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炉暖：起源于秦汉时期

香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格外引人注目：一是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的香文化初具规模；二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香文化发展臻于完备；三是宋代，堪称香文化的鼎盛时期。

秦（前221—前206）的统一仅存在了短短的16年，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创了空前广阔的前景。进入西汉之后，国力日渐增长，到汉武帝时，汉朝已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帝国，汉代的文化也以其深厚底蕴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熏香风气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流行开来，用于室内熏香、熏衣熏被、宴饮娱乐、祛秽致洁等许多方面。熏炉、熏笼等主要香具得到普遍使用，并出现了很多精美的高规格香具。产于边陲及域外的沉香、青木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多种香药大量进入中土，人们常混合多种香药来调配香气。东汉时，早期道教的炼丹、修行已采用熏香、沐浴香汤的祭礼。西汉即有吟咏熏烧之香的诗文；东汉中后期，伴随五言诗的兴起，咏香作品数量增加且已见佳作。“熏炉”“香炉”“烧香”等词汇得到较多使用；“香”字的含义也扩展到“香药”及“用于熏烧的香品”。

王族流行熏香：宫廷礼制

熏香在汉初的王族阶层已有所流行。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即发现了熏炉、竹熏笼（用于熏衣）、香枕、香囊等多种香具，内盛各种香药，如辛夷、高良姜、香茅、兰草、桂皮等。（墓主人辛追是长沙国丞相的妻子，其入葬时间约为公元前160年，距西汉立国约40年，比汉武帝即位早约20年）从汉初的情况来看，战国（此时已有精制的熏炉）与秦代的用香应有了一定基础，西汉用香的跃进也是得益于前代的积累。

西汉·盛有香药的陶熏炉

到汉武帝时（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熏香在各地王族阶层中已广泛流行，其既用于居室熏香、熏衣熏被，也用于宴饮、歌舞等娱乐场合。广州南越王墓（公元前122年）曾出土多件熏炉，有的是乐师的随葬品，有的与铜钟、甬钟等乐器或壶、钫等酒器放在一处。迄今发掘的多个西汉中期（王）墓葬都可见熏炉、熏笼等香具及香药，也有十分精美的鎏（嵌）金银熏炉，包括带龙形装饰的高档皇家器物。

如陕西茂陵陪冢出土的“鎏金银高柄竹节熏炉”（博山炉），炉底座透雕两条蟠龙，龙口吐出竹节形炉柄，柄上端再铸三龙，龙头托顶炉腹（炉盘），腹壁又浮雕四条金龙这三组共饰九龙，是典型的皇家器物。这座熏炉先为汉武帝宫中使用，后归卫青和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即平阳公主，先嫁平阳侯，后嫁名将卫青），可能是两人成婚时汉武帝的赠物。

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山景优美，炉柄透雕三龙，从底座到炉盖山石，通体以“错金”（鎏金或嵌金）饰出回环舒卷的云气。该炉雕镂精湛，华美端庄。其与“鎏金银高柄竹节熏炉”都是国宝级文物。

汉武帝之后，皇室及各地王族的用香风气长盛不衰，所用香具也极为精美。汉成帝时有“五层金博山香炉”“九层博山香炉”（《西京杂记》）。东汉末期，汉献帝宫中有“纯金香炉一枚”，“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艺文类聚》卷七〇引曹操《上杂物疏》）。

汉代也常以使节名义遣商队沿丝绸之路西行，换取沿途的皮毛制品、香药等奢侈品。如东汉权臣窦宪（也是击溃匈奴的功臣）曾以八十万钱从西域采置了十余张毛毡，又令人用织物换取苏合香等物：“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氐马、苏合香。”（《全后汉文·与弟超书》）

西汉·鎏金银高柄竹节熏炉

西汉·错金博山炉

汉代用香的风气之盛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即用香（熏香、佩香、含香等）进入了宫廷礼制。据《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向皇帝奏事之前，有“女侍执香炉烧熏”，奏事对答要“口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通典·职官》：“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含鸡舌香也成了著名的典故。人们常以“含香”指代在朝为官或为人效力，如白居易：“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口厌含香握厌兰，紫微青琐举头看。”王维：“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魏晋后的礼制中关于熏香的内容渐增，其由来盖可溯及汉代。

《汉官仪》还载有汉桓帝赐鸡舌香之事：侍中乃存（一作刁存）“年耆口臭”，桓帝便赐鸡舌香，令他含在口中。乃存没见过这种香，感觉“辛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但口舌有刺感），便以为自己有过，桓帝赐了他毒药，惶惶然回府与家人诀别，后来才发觉口香，“更为吞食，其意遂解”。“鸡舌香”，形如钉子，又名丁子香，丁香，是用南洋岛屿“洋丁香”树的花蕾所制（非中国多见的“丁香”），其气息清香，常含在口中用以香口（似口香糖），但有辛辣感。东汉时的鸡舌香是名贵的“进口香药”，故常人大多不知。

除了熏香、香囊、香枕、香口，汉廷的香药还有很多用途。汉初即有“椒房”，以花椒“和泥涂壁”，取椒之温暖、多子之义，用作皇后居室。这一传统长期延续下来，后世便常用“椒房”代指皇后或后妃。王族的丧葬中也常使用香药（借以消毒、防腐，先秦即有此传统），古代的文献已有所记载，如《从征记》载刘表棺椁用“四方珍香数十斛”，“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挖开其墓葬时，“表白如生，香闻数十里”。《水经注》亦记之：“其尸俨然，颜色不异”，“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

熏香在王族阶层的盛行对香的普及和发展大有推助之功，也开启了上层社会的用香风气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目前的考古发掘表明，熏炉是汉代墓葬中的常见物品。据有关学者考察，岭南汉墓出现熏炉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盖可说明当地的熏香风气更盛。岭南香药丰富，气候潮湿，又多蚊虫瘴疠之气，而熏香可以祛秽、烘干、消毒，这应是当地盛行熏香的一个重要原因。

香药的增加：沉香、青木香、苏合香等

汉武帝即位后，击溃匈奴，统一西南、闽越、岭南等地，疆域空前广大，盛产香药的边陲地区进入了西汉版图。西汉时期对外交通发达，陆上丝绸之路连通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等地；海路交通也有相当大的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已初步形成，与南洋往来频繁并辟有通往印度洋的航线。

汉代香药的品种也更为丰富，边陲地区（今海南岛、越南北部、两广、云南、四川等地）及域外（西域、南洋、中南半岛等）出产的多种香药进入内地，如沉香、青木香、苏合香、丁香（鸡舌香）、枫香、迷迭香、艾纳香，等等。见于魏晋文献的一些香药很可能在东汉时已使用，如3世纪《南州异物志》记载的熏陆（乳香）、藿香、甲香、郁金香（花），等等。另据考古发掘及有关学者的考证，西汉时很可能已有乳香和龙脑香。沉香、苏合香、枫香、乳香、龙脑香都是香气较浓的树脂类香药，也是和制熏香的重要香药。

据笔者初步考察，汉代香药的发展很可能先是边陲地区的香药传入内地（以沉香、青木香为代表），其时间应不迟于西汉中期；此后是海外香药（以苏合香、鸡舌香为代表）的传入，其记载可见于东汉时期的文献。

沉香

自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中期），多产沉香的海南岛、越南北部、两广等地区已进入西汉的疆域。沉香，香气鲜明、典雅，且较为珍稀。岭南上层社会及西汉王族一直盛行熏香，汉武帝本人也热衷于奇花异木，沉香可能很早就进入了西汉宫廷。

在汉晋时期新增的、来自边陲和域外的香药中，就笔者所见，沉香进入植物文献的时间最早。记载岭南物产的东汉杨孚的《异物志》（1世纪后期）即载有沉香（“木蜜”）且记述准确，广为后人引用：“木蜜香名曰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岁，乃往看，岁月久，树根恶者腐败，唯中节坚，贞芬香独在耳。”（《法苑珠林》卷四九引）

《西京杂记》也有西汉使用沉香和青木香的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赵飞燕封皇后，同为宠妃的胞妹赵合德有书信记载送赵飞燕的35种贺礼，除“琉璃屏风”等物，还有“青木香”“沈水香”“九真雄麝香”及“五层金博山香炉”。书中另记赵合德喜欢熏香：其昭阳殿居处有“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

这一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今知西汉时宫廷盛行熏香，赵合德“杂熏诸香”是合理的；已出土的汉武帝时期的鎏金或嵌金博山炉，汉成帝时期的“五层金博山香炉”可初证。《西京杂记》中另记有“被中香炉”，现已发掘出同种唐代器物。自公元前110年沉香进入西汉疆域，到公元前16年有近100年的时间，因此汉成帝宫廷使用沉香是很可信的，也是很自然的。“沈水香”盖为沉香的早期名称之一，从文字上看，《西京杂记》记“沈水香”也符合早期的用字习惯。

“沈”字源于甲骨文，形如沉牛入水，表沉重、沉没；古无“沉”字，东汉后俗用讹为“沉”，故“沈水香”应早于“沉水香”。“沈木”盖言沉香为木质而又重于木。相关名称可见于1世纪杨孚的《异物志》，其称沉香为“木蜜”；而“沈水”的较早记载可见于3世纪《南州异物志》，言“置水则沉”，且也将沉香称为“木香”。故“沈木香”应早于“沈水香”。魏晋之后“沈”“沉”并用，多用“沉（沈）水香”“沉（沈）香”，也有“沉木香”，但已甚少“沈木香”。

青木香

青木香自魏晋时期即为道教最重要的香药之一。魏晋时期所用的青木香，常被认为是《神农本草经》所记之“木香”，汉时曾产于云南永昌。依此而论，则青木香的产地也在公元前110年前后进入西汉版图。也有学者认为魏晋前的青木香与“木香”并非一物，不产于本土，也是从印度、缅甸或西亚进口的。若此论成立，以西汉对外交流之发达，也完全可以实现（南北朝时青木香已从岭南传入）。

其他关于青木香的记载出现也较早。如东汉《黄帝九鼎神丹经》载有“沐浴五香”的语句，道家常将此“五香”释为青木香、白芷等5种香药。

东汉也有乐府歌辞言：“列国”胡商带来五木香及迷迭香、艾纳香、都梁香。道家常将五木香释为青木香：“青木华叶五节，五五相结，故辟恶气，检魂魄，制鬼烟，致灵迹。此香多生沧浪之东。”东方为青，“故东方之神人，名之为青水之香”。（《太丹隐书洞真玄经》）

3世纪的《南州异物志》对青木香已有较为准确的记载：“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法苑珠林》卷四九）

若按“青木香”为“木香”之说，则2世纪前的《神农本草经》已有记载：木香“主治邪气，辟毒疫温鬼”，“久服不梦寤魇寐”。魏晋时期的青木香指今菊科植物云木香的块根，又称木香、五木香、广木香等，自明末改称“木香”并沿用至今，而“青木香”则改指另一种马兜铃科植物。

苏合香、鸡舌香等

苏合香、鸡舌香、枫香至迟在东汉时已有使用。

如班固给班超的书信即载有从西域购买苏合香之事：“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氐马、苏合香。”（《全后汉文·与弟超书》）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盛产苏合香：大秦“多金银奇宝”，“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

汉诗有“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

汉尚书郎奏事，须口含鸡舌香（南洋所产丁香）。（《汉官仪》）

曹操曾嘱家人“烧枫胶及蕙草”，为居室辟秽，“枫胶”即枫香。（《法苑珠林》卷四九引《魏武令》）

广州南越王汉墓（公元前122年）中除发现多件铜、陶熏炉，还出土了装在漆盒中的香药，研究者称其很可能是乳香。该香药应是沿海路自北非或西亚传来，或从南洋转运而来。

《史记·货殖列传》（公元前92年）载，番禺（广州）是“果、布”的集散之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魏晋时常将“果、布”释为龙眼、荔枝、葛布等物。近现代以来，韩槐准等学者则将“果、布”考证为来自南洋的龙脑香，“果、布”为“果布婆律”之简称，是马来西亚语龙脑香Kapur-barus的音译，龙脑香也称“固不（布）婆律”。

汉代用香的兴盛属于生活用香的范畴

从目前的了解来看，笔者认为，汉代用香的兴盛，如熏炉的普及、香药品种的增多，属于“世俗”生活用香的范畴，是先秦熏香、佩香风气的延伸，少有祭祀和宗教色彩。

汉代熏香的主要用途不是祭祀，而是用于日常生活，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或是祛秽、养生、养性的方法。此时祭祀主要还是沿用先秦的燔柴、燃萧、供香酒等祭法。《史记》《汉书》等关于祭祀、神仙活动的记载也没有涉及熏炉或沉香、苏合香等香药。现在出土的香具中有许多是用于熏衣熏被的（包括熏笼、熏炉），也有许多熏炉是位于墓葬的生活区包括更衣场所，作为生活起居用品出现的，有的熏炉还与酒器、乐器放在一处。

关于用香的文献记载也大都与生活用香有关，如《西京杂记》载汉成帝宠妃赵合德居室“杂熏诸香”，“坐处余香三日不散”。《汉官仪》载尚书郎熏香、含香、佩香，有女侍“执香炉烧熏”，“握兰含香”。《全后汉文·与弟超书》载窦宪以高价从西域购买“奢侈品”苏合香。

博山炉虽然模拟的是仙山景象，但只是装饰性的造型，当时神仙之说盛行，模拟仙境的器物很多。文献中未发现博山炉与神仙方术有直接的关系，却知西汉的博山炉多用于日常生活，如鎏金银竹节熏炉即为汉武帝的日常起居用品。

“祛秽”是汉代熏香的一大功用，显然也属于生活用香。到东汉时，熏香祛秽的观念已十分流行，如诗人秦嘉曾向妻子寄赠香药，并在信中言：“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恶气”，“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去秽”。（《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与妇书》《答妇徐淑书》）俄藏敦煌文献所见《秦嘉重报妻书》有“芳香可以去秽”的字样。曹操也曾令嘱家人“烧枫胶及蕙草”为居室祛秽。

据笔者初步考察，魏晋后祭祀所用的香炉及各种香药似是“借”用了汉代生活用香发展出来的香炉及香药。西汉流行的熏炉可溯至战国熏炉，其前身并非商周祭祀用的鼎彝礼器，而是4000—5000年前作为生活用品出现的陶熏炉，是沿生活用香的线索发展而来，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熏炉（生活用香）—先秦、西汉熏炉（生活用香）—魏晋后的熏炉（生活用香兼祭祀用香）。

道教对熏炉与香药的使用似应视为汉代熏香的一种应用或是熏香盛行的一种表现，而不是西汉熏香得以发展的原因。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历来主张用香，但只是在公元前后才传入中国。公元前120年前后，熏香在西汉王族阶层已流行开来（广州南越王墓的时间为公元前122年，亦出土多件香具），至少一百多年之后，才有汉晋道教、佛教兴起并倡导用香，属于生活用香的熏炉（包括博山炉）和香药才逐步扩展到祭祀领域。东汉的早期道教有焚香、浴香等祭礼，但未见使用熏炉的记载。魏晋后的祭祀（除燔柴、燃萧）也开始使用熏炉和沉香等香药，迟至梁武帝天监四年（505），郊祭大典才首用焚香之礼，用沉香祭天、上和香祀地（有别于前代的燔柴、燃香蒿等祭法）。（《隋书·礼仪志》）迟至天宝八年（749），唐玄宗诏书“三焚香以代三献”，皇室祭祖才开始多用焚香。（《通典·禘祫》）

熏香的理念

兴起于西汉的香虽属生活用香，却也并非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其发展速度之快、地域之广，与“养性”学说在当时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汉初已很讲究养生、养性，“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汉代儒学、中医、道家学说俱盛，无论是内圣外王的儒家、羽化登仙的道家还是应天延命的医家，都倡导“养性”，遵净心、养德、养性为养生之本。熏香既芬芳“养鼻”，又可清净志意、安和身心，且香气轻扬，上助心性修为，下增世俗享受，加之上古就有以香气享神的传统，因此，熏香在该时期得到推崇和流行也在情理之中。

周秦之际的《吕氏春秋·去私》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这种禁重主张也反映出当时已很重视香气与身心的关系，主张恰当使用，而不为芬香所制。

汉初《春秋繁露·执贽》用郁金草酿制的香酒（鬯）来比喻圣德：鬯“取百香之心”，“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积美阳芳香以通之天”，“淳粹无择，与圣人一也”。

正是香气养性的观念塑造、推动了西汉的生活用香，推动了香炉与香药的使用，铸就了中国香文化的基石，也赋之以长久的生机并预示了它辉煌的前景。

香具：博山炉、熏球(www.xing528.com)

汉代熏炉的数量和种类都远多于战国时期。其材质以陶炉、铀陶炉、铜炉为主，有博山炉、鼎式炉、豆式炉等多种样式。当时的熏香大多是直接熏焚（一种或多种）香草、香木，（常在炉中放入木炭）所以炉腹的容积也较大。多带有炉盖，常在炉盖、炉壁及炉底开出较多的孔洞以助燃和散香。炉盖能防止火灰溢出，也可控制燃烧速度，使香气混合更为均匀。炉下常有承盘，用于承灰或贮水以增水汽。

汉·博山炉

博山炉是一种造型特殊的熏炉。炉盖高耸如山，模拟仙山景象（传说东海有“博山”仙境），饰有灵兽、仙人，镂有隐蔽的孔洞以散香烟。炉座下还常设有贮水（有贮兰汤之说）的圆盘，以润气蒸香，象征东海。焚香时，香烟从镂空的山形炉盖中散出，宛如云雾盘绕的海上仙山。具体炉具各有变化，灵兽的种类、炉柄的高度等都有所不同。初期多为铜炉，后来也有许多铀陶炉、彩绘陶炉。除了居室熏香，博山炉还用于熏衣、熏被、取暖，魏晋后也多用于祭祀焚香。

博山炉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从西汉到南北朝的700百年间十分流行，且多为王公贵族所用，还包括仙境、天地、山海等丰富的造型，故也是汉晋时期地位最高、最为特殊的一类熏炉，常被视为汉代工艺品的重要代表。西汉刘向还有咏博山炉的铭文：“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古代有“博山之前无香炉”的说法，至今多有流传。今知此说不实，现已发掘出很多早于博山炉的熏炉。可参见“香具·博山炉”一节。

汉代多用熏笼为衣物熏香。熏笼形如在熏炉外面再罩上一层竹笼（或石、玉等材质），衣物可搭挂在竹笼上，形制有大有小，可熏手巾、衣服、被褥等。熏衣、熏被既能为衣物添香，又能除菌、辟虫、暖衣被，营造舒适的氛围，在生活讲究的汉代（及魏晋）上层社会十分流行。

据《西京杂记》载，西汉时已有现在所说的“熏球”，丁缓曾制出“被中香炉”（三层转轴），其发明者是更早的房风：“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

熏球可算是一种结构巧妙的“可自由滚转的球形熏炉”，又称“香球”，多以银、铜等金属制成，球壁镂空，球内依次套有三层小球，每个小球都挂在一个转轴上（转轴与外层球相连），最内层悬挂焚香的小钵盂。熏球转动或滚动时（三维旋转），在钵盂的重力作用下，三层转轴相应旋转调整，钵盂则始终能保持水平，香品不会倾出。这种熏球即使在床上和被褥中也能使用，亦称“被中香炉”。熏球常设有提链，可出行时使用或悬挂于厅堂、车轿中；可加设底座，便于平放。也有较为简单的熏球，仅套一层（或两层）小球，只能作一维（或二维）旋转。

唐代·熏球

司马相如《美人赋》记载了更早的、汉景帝时的“金鉔”：“金鉔熏香，黼帐低垂。”（《古文苑》）按宋代章樵的解释，“金鉔”是可以旋转的“香球”，相当于现在的熏球。“金鉔”一词后来使用较少，它应是指熏球或其他可以转动的熏香器物。

早期的和香

汉代不只熏烧单一品种的香药，还常用多种香药来调配香气。

西汉前期已有混合熏烧多种香药的做法（常加入木炭）。马王堆一号墓就发现了混盛高良姜、辛夷、茅香等香药的陶熏炉。这种“多种原态香材混于一炉”的香品可算是“早期的和香”（和香：以多种香药配制的香品，如香粉、香丸等，常有特定配方）。

不迟于西汉中期，岭南地区还使用别致的“多穴熏炉”来调配香气。南越王墓曾出土四穴连体熏炉，该炉由4个互不连通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可同时焚烧4种香药。

《西京杂记》所记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杂熏诸香”，可能也是指“混合熏烧多种香药”。如《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交趾太守士燮常以“杂香细葛”赠孙权。

西汉·四穴铜熏炉

据笔者初步考察，对和香的较早记载可见于东汉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此经言及炼丹要领：“结伴不过二三人耳，先斋七日，沐浴五香，置加精洁。”此“五香”常认为是指青木香、白芷、桃皮、柏叶、零陵香。

3世纪时，和香已有较多使用。另有宋代典籍言及汉代和香，但其可靠性尚待考察。

南越王墓出土的多穴熏炉适于直接熏烧原态香药，若有了和香则其不必再用。而迄今为止罕有此类熏炉出土，或也提示出，从多穴熏炉的使用（公元前122年之前）到和香的出现，其间隔时间并不长。

早期道教用香

道家思想与中华文明同源，敬祭天地山川、宗庙社稷的传统，上古燔柴升烟的祭礼都体现了传统文化顺天应人的思想，也是道家观念的体现。

道教与香更有深厚的渊源。西汉的神仙方术或许也曾使用熏香，到东汉时，早期道教已较多采用熏香、浴香为祭礼。较为重要的一些道教经书已有关于香的记载，如《太平经》有：“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三洞珠囊》卷一《救导品》引）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亦多处言及用香：炼丹须选深山、密室等幽静清洁之处，选择特殊日期起火，同行者须志同道合，还要“沐浴五香”。起火前须行祭，除置备酒、牛羊脯、米饭、枣等供物，还要“烧香再拜”。丹成服药时，也要“斋戒沐浴五七日，焚香”。（“五香”为青木香、桃皮、柏叶等5种香药）

《太清金液神丹经》也载有焚香的祭礼，并且言及沉香：“祭受之法，用好清酒一斗八升，千年沉一斤。”“千年沉”应是指上等沉香。沉香之形成，需树脂等成分缓慢聚积、熟化，时间越长品质越好，也有上百年以至数百年的沉香。

汉武帝与香

汉武帝时期是汉代用香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在香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汉武帝对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他的卓著功绩在客观上促进了香药的输入：畅通丝绸之路，使国外的香药得以经西域入汉；统一西南和岭南地区，便利了南部边陲地区的香药北传，域外香药也可通过岭南地区的港口运入内地。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类香炉“博山炉”也与汉武帝有颇多关系。汉武帝之前已有博山炉（战国时期），但目前能确定纪年的熏炉中，规格最高、最为精美的博山炉则是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如出现于武帝即位后5年（前135）的“鎏金银竹节熏炉”（茂陵陪冢出土），雕饰九龙，初为武帝所用，后归他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和卫青。另有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为其异母兄长、中山靖王刘胜所用。由于武帝陵在历史上被多次盗抢，现难以更多地了解武帝使用的香具，但从竹节熏炉与错金博山炉来看，他应有十分精美的熏香器物。并且，这两件熏炉只是出现在武帝在位时的前二十余年，其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可能还有更为精美的香具。

博山炉的广泛使用及熏香风气的扩展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博山炉能在西汉快速流行开来并享有很高的地位，或许与汉武帝的推重有关。武帝奉仙好道，极为虔诚。他广置宫台，八封泰山，数次东巡临海，“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考神仙之属”（《史记·孝武本纪》），对象征仙境的博山炉也应多有青睐。宋《考古图》载，汉王侯至封地就职，则“赐博山香炉”。汉武帝时的南北各地的侯王墓均发现了制作精良的博山炉，或许当时即有以博山炉分赐诸王之事。

六朝时期的一些志怪小说及记载百科奇闻、地理博物的书籍常将奇香异香、神仙故事与汉武帝联系在一起，并有各地官吏、邻邦诸国进贡各种异香的记载，例如：

《博物志》记祛除长安瘟疫的异国香品：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因其外观平常，“大如鸾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后长安中大疫”，“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瘥，长安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

《述异记》记能聚生暖气的“辟寒香”：“辟寒香，丹丹国所出，汉武时入贡。每至大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自外而入，人皆减衣。”

《汉武内传》记武帝焚“百和之香”迎西王母：“武帝修除宫掖，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帷，燃九光之灯……以候王母降。”

《拾遗记》记武帝梦中得李夫人授“蘅芜香”：“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

《洞冥记》记武帝以“怀梦草”得梦李夫人：“有梦草似蒲色红，昼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梦。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因改曰怀梦草。”

汉武帝与香的故事也是魏晋后文学作品的常用题材。如白居易有乐府诗《李夫人》（武帝对宠妃李夫人早亡深为悲恸，以皇后之礼葬之，命人绘其像挂于甘泉宫）：“夫人病时不肯别，死后留得生前恩。”“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中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魂之不来君心苦，魂之来兮君亦悲。”“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咏香诗文：朱火青烟

西汉气势壮美的大赋常写香草香木，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就以华美的辞藻描绘出遍地奇芳、令人神往的众香世界，如《子虚赋》言“云梦泽”之胜景：“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芎䓖菖蒲，江离蘼芜……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大意是：云梦泽东有种种芳草：蕙草、杜衡、兰草、白芷、杜若、射干……北有森林巨树，黄楩、楠木、樟木、桂树、花椒、木兰……

司马相如《美人赋》写“金鉔”：“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熏香，黼帐低垂。”

西汉后期有博山炉刻有刘向的《熏炉铭》，描写雕凿精美的铜博山炉，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描写香炉的诗文：

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

《汉书·龚胜传》有：“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熏草因芳香而被焚烧，灯油因能发光而被销熔，感叹其因才能而招灾祸。

东汉中期之前的咏香诗文，主要是承续了先秦吟咏香草的传统，涉及熏（烧）香的作品较少。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文人可能较少使用熏香。熏烧时香气较浓的香药大都来自边陲或域外，稀少珍贵，即便是有一定地位的朝中官员也难得享用，如桓帝时侍中不知鸡舌香，这或许是文人较少用香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文人自身的原因，东汉中期之前的文人有较重的宫廷侍从或御用文人色彩，也尚未形成较为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阶层，其作品集中于歌功颂德或宣扬经学道理，较少涉及文人的自身生活。

东汉中后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文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个体生活和人生体验，出现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乐府诗以及反映文人日常生活的散文。许多作品情感真挚、朴素、清新，将汉代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也成为魏晋文学“觉醒”的先声。在这批中国文学史上最早“觉醒”的诗歌与散文中，即出现了咏香（熏烧之香）的佳作，如名篇《四坐且莫喧》及秦嘉夫妇的往还书信，另有《艳歌行》《行胡从何方》《孔雀东南飞》《上山采靡芜》等也涉及香药（香草）、香囊。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以新的面貌继承了先秦文人佩香咏香的传统。

《四坐且莫喧》描写博山炉，文辞清新，高古中透苍凉，颇有神韵：“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燃其中，青烟扬其间。顺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一作“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博山炉炉盖“崔嵬”如山，“铜盘”作托盘，熏烧“蕙草”。

《行胡从何方》言及“列国”胡商带来五木香、迷迭香、艾纳香、都梁香。

《艳歌行》有：“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有：“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繁钦《定情诗》亦有：“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上山采靡芜》言及香草靡芜：“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与五言诗的兴起同步，散文也多新鲜气象，诗人秦嘉、徐淑（徐淑擅五言诗，汉代著名才女，与班姬、蔡琰齐名）夫妇的往还书信为文学史上的名篇。两人感情深厚，书信感人，且屡屡涉及香。

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在位），秦嘉为官在外，徐淑在娘家养病。秦嘉因公务须赴京城久居，便遣车马接迎徐淑，但她因病未能随车而还。秦嘉又寄赠了明镜、宝钗、好香（指香药）、素琴，并在信中言：“间得此镜，既明且好，……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宝钗一双，好香四种，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娱耳。”

徐淑盼丈夫早归，回信情意深厚：“镜有文彩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镜鉴形，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婕妤有谁荣之叹。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艺文类聚》卷三二引《又报嘉书》）

近年面世的俄藏敦煌文献中，也有秦嘉、徐淑两人的书信，其文字更多，文辞更平实，似更接近原书。其中秦嘉信有“芳香可以去秽”；徐淑信有：“览镜将欲何施，去秽将欲谁为。”《艺文类聚》作“芳香可以馥身”，行文更为优美，而从当时用香的情况看，敦煌文献强调“去秽”而非“馥身”，应更为真实。

由此亦知，不迟于东汉后期，“好香”已是堪与明镜、宝钗、素琴并列的雅物、珍物，三国时期多见的赠香之事应是汉代风气的延续。

至于秦嘉、徐淑故事，相传是个不幸的结局。后来秦嘉赴京为官，不幸早亡，徐淑千里奔丧，后抑郁而逝。可叹恩深义重，终成一段悲情，《诗品》亦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

“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情动后人，余音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