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式参考，本土风格——探寻印度家具的独特魅力

欧洲对印度艺术和制造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最早在联合东印度公司^[5]刚成立的时期，施加影响的是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后来则是1664年在那里成立贸易公司的法国人，最后则是英国人，而第一份老东印度公司的特许令早在1600年就已签发。因此欧洲品位控制了几乎所有装饰性物品，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件以本土观念为主导的装饰物，在设计上都是欧洲风格。因此，确定印度在莫卧儿帝国时期（1505-1739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家具就变得很重要，即便这部分家具的数量很有限。1739年，波斯人在纳迪尔沙阿（也称塔马斯普·库里·汗，Tahmasp Kuli Khan）的带领下入侵印度，摧毁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本属莫卧儿的国土被各个小领主瓜分。

莫卧儿帝国曾经的华美王座和仪典座椅皆为精致镀金，椅腿或底座有时为车木腿，一些部件饰有雕花；椅子造型有如沙漏，或者说像两只底对底叠放的碗，上半部分延伸成为很高的靠背。拉西内先生那笔酣墨饱的巨著——《服饰历史大全》足足有20卷，1876年在巴黎出版。书中以插图再现了弗朗索瓦-安布鲁瓦斯·迪多（François Ambroise Didot）先生收藏的一些微型画。插图以优质金银漆和彩墨印制，画面细腻精美，完美地展现了印度的君主们端坐在仪典座椅上的景象，座上带有象征皇室威严的华盖。宝座上的嵌板与装饰上点缀着花卉图案，有单独的花头，也有完整的植株；颜色以明亮的红、绿色为主，而嵌板或椅背的底色为银色，饰有阿拉伯式样的卷曲花纹；其他部分完全镀金。长榻为长方形，四条雕花车木腿支撑，高约8英寸或10英寸，也为镀金。本地风俗常奉茶点，因而另设可由奴隶抬进房间的小几来摆放点心，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家具了。图中女眷房中的女士们坐在豪奢的地毯上，墙壁以金银五彩装饰，装饰风格与拱形门窗、雕花镀金大门呼应相宜，也和这些印度宫殿中主人身上鲜艳夺目的服饰交相辉映。

莫卧儿帝国势力瓦解以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引发了设计风格的杂糅，同时伴随着风俗礼仪的更改，这使得我们现在所知的“孟买家具”逐渐成型。把那精密考究的雕花用在与之完全不相配的葡萄牙、法国造型的椅子和长榻上面，或是用在我们熟悉的圆桌、椭圆桌上，将其雕刻到无法辨认的境地，这就是“孟买家具”风格的实例。此类家具偶尔能在英裔印度人家中得见，他们雇用本地工匠为自己打造此类家具，提供欧洲式的桌椅作为参考模型，装饰细节方面则全权交给本土风格。南肯辛顿印度博物馆中有几件这样的孟买家具，还有几件锡兰人制造的作品。

这股影响还波及了银器、珠宝、织毯、刺绣和陶艺，它破坏了印度设计和工艺中那种古趣盎然而又怪诞奇异的风格。从送往南肯辛顿参加1886年举办的殖民地展览会^[6]的展品中就能直观感受到这种影响带来的破坏。不过这部分问题并不属于本书要谈论的。

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琼斯（John Jones）系列收藏中，有两把象牙雕刻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整体镀金，椅子部分镀金。英国殖民军猛攻迈索尔邦国的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时，曾经从人称“迈索尔之虎”的苏丹王第普·沙西布（Tippo Sahib）手中夺来一套家具，这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是那套家具中的一部分。印度总督瓦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将这套家具带回了英国，献给了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王后去世后这套家具便被拆散，第一任隆兹伯勒伯爵大人购买了其中一部分，现出借给了贝斯纳尔格林博物馆（Bethnal Green Museum）。

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周年纪念庆典收到的众多礼物之中，也有一些印度工匠打造的非常气派的象牙家具，在温莎城堡中可以一观。这些作品和琼斯系列收藏中的藏品一样，虽然在涡卷纹、花卉和叶饰处理方面完全是印度特征的，但在整体形状和结构上清晰地显示出法国风格的影响。盒子、锣架之类的物件，用材有白檀、黄檀或黑檀木，作雕花装饰，并佐以玫瑰木线条；在这类小件家具物品上应用的印度装饰，有一个独有的特征：即木材表面带有红漆涂层，无装饰的部分高度抛光，而雕刻装饰部分则不作打磨保持哑光。这样处理的物品具有红色封蜡制品的逼真效果；精细的雕刻纹样和整体处理常常让人觉得那是用精刻的模具在蜡料上压印制成的。插图5-4展示的精美小箱便属于这类制品，曾于1851年展出过。

大件的印度雕刻木制品材料为柚木，笔者所知最精致也最具特色的是两扇折叠门。它们曾是送给印度政府的礼物，现存放在印度博物馆中。这是十七世纪的作品，据说曾是拉贾斯坦邦卡劳利县（Kerowlee）一家图书馆的大门。门框为柚木，外框装饰着以高浮雕表现的叶纹雕花饰带。门的主体分隔成形状奇异的嵌板，然而组合的方式又保持了充分的规则感，十分悦目。一部分嵌板上有雕花并饰以象牙制成的花朵，另一些嵌板中央装点着象牙雕成的圆花饰，底板衬以红绿染色的云母片，这种装饰方式在一些阿拉伯风格作品中也能看到。几乎无法用语言充分形容这两扇门；它们应该作为印度本土设计及制造工艺的珍品范例来仔细研究。波伦先生曾对它们作出颇为细致的总结：“这两扇门，就其形状和比例之优雅，其框架与局部组合之得当，其装饰线条、嵌板雕花与装饰而言，我们暂时举不出比其更有启发性、信息更丰富的样本。它们的装饰风格令我们想起威尼斯圣马克大教堂的镂雕栅格。”

在印度博物馆中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印度本土家具，那是一把贴满纯金金箔的八角形椅子，造型仿似两只碗倒扣叠放，装饰着敲花塑型^[7]的茛苕叶形^[8]和莲花。这是十八世纪工匠的作品，曾是印度旁遮普地区锡克王国的国王玛哈茹阿佳·兰吉特·辛格（Maharaja Ranjit Singh）的财产。椅子上的贵金属以东方技法薄薄铺上，金箔下的木料承担重量。本来维多利亚女王要在帝国研究院建立庆典时使用这尊宝座，但在最后一刻选择了另一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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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印度雕漆小箱

印度博物馆还藏有一套石膏模型，再现了一些寺庙宫殿的局部，建筑所属时代从历史早期直到当代。其中几件石膏模型曾在1886年出借给当时的殖民地印度进行展出。

仔细研究这些石膏模型的装饰细节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曾在罗马帝国时期完全占据亚洲较文明地区的拜占庭风格，在中世纪的剧烈变迁后依旧保存了下来。本土工艺或多或少地受两种影响左右——一边是印度支那神像雕刻工的影响，另一边则是开辟新大陆的葡萄牙拓荒者们的欧洲理念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种无法以某种流派名称去定义、也难以描述的装饰木工艺风格。英裔印度博物学家、作家乔治·伯德伍德爵士（George Christopher Molesworth Birdwood）在他关于印度艺术的著作中指出，大约100年前，移民印度的波斯设计师和工匠影响了印度设计风格。印度博物馆中的展品就显示出这种影响带来的结果，后文将会简短地介绍这些影响，并以此作为印度作品部分的结尾。

有一件印度紫檀制的仿制品，仿造了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一扇雕花窗，再现了柱子支撑着的悬垂上楣和装饰性窗拱，窗户表面满覆装饰细节，是十六、十七世纪作品的绝佳范例。柚木所造的住宅房屋正墙门脸上饰有雕花，曾经上漆以突出雕刻效果的地方现在仍然留有漆痕。当时艾哈迈达巴德的雕刻工匠以其木工手艺闻名，而这个柚木门脸正展现了他们的技艺。

有一扇漆工屏风，局部看上去很像压花镀金皮革——图案是金色，背景或黑或红，饰有称作“镜面马赛克（mirror mosaic）”的独特克什米尔工艺饰品，能够让我们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的印度装饰风格形成较好的认识。嵌板上的小块几何纹样中镶入小镜子，产生装饰效果；将嵌板拼接到一起，一面十分华丽的天花板就形成了。

缅甸贡榜王朝国王锡袍（King Theebaw）的床架自曼德勒（Mandalay）运入本国，正是上述这种玻璃与木料结合的范例，这种手法可以达到很强烈的装饰效果。木料经过雕刻和镀金，嵌入小片镜子和各色染色透明玻璃，模仿出金制底座镶嵌无数珍贵宝石的样子。

国王爱德华七世（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部分礼物——雕刻着狮形扶手的椅子和镶嵌乌木与象牙的印度紫檀桌，也都显示了上文所述的欧洲对印度设计风格的影响。

在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些现代装饰性物品，其中有许多盒子、笔盘、文具盒，甚至相册，均为木条和象牙马赛克拼镶制品。拼镶图案这样制作：将锡丝、檀香木、乌木、本白或染绿的象牙制成细条摆放在一起，细条捆扎成束，截面为三角形或六角形，截成小块嵌入待装饰的物品表面。

纸雕和漆工也常常出现在小件家具作品中；印度画家的画作藏品也证实，印度工匠在设计和制作方面技艺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