏炉兮炳明烛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自由的时代，文学领域也空前繁荣。进入了“自觉时代”的魏晋文学不再一味强调训勉功能，而是注重作者的情感表达与审美追求，由此形成了文学史上的重要转折。整个上层社会也形成了推重文学的风气，许多帝室成员热衷于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如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南朝的萧衍、萧绎、萧纲、萧统。这一时期的“香”也走进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文人们除了熏香、用香，还参与制香，撰写了制香的专著数量如范晔的《和香方》，并且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咏香的“六朝文章”。较之东汉，六朝的咏香作品数量显著增多且内容丰富：或述怀熏香的情致，或描写熏炉、熏笼等香具，或写迷迭香、芸香等植物，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香的喜爱，它们托物言志，寄予情思，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可以说，此时无论是香草、香药、香炉，还是佩香、焚香、制香，“香”都以“文”的形式步入了文化的殿堂。香使文人的生活更加多彩，而文人的妙悟与情思也使香的内涵更为丰厚了。

六朝文人大多出身士族，生活优越，或本人就有较高的官职，虽然文人群体还不如唐宋时期那样庞大，熏香也只是流行于部分文人之中，但“香”显然已经成为许多人共同关注的主题。许多文坛名家都有咏香作品或涉及香的诗句，例如：

曹植《妾薄命》：“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洛神赋》：“践椒途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曹丕有《迷迭赋》曹植有《迷迭香赋》。

傅玄《西长安行》：“香亦不可烧，环亦不可沉。香烧日有歇，环沉日自深。”

傅咸《芸香赋》：“携昵友以消摇兮，览伟草之敷英。”

江淹《别赋》：“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

鲍昭《芜城赋》：“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熏歇烬灭，光沉响绝。”

刘绘《博山香炉》：“蔽亏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寒虫悲夜室，秋云没晓天。”

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

吴均《行路难》：“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

王筠《行路难》：“已缲一茧催衣缕，复捣百和熏衣香。”

萧绎《香炉铭》：“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秾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昭明太子萧统《铜博山香炉赋》：“禀至精之纯质，产灵岳之幽深……畔松柏之火，焚兰麝之芳。荧荧内曜，芬芬外扬。”

沈满愿《竹火笼》：“剖出楚山筠，织成湘水纹。寒销九微火，香传百和熏……徒悲今丽质，岂念昔凌云。”

傅縡《博山香炉赋》：“器象南山，香传西国。丁谖巧铸，兼资匠刻……随风本胜于酿酒，散馥还如一硕人。”

最富生活情趣的或许是谢惠连《雪赋》的“围炉熏香”：“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褥。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雪夜暖帐，美酒佳人，剪灯夜话，情致盎然。

文人笔下的香，没有熏衣、熏被的具体功用，也少了敬天奉神的庄重，却多了几分特殊的美妙与亲切。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千百年来，魏晋人的才情与智慧令世人感慨、怀恋。或许，在人们的种种追忆中也可以再添一缕缥缈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