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家具魅力解析

4-1　首字母装饰图——十七世纪椅子

4-2　沃尔特·雷利爵士家中的橡木壁炉架。爱尔兰约尔。据称出自一位佛兰德斯艺术家之手，当时特意请他到约尔制作这个壁炉架和其他一些木雕作品。

在“文艺复兴”一章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艺术在英国的伟大复兴。从伊丽莎白时期的橡木壁炉架、嵌板和家具中，能够看到文艺复兴所带来的自由古典风格的不同形式。在英国，流行趋势的波动从伊丽莎白时期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到那时，家具设计中才出现一种迥异于前期的变化，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说明。

英国人的家庭生活习惯逐渐形成。我们已经看到，在之前宗教改革期间的君主执政时期，宗教迫害催生出了更为私密的家庭生活。主人们往往躲在小房间内谈话，以远离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仆人们。仆人们可能将自己无意间听到的信息泄露出去，随时可能给主人带来灭顶之灾。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写于1600年的一封信中有一段优美的文字，从中能看出，那种形式的家庭生活正逐渐成为其同胞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一个人体面的府邸和宅第是展示其殷勤好客的剧场，是其实现自我的住所，乐享生活的载体，也是留给子嗣的遗产中最为宝贵的部分。它就如同一个私密的公国，不，因为以上特点，坐拥一座府宅简直就是拥有整个世界的象征。因为，完全值得花心思好好装饰一番，以便与主人的地位相称。

亨利·沃顿爵士是1604年英国驻威尼斯的大使，据说那个广为人知的对“大使使命”的定义就出自他之口。他说，大使就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派驻到别国撒谎的诚实人”。这话触怒了詹姆士一世，也使得他在一段时间内很不受人待见。大约20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建筑学要素》的著作。作为一名古文物研究者和有品位之士，他还将不少有名的意大利木雕作品寄送回了国内。

在詹姆士一世和他的继任者执政时期，伊涅戈·琼斯——我们英国的维特鲁威，声名鹊起。他抱着复兴帕拉第奥及其学派的热忱，带着研习古罗马古典建筑后所获取的知识与艺术品位，从意大利学成归来。他开始为他主持建造的大楼内部设计木制装饰，其影响力也随即体现出来。在他所珍藏的帕拉第奥著作（现存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图书馆）中，有这样一条有意思的批注：

“以上帝之名，阿门。1614年1月2日，我在罗马将以下这些设计与遗址做了比较。——伊涅戈·琼斯”

次年他从意大利回国，被任命为国王的御用测量师，一直辛勤工作至1652年辞世。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很多设计都没有从图纸变为实物，很多建成的也已毁于大火。原来的白厅宴会厅（即现在的白厅教堂）、科芬园^[1]的圣保罗教堂、查令十字路口附近的老水门（最初是作为第一任白金汉公爵府邸入口而设计的）、女王街南侧55-56号的林肯律师学院、一两座纪念碑和门廊，都属于这位大师留给我们的代表作。至于室内设计，则有阿什伯纳姆庄园（Ashburnham House）留存下来，以其静谧高贵的风格提醒我们勿忘这位大师。在提到其内部的扶梯、石膏饰品和木制品时，曾有人说：“所有作品都留下了查理一世时代的印记。”由于这些内饰很可能确实完成于查理一世时期，因此上述说法意在表明，在木雕工艺变得放纵狂乱的十六世纪末，我们还能在伊涅戈·琼斯或受其学派影响所设计的室内装潢中，看到一种更为宁静与节制的风格。

插图4-4的木版画展现的是福特堡的国王寝宫的一部分，据《艺术杂志》（Art Journal）的一篇文章称，它仍然保留了弗洛登^[2]战场的回忆。房间位于最北面的塔楼上，外观严肃冷峻，仍保有边塞堡垒的建筑特征。房间内可远眺那个著名的战场。一把椅子上标示的年份是1638年，另一把则是五六十年后荷兰人设计的作品。但是文章作者提及的房间内的旧家具，如带织锦床帷的橡木雕花床架、橡木衣橱等，在图中几乎不可见。

4-3　白福丽特宅邸内的壁炉架。时期：詹姆士一世早期

4-4　福特堡的国王寝宫（局部）

4-5　橡木雕花大茶几。

4-6　橡木雕花椅。左椅存于阿宾顿公园，右椅存于木工同业公会会馆（图片均出自南肯辛顿博物馆相册集）。时期：十七世纪早期（英国）

亨格福德·波伦先生告诉我们，大多数所谓都铎式房屋其实都建于詹姆士一世时期。这也许就能解释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时期的许多建筑和木制品看起来属于更早时期。

一些木质壁炉架的插图显示出这种变化。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了三四件石砌壁炉架，上部均为橡木雕刻，现已查明制作时间为1620年前后。它们是从伦敦城莱姆街的一座老房子里拆卸下来的，能让我们对伦敦商人屋宅的室内装潢有所了解。本书展示的壁炉架与其同类相比，有着更为丰富的细节。其他壁炉架用以支撑壁炉的柱子多朴实无华，只有爱奥尼亚式或陶立克式的柱头。这些壁炉架与伊丽莎白后期的相比，嵌板上的浮雕较浅，图案也更为简单。

笔者所研究的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家具中，年代最早的当属木工同业公会的八角桌（插图4-5）。插图取自上一章中提到过的朱佩先生（Mr.Edward Basil Jupp）的书，可惜没有准确充分地表现出那张桌子。桌子非常漂亮，直径约为3英尺3英寸。桌腿间的拱肩上刻有“R.W.”“G.I.”“J.R.”和“W.W.”的字样，是理查德·怀亚特（Richard Wyatt）、乔治·伊萨克（George Isack）、约翰·里夫（ John Reeve）和威廉·威尔森（William Wilson）姓名首字母的缩写，他们是1606年时在公会任职的首席工匠和理事。“1606”的时间标记刻于其中两个拱肩上。虽然装饰性桌腿带有一些伊丽莎白时期的特征，但处理手法要收敛得多，大型的橡子形构件更加细长而精致，装饰整体而言也更加柔和。这是詹姆士一世早期家具中一个典型的样例，也是笔者所知的此种形状和品类中唯一的一件。它保存得相当完好，只有顶部略有开裂。看得出工匠在制作这张桌子时颇费心力，技艺也已相当纯熟。

科学与艺术部有一本相册可供参考，其中不仅有其辖下不同博物馆所藏样本的图片，也有那些临时外借的展品的图片。插图4-6中的两幅图片就出自该相册，承蒙摄影部琼斯先生的大力协助，笔者得以随意翻阅该图册。左边那把椅子来自阿宾顿公园，据说曾为莎士比亚的孙女巴纳德夫人（Lady Barnard）所有，另外一把还能在木工同业公会大厅里得见其真容。

在蒙克斯韦尔街的理发师同业公会会馆里，有一个靠八边形穹顶采光的议事厅，由伊涅戈·琼斯设计。这个房间曾在理发师兼任外科医生的年代里^[3]作为解剖室使用。大厅内有三四张这一时期的桌子，四条桌腿用撑档连接，朴实无华。压模成型的桌面边缘同样没有装饰。这些朴实的橡木厚桌板和撑档都经过翻新，但都忠实地保留了原有风格。不过桌腿是原件，是带有朴素的车制柱头和基座的简单柱子。在一些乡村老宅里，也能找到这一时期的其他桌子，巴斯侯爵的朗利特庄园里就有一张。笔者得知，那张桌子的一端有一个小抽屉，巴斯侯爵祖先的仆人们玩一种名为“铲硬币”的游戏，玩游戏所用的铜钱就搁在那个抽屉里。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会礼堂，同样也有一张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朴实无华的大桌子。它的宽度是同时期其他桌子的两倍，非常独特。由于牧师会礼堂一直到最近几年才不再作为档案储藏室使用，这张桌子很可能不是餐桌，而是另有其他用途，因而需要特别加宽。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一章中，我们曾提到过卡尔特养老院，那是1611年由托马斯·萨顿购置的，至今仍保留着当初购置时的用途。如今在它的小教堂中，还能看到创办者放置的那张圣餐桌。桌子由橡木雕刻而成，桌底中部有一排纵向排列的桌腿，四角也各有一条桌腿支撑。这些桌腿，尽管同我们之前已经提及的理发师同业公会会馆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会礼堂的桌子一样线条洗练，桌腿最下面三分之一却有雕饰，桌子的中楣也同样有浅浮雕。支撑风琴台的木质围屏雕饰华美，也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作品。

4-7　橡木壁炉架。拆自伦敦莱姆街的一座老房子。（藏于南肯辛顿博物馆）时期：詹姆士一世时期

4-8　橡木餐具柜。（藏于南肯辛顿博物馆）时期：威廉三世时期

4-9　诺尔庄园座椅。绯红色丝绒包面。时期：詹姆士一世时期

南肯辛顿博物馆有一口橡木雕花橱柜，正中的嵌板上雕刻着“三博士来朝”^[4]的场景，制作时间为1615-1620年。橱柜置于一个支架上，支架正面有三条腿，背后有两条腿，与伊丽莎白时期的雕花支架相比，明显要质朴古雅得多。模压嵌板构成支架的中楣，是整个抽屉面板上唯一的装饰。每个抽屉面板正中都有一个用于开合的圆把手。这口橱柜与充当支架的桌子很可能并非原配。前页的插图展现了这个支架，它是这一时期，即十七世纪早期雕刻工艺的出色代表。1891年，博物馆从“黑尔斯通典藏”（Hailstone Collection）购入了一把圆形靠背扶手椅。尽管椅子的制作年份是1614年，其设计却出人意料地具有明显的伊丽莎白时期（1558-1603年）的特征。

说起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家具，没有哪家馆所仍在使用的家具藏品能超过诺尔庄园（Knole House）。宏伟的诺尔庄园为萨克维尔（Sackville）家族的宅邸，是后来各位多塞特伯爵（Earls of Dorset）的产业。庄园内有一间卧室，据说专为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到访而设。承蒙现任萨克维尔爵士慷慨，公众仍能见到那时留下来的床榻。床幔原为深红色丝绒，现已褪色，上面有精心绣制的金丝刺绣，据说耗资高达8000英镑。房间内椅凳坐具基本都还放置在原位上。

看到这套家具的木刻工艺，我们会禁不住猜想它们应当与威尼斯工匠有着某些渊源。这套家具很可能是从意大利进口，或是引进图样后复制而成的。那一时期的整套家具大概包括六个凳子和两把扶手椅，几乎完全为丝绒包面，椅腿如上下端不封口的8字——据笔者研究，这种椅腿即源自威尼斯。在诺尔庄园的“莱斯特”长廊里，有一幅荷兰肖像画家丹尼尔·米滕斯（Daniel Mytens）绘制的国王肖像画。国王就坐在一把这样的椅子上，画像下方放置的椅子据说与图中的一模一样。与本书插图中的椅子极为相似，该插图根据查尔斯·伊斯特莱克先生的一幅画作复制而成。

在同一个长廊内，还有三把长椅，或称卧榻，均为深红色天鹅绒包面。其中一把有一个可以调节的架子，两头都能随意降低，可变成一个更舒适的躺椅。

这把长椅是詹姆士一世时期家具的杰出代表，查尔斯·伊斯特莱克先生在《家居品位指南》（Hints on Household Taste）中对其进行了描述，并附有手绘插图。他这样写道：“接头处‘榫’得严丝合缝，被牢牢地固定住，以确保能长期使用。靠背近似椅背，顶端只有一根横档，但椅背后另外一根横档起到了加固作用。”马库斯·斯通（Marcus Stone）的名画《失窃的钥匙》（The Stolen Keys）中，画的就是这把长椅。插图4-10的扶手椅也属于这套家具。诺尔庄园另有一个房间，其中的家具据说是詹姆士一世国王赠送给与多塞特家族联姻的第一任米德尔塞克斯伯爵（Earl of Middlesex）的。笔者得到了一张该房间的照片，相比冗长的文字，能让读者对这个房间有更好的认识。

比较诺尔庄园家具和同一时期受到伊涅戈·琼斯影响的风格更为简朴的桌子和其他木家具，可以看出当时在英国有两种不同风格的装饰性家具并存。其中一种简单朴素，体现了伊丽莎白时期雕刻艺术奇异的自由风格；另外一种则师承威尼斯装饰性木艺，涡卷纹上饰有丘比特形成凳腿，这些装饰性凳腿由撑档相连。在诺尔庄园的国王卧室里，凳子撑档上设计有飞翔的丘比特簇拥着王冠。这种类型的家具多为镀金，诺尔庄园里的也不例外，黑漆之下仍可见金箔的痕迹。

4-10　扶手椅。丝绒包面，四周饰有流苏和铜钉。（查尔斯·伊斯特莱克先生根据诺尔庄园原件绘制）时期：十七世纪早期

4-11　诺尔庄园“闪光”卧室。家具由詹姆士一世国王赠送给第一任米德尔塞克斯伯爵。（照片由肯特郡赛文欧克斯的柯克先生摄制）

伊斯特莱克先生造访了诺尔庄园，仔细研究了里面的那些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家具，并精心绘制了素描图。前文提及过他的著作，其中便有关于这些家具的详尽描述和精美插图。他提到，他在一把高背长椅的垫圈下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古英语文字，说明了这儿的某些家具制作于1620年。莱昂内尔·萨克维尔·韦斯特（Lionel Sackville West）先生在写给笔者的信中，也援引传家宝名录，确认了这一年代。这同时也佐证了笔者的另一个观点，即这一时期某些雕饰更为丰富的家具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母堂内，有一尊纪念1625年去世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教士会会长约翰·博伊斯（John Boys）的纪念像。教士会会长坐在他图书室的桌边，桌腿是车木腿，桌面上铺着织锦桌布。石雕展示房屋局部沿墙摆放的书籍，整个布置与如今的书房相差无几。还有不少其他的纪念像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家具，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内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一个孩子的纪念像，离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纪念像不远。孩子的塑像为真人大小，躺在那个年代精雕细刻的摇篮里。

位于肯辛顿的霍兰德庄园（Holland House）是詹姆士一世时期华屋美宅的绝佳范例。当然，人们对它充满兴趣，主要还是与“福克斯的侄子和格雷的挚友”——第三代霍兰德男爵^[5]密不可分。他在霍兰德庄园的围墙之内，聚集了一批当时最聪明、最尊贵的才俊^[6]，用家族的深厚传统——友好和殷勤主持着这一圈子。

在论述霍兰德勋爵的文章末尾，麦考利（Macaulay）以其无与伦比的描写功力，告诉我们“在那个圈子里，每一种才能和技艺，每一门艺术和科学，都有其用武之地”，因而充满魅力、令人着迷；他还列举了很多圈内成员的名字，并详细阐述了“那座古宅被施与的高贵和远比高贵更令人称羡的善意，慷慨悦纳，热情待客”。列支敦士登公主（Princess Liechtenstein）也在《霍兰德庄园》一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与这一著名建筑有关的不少历史事件的有趣记录。

霍兰德庄园中还有很多让人感兴趣的物件，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承蒙伊尔切斯特夫人（Lady Ilchester）许可，笔者得以详加考察。但鉴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十七世纪，所以还得回到对那一时期家具和木制品的论述上来。

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霍兰德庄园于1607年由当时在肯辛顿拥有大片领地的沃尔特·科普爵士（Sir Walter Cope）开始兴建，始建时名为“科普城堡”。科普的女儿嫁给了亨利·里奇爵士（Sir Henry Rich），亨利于1624年获封霍兰德伯爵，1649年被议会党人处死。正是他为霍兰德庄园增建了侧楼和拱廊。列支敦士登公主告诉我们：“根据传说，第一任主人的孤魂会在午夜时分从一扇密门后面走出来，手里拎着自己的头颅，慢吞吞地走过一个个昔日令他倍感荣耀之地。”

庄园里有一些制作于十七世纪早期的完好的旧木器。著名的“白厅”（white parlour）里有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嵌板和壁炉架，保存完好，展现了当时最好的品位和格调。镶板由未经雕饰的粗犷板条组成，间有扁平的壁柱，柱体带凹槽，柱头有雕饰。支撑“锯齿状”飞檐的桁架之间的装饰带上镶有嵌板，嵌板用格纹图案浮雕细工加以修饰，有一种简单而具有装饰性的建筑效果，是英国对文艺复兴的最佳诠释。“镀金房间”是传说中鬼魂开始夜游的地方，由意大利画家、织锦设计师弗朗西斯科·克雷（Francesco Cleyn）设计，他同时也为国王服务。^[7]这个房间当时是为一场庆祝查理王子与亨利埃塔·玛丽亚联姻的舞会而准备的。如今，在霍兰德庄园的主楼梯间内，还有两把椅背雕成贝壳状的椅子，椅腿带造型，饰有涡卷纹，整体以叶饰垂彩覆盖，同样出自克雷之手。政治家、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英国画家逸事》（Anecdotes of Painters）关于霍兰德庄园的部分中，也提到了这两把椅子：“雕花镀金的两把椅子，宽大的贝壳状椅背……无疑是他的设计，也是他品位的证明。”沃波尔还提到了克雷设计的一把样式相似的花园椅。其中一把椅子的插图请见本章末的补白。

4-12　长沙发、扶手椅和单人椅。雕花镀金，华丽丝绒包面。为彭斯赫斯特庄园套房中的部分家具，另外还有一口意大利式的橱柜。时期：查理二世时期

詹姆士一世时期另外一座值得关注的房子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准会员T.G.杰克逊先生的产业。杰克逊先生写有一篇介绍这座房子的文章，曾在萨里郡考古协会内对一部分会员宣读过。他们于1890年造访了这座位于温布尔登的“鹰宅”。这座宅子原为十七世纪初一位伦敦商人的乡村别墅。杰克逊先生亲眼见识了房屋建造者精湛的技艺，并表达了他的观点——这里的雕刻和装饰工艺出自本地而非外国工匠之手。在他撰写的小册子中，有这种凹陷式“带状装饰”的插图。尽管这种工艺属于詹姆士一世时期，但在伊丽莎白时期的雕饰中也能见到。

假若查理一世执政时期的政局不那么动荡，英国的室内装饰艺术或许能在这一时期取得更大的成就。王后来自美第奇家族^[8]，意大利文学正当潮流，因此意大利艺术家就很有可能受到鼓励，来英国指导我们的工匠。国王本人就是一名出色的工匠，曾吹嘘说除了制作帘布以外，他几乎可以靠其他任何一种营生过活。他的父亲在莫特莱克创建了织锦工业^[9]，而他自己则引进了拉斐尔底图^[10]，以鼓励艺术创作——对于品位非凡、能吸引凡·戴克这样的画家定居英国的君主，民众自然会寄予更多期望。不管内战^[11]让作为臣民的我们赢得了多少自由，毋庸置疑，它让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艺术的民族在艺术领域多年来停滞不前。

让我们来细看一下这一时期的家具。在十六世纪中叶之前，英语中“table”一词意指“索引”或“口袋书”，又或者是“列表”，不是指家具。正如我们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家具中所注意到的，那时的“table”由几块木板组成，木板用铰链相连，便于拆卸和存放，底部由支架（trestle）支撑，支架有时有雕花装饰。顺便提一下，“trestle”一词源于“threstule”，即一种三条腿的支架。那时，除了房内的主人，其他人坐的都是这种三足凳和长木凳。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有靠背的椅子还非常稀少，有时只有一把，类似王座，是为最尊贵的客人或房子的男女主人而设。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说的“taking the chair”（就职）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用法——那时的椅子地位尊崇，是有身份的人士们的宅邸中最为珍贵的家具之一。1596年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莎士比亚的脑海中恐怕就有这种桌板和支架的影子：

“来，乐工们，奏起音乐来吧。

站开些！站开些！让出地方来，姑娘们，跳起来吧。

浑蛋，把灯点亮一点，把桌子一起搬掉。”

节选自《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

因为《亨利四世》剧情发生的背景要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早几年，很可能其中的“table”用的还是其早期的含义，因为剧中的约克大主教有这样一段台词：

“国王已经厌倦于这种吹毛求疵的责难，

所以他要扫除一切芥蒂^[12]，

免得不快的记忆揭起他失败的创伤。”

节选自《亨利四世》，朱生豪译

4-13　彭斯赫斯特庄园折叠桌。时期：查理一世至詹姆士二世时期
镶有黑色线条的抽拉式桌子。时期：查理二世时期

马斯克尔先生（Mr.Maskell）在他关于象牙工艺的手册中写道，“table”一词在十四五世纪时也指教堂内具有宗教色彩的雕刻和绘画。他还引用了乔叟的作品来说明“table”这个词还可以指“draughts”（国际跳棋、黑白棋）。

“他们跳舞、下象棋和双陆棋。”^[13]

但是到了现在，到了我们正在写的这个阶段，靠背椅已经随处可见了，“table”也毫无疑问已经是一种家具了。如前一章所写，在此时及二十年前的物品清单上，已经出现了“细木桌”（joyned table）、“框架桌”（framed table）、“立几”（standing table）和“不可折叠桌”（dorment table），而“board”一词已经逐渐消失了。作为纪念，它有了引申义，或用来描述商业活动中一群围坐着开会的人，或出现在“聚餐”（the festive board）一词中，用于社交生活。这些早期的桌子大多宽30英寸左右，客人们单边就坐，背靠墙壁，大概是为了便于更好地抵御晚餐消遣时房子可能被突袭。即便后来失去了实际效用，这一习俗仍保留了很久。

到了查理一世时期，桌子的宽度增加了。此外还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设计，需要时只要从桌子两端各拉出一块活动桌板，用一种楔形装置降低主桌板的高度，使加了活板后的整个桌面处于同一平面上，就能使桌面的面积增加一倍。1881年的《艺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G.T.罗宾逊先生（Mr.G.T.Robinson）撰写的家具论文，其中的插图（4-13）上就有一张“抽拉式桌子”（drawinge table），当时对这种“最新改进”的桌子就是这么称呼的。桌子上的黑色线条是橡木中嵌入的染色梨木，橡子形的桌腿构件是从荷兰引进的设计，当时非常流行。这种设计也用于橱柜的腿，但大多都有雕饰。这一时期的另外一种桌子是“折叠桌”，有十二、十六或二十条腿。正如它的名字所说，桌子折叠后的尺寸仅为拉开时的三分之一。在文具商同业公会会馆内，就有一张这样的桌子。

长沙发（couch）在英国开始为人所知很可能是在十七世纪早期。当时它并不常见，样子也与我们现在所知的那种奢华家具不尽相同，很可能只是一种橡木雕花的高背长椅，衬有软垫，白天可以靠在上面休息。莎士比亚曾写过“披着丝绒袍子”的马伏里奥刚从一张“卧榻”（day bed）上起身。《理查三世》中也有类似的描写。^[14]

在学术季刊《笔记与问题》（Notes and Queries）的某一期中，有一篇文章反映出当时（1622年）女士们的衣柜仍是非常简陋的家具。文章援引了记录于1622年11月13日的某份旧文件，列出了纳撒尼尔·里奇爵士（Sir Nathaniel Rich）的姐姐、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摩根的女士所拥有的衣物家什：“在我女主人的卧室里，有一口硕大的有格栅的橱柜。”从这份清单来看，摩根女士是那个年代的时尚达人。我们可以想见，在詹姆士一世和他的继任者当政时期，女士的卧室里除了一张床榻、一把祈祷椅、一条长凳、几个柜子，以及必不可少的镜子外，就没有更多其他家具了。

4-14　西奥多·胡克的座椅。橡木雕花涡旋纹座椅。

4-15　查理一世受审时坐的椅子

4-16　橡木雕花高背长椅。很可能产自约克郡。时期：查理二世时期

“高背长椅”（long settle）和“涡旋纹座椅”（scrowled chair）是查理一世至詹姆士二世时期使用的另外两种椅子。插图是根据斯卡伯勒的道尔顿先生（Mr.Dalton）收藏的真品座椅而绘制的。它们很可能产自十七世纪中期的约克郡。椅背镶板上嵌饰用的是黄杨木（box）或白蜡树（ash），染成墨绿色以代替青黑檀，还有几小块当时非常受人喜爱的名贵的红杉。上文引述过的G.T.罗宾逊先生的文章中幸好有相关描述，这种木料“很可能是由某些海盗从西印度群岛带回来的”。他还提到了斯图亚特时期的另外一把椅子，外形像张桌子，后来为作家兼作曲家西奥多·胡克（Theodore Hook）所有，因其悉心保存而面貌如初。《建筑师》（The Builder）杂志的编辑、已故的戈德温先生（Mr.Godwin）买下了它。这把椅子的木版画见插图4-14。

另外一把具有历史价值的椅子，被受审时的查理一世坐过，曾于1889年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展”上展出过。本书展示的这把椅子的图片（插图4-15），是根据当时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照片绘制的。

这些橡木座椅有带雕花的，有带嵌饰的或不带修饰的，有的椅背和座面还配有软垫，以提高舒适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软包面的椅子，我们之前提到过，詹姆士一世早期从威尼斯引进，此时已经广泛使用了。这种类型的椅子传世的很少，但从那个时代的画作中仍能看到。画中的椅子以绯红色丝绒包面，配铜钉，座面饰以流苏，与插图4-9所展示那把诺尔庄园的椅子较为相似。

在贝斯纳尔·格林博物馆（Bethnal Green Museum）的历史人物画廊里，有一张下议院议长威廉·伦索尔爵士（Sir William Lenthall）的肖像画，画家并未具名，只注有年份1642年。画面描绘了那一年1月4日发生的值得铭记的一幕。当时查理一世闯进下议院，要求议长交出五名“犯有重大叛国罪”的议员^[15]。威廉爵士所坐的正是上述的那种包面座椅，与查理一世受审时所坐的那把非常相似。

镶嵌工艺在伊丽莎白时期还相当简陋粗糙，但是外国稀有木材的进口推动了英国镶嵌工艺的发展。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和西班牙，镶嵌细工（marqueterie）早已相当出色。早在1595年，罗利爵士^[16]就已经发现了桃花心木（mahogany），但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桃花心木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891年，因为大东铁路公司^[17]要扩大在主教门大街的办公区域，一座具有古文物研究价值的老房子被迫拆除，大东铁路公司慷慨地将其捐献给了南肯辛顿博物馆。博物馆将其进行布展，以便参观者们了解十七世纪中期古雅老宅的外饰和内部的木工艺。这是查理一世时期的外交官保罗·品达（Paul Pindar）的故居，内有一座橡木雕花壁炉架，还有这一时期其他一些精美的装饰木艺。

插图4-17中的左椅据说是克伦威尔家族成员坐过的童椅，可以视作那个时期橡木雕刻的代表。椅子现在的所有者将其出借给笔者。自从所有者的祖先娶了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女儿以后，这把椅子就成了他们家族的传家宝。装饰风格并不奇特，也许可以据此认为，在共和国时期，英国的装饰艺术并没有什么进步。插图4-18说明，即便清教徒们普遍反对人像装饰，但仍有逆潮流而动的例外出现。在1849年S.C.霍尔夫人（Mrs.S.C.Hall）为《艺术杂志》撰写的论文《对英国神殿的朝圣》（Pilgrimages to English Shrines）中，她描写了为嫁给艾尔顿将军（Henry Ireton）的护国公女儿布丽奇特（Bridget）所建造的房子的室内设计。漂亮的橡木扶梯有角柱，角柱顶端雕刻的人像表现了将军所率部队里不同等级的人物，有上校、普通士兵、风笛手、鼓手等。栏杆之间的雕饰表现的是象征战事的物品。天花板按当时流行的式样装饰。在霍尔夫人撰写此文之时，房子上还刻有克伦威尔的名字和“1630年”的字样。

4-17　橡木雕花椅。左椅据说克伦威尔家族成员曾经使用过。（原件为T.诺利斯·帕尔先生所有）；右椅为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原件为本书作者所有）(www.xing528.com)

4-18　艾尔顿将军宅邸的扶梯（1630年）

自共和国时期开始，椅子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人们可以想坐椅子就坐椅子，不再认为椅子是贵族专享的。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克伦威尔式的椅子，就是此时从荷兰进口的。椅背为朴素的方形，座面包覆棕色皮革，椅背和座面均饰以黄铜钉。椅腿具有克伦威尔时期简单朴素的特性，不同于现在常见的车制螺旋纹。

长期的国外生活使得查理二世和他的朋友们习惯了更为奢华的法国和荷兰家具。随着王政复辟，出现了一位外国王后、一个外国人主导的朝廷、法式社交礼仪和法国文学。橱柜、椅子、桌子和卧榻从尼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到英国。我们的工匠从中汲取新的构思和图案，与此同时，人们对装饰性家具的需求也增加了。葡萄牙国王把他们在印度的驻地孟买作为陪嫁赠予了女儿——英国的新王后。牛津博物馆内有一把乌木雕刻的印度-葡萄牙风格的椅子，是查理二世赠送给伊莱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或伊夫林（Evelyn）的。这把椅子与彭斯赫斯特庄园的那把非常相似，与同一设计风格的高背长椅，以及 G.T.罗宾逊先生在关于“坐具类”的文章中描述过的小折叠椅配套。罗宾逊认为该折叠椅属意大利风格，但以现存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一把类似的椅子来看，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它是佛兰德斯式的。

从印度-葡萄牙风格家具来看，这把乌木雕刻的椅子似乎在查理二世时期，车制螺旋纹开始为英国人所知并流行起来。笔者注意到，在某些英国制作的椅子上，椅腿雕刻成仿车制螺旋纹的样式——当时的英国乡村木匠之所以大费周章雕刻这种纹样，恐怕是因为想模仿流行的进口样式，却不会用车床加工的缘故。在亨利·肖的《存世古典家具样品图绘》中也有一些插图，可以看出某些台灯支架也采用了这种车制螺旋纹，和任何一种装饰元素盛行时的情况一样，它也没能逃脱被滥用的命运。

插图4-19所示的彭斯赫斯特庄园那套十三件的成套家具，很可能就是这一时期从国外进口的。两把稍小的椅子似乎还是原配的坐垫，其余的都由已故的德莱尔和杜德利勋爵重新配了衬垫。其中两把椅子椅背上的纺锤形立柱用象牙做成；有些椅子的乌木雕花要比其他椅子的更为精美。

我们从伊夫林著名的日记中获得了不少与这一时期家具有关的信息。他描写了汉普顿宫上下为迎接查理二世的新娘——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在此欢度皇室蜜月而忙碌准备的场景。这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曾在此享受过短暂的宠幸，爱德华六世也在此度过了他病恹恹的童年。

“它像哥特式建筑群一样整齐划一，雄伟庄严。宫内的家具举世无双，特别是拉斐尔设计的黄金装饰的华美帘帷。至于挂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会比‘亚伯拉罕和托比特书’^[18]的故事更加华丽的了……王后的床榻上铺着银线刺绣的深红色天鹅绒，耗资8000英镑，是国王陛下回国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赠送的礼物。巨大的镜子和用大片金箔打造的梳妆台是王后的母亲赠送的。王后还从葡萄牙带来了此地前所未见的印度式橱柜。”

当然，伊夫林的日记是在雷恩对汉普顿宫进行文艺复兴样式的扩建之前写的。

4-19　高背长椅和椅子。乌木雕刻，同属于彭斯赫斯特庄园内的一套印度-葡萄牙风格家具，配以一把佛兰德斯式的折叠椅。时期：查理二世时期

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约13000间房子和至少89座教堂，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由此获得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来展示他的设计和重建才能。在写到这位伟大的建筑师时，麦考利说：“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对雅典柱廊的朴实之美和哥特式拱廊的阴郁壮丽，他无力模仿，甚至都无法欣赏。但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一侧，没有谁可以像他那样成功仿制意大利那如宫殿般宏伟的教堂。即便是最杰出的路易十四，也没能为后世留下一座可以与圣保罗大教堂相媲美的建筑。”

雷恩的这一杰作于1675年启动，1710年完工，历时35年，带领我们经历了詹姆士二世执政时期、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联合执政时期，一直贯穿至安妮女王统治末期。他在此期间所做的令人钦佩的工作，为我们的首都增色不少，也对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装饰木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汉普顿宫、圣玛丽勒布教堂、格林威治医院和切尔西医院的增扩建工程中，大量采用石头和大理石装饰，体现出他想与路易十四所缔造的雄伟奇观一较高下的雄心壮志。汉普顿宫的喷泉庭院直接模仿自凡尔赛宫。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席位的木雕上，有凹槽的立柱支撑着雕花中楣；雕饰精美的镶板和两侧风琴台上的美丽雕像，都表明橡木装饰是与大理石和石头装饰的风格相统一的。缀满果实和鲜花的垂花饰、翅膀收拢的小天使头像，连同雷恩作品中的其他细节，与我们将在下文中提到的雕刻大师格林林·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的设计非常相似。

可以稍提一下的是，少数几座躲过大火且留存有值得一提的木制品的教堂，包括圣海伦主教门教堂和卡尔特修道院教堂。后者还保存着十六世纪左右留下来的布道坛原件。

著名的巴斯比博士（Dr.Richard Busby，1606-1695）任威斯敏斯特教堂校长一职长达55年之久，深得国王查理二世器重。据说国王曾送给他一幅出自彼得·莱利爵士（Sir Peter Lely）之手的画作，名为“巴斯比之椅”（Sedes Busbiana）。这幅旧画的印刷件非常稀少，笔者有幸得到了J.C.锡恩先生（J.C.Thynne）的慷慨出借，插图4-20就来自他所珍藏的印刷件。画面中间那位对主教法冠充满渴求的教员，是索斯博士（Dr.South）的肖像，他后来接替巴斯比出任校长。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他们俩的纪念像是紧挨着的。插图很有意思，虽然可能并不是按照一把真正存在的椅子绘制出来的，却反映了当年一位艺术家头脑里的设计。

在伦敦各界同业公会会馆中，论起建筑的古雅奇趣，以及与周边喧嚣街区的对比之强烈，恐怕没有哪家能比得上老城区艾都街上的酿酒师同业公会。它和大部分公会会馆一样，在伦敦大火中有部分损毁，却是率先开展重建和重新装修的会馆之一。厨房里仍有一个老式三脚支架的残件和早期的其他遗留物，但是大厅或者说餐厅，还有议事厅都保存完好。在1670年至1673年的内部装修完成后，只增添了极少的东西。议事厅里有一个雕饰精美的橡木壁炉架，因为年代久远几乎已成黑色。壁炉架设计成盾牌的样子，上有棕榈叶和带翅的头颅，还有果实和鲜花垂饰。盾牌上有铭文，写明了这一房间的护墙板完成于1670年奥德曼·奈特（Alderman Knight）在任时，他是当时的公会会长和伦敦市长。房间本身极具古趣，有着高高的护墙板和窗户，让人联想起轮船的舷窗。从大窗户往外望，可以看到老式的花园，让参观者大饱眼福，仿佛回到了查理二世时代。

主厅用当时的橡木雕饰装扮得更加漂亮。建造的确切时间“1673年”字样就刻在出入口的匾额上，上面还用当时的文字刻着公会会长的名字“詹姆斯·雷丁先生”，以及理事们“罗伯特·劳伦斯先生”“塞缪尔·巴伯先生”和“亨利·赛尔先生”。

4-20　“巴斯比之椅”。（出自J.C.锡恩先生所存的印刷品。原画出自宫廷画师彼得·莱利之手，由查理二世赠予巴斯比博士^[19]）时期：查理二世时期

4-21　公会会长专座。出自酿酒师同业公会会馆。（原图为H.埃文斯绘制的钢笔素描）

历届公会会长和其他理事的名字也分别被刻在了他们各自的盾形纹章上。整个房间就是现存的这一时期橡木雕刻艺术最好的样本之一。房间最西端有一张公会会长的专属座椅。承蒙公会职员希金斯先生（Mr.Higgins）的协助，使得我们能在此奉上插图4-21。盾形椅背、帷幔状雕饰、刻有公会宗旨的盾徽，都极富特色。此外，房间内的橡木装饰还包括科林斯柱和拱形三角楣饰，也同样很有特色。椅子上方支撑飞檐的缺口天鹅颈式三角楣饰很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因为此类装饰约三十年后才出现。

同业公会会馆里还有旧餐桌和长凳，都尽可能地朴实简单。议事厅里有一张桌子，原先是放在公会驳船上的。桌子下方连接两端支柱的连拱饰上有一些精美的镶嵌作品，还有几只古旧的狮足雕饰。桌面和其他部分经过翻新。此外，还有一块约十七世纪末的橡木挡火隔板。

另一处市政设施位于圣玛丽亚街，靠近路德门山，是文具商同业公会会馆，那里的木艺装潢是在伦敦大火后不久完成的。现任公会文书查尔斯·罗伯特·里文顿先生（Mr.Charles Robert Rivington）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满是关于这一历史悠久、令人尊敬的社团的有趣记录，以下就是从中引用的一段：“大火之后的第一次议事会议在厨师公会召开，之后一直到会馆重建完毕，议事会议都是借用雷姆医院，也就是圣巴塞罗缪医院^[20]的大厅而开的。1670年，同业公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重建事宜；1674年，议事会与斯蒂芬·科莱奇（Stephen Colledge，著名的新教徒细木匠，1681年在牛津被处以绞刑）达成协议，由他负责制作会馆的护壁板，‘根据提供的范本制作经过良好风干、搭配和谐的护壁板，总造价为300英镑’。他的作品现在仍保存得相当完好。”

1881年，里文顿先生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考古协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文中有对这一件十七世纪精美样例的描述，笔者在1899年进行了确认，欣然表示赞同。与酿酒师同业公会会馆相比，护壁镶板没那么华丽，图案也没那么复杂，只用雕刻木线稍做装饰。但是房间的尽头，或者说主入口，即原来高台（很早以前就已被拆除）的对面，却与酿酒师同业公会会馆较为相似，展现出良好的建筑效果。

插图4-22是同业公会两个侍餐柜中的一个，原先放在高台上，是当时碗碟展示柜中的精品。下半部原先用来存放未上桌的佳肴，那些食物会在宴会结束后分发给穷人。这两个侍餐柜原先的飞檐是笔直的，有鹰饰（公会饰章）的缺口三角楣饰很有可能是后来加装的。对此，据盾形徽章上的文字写道，同业公会“在威廉·吉尔阁下（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Gill）担任市长的1788年，经过修缮和装饰”，当时汤玛斯·胡克先生（Mr.Thomas Hooke）任公会会长，菲尔德先生（Mr.Field）和里文顿先生（现任文书里文顿的祖父）是理事。

在一个堆放旧家具的房间里，仍保存着一条十七世纪的老式长条凳——如今大厅里取代它的是现代的折叠椅。长条凳用橡木制成，凳腿为车制，呈瓶形木柱状，向外倾斜。凳腿间用简易的撑档相连并加固。旧桌子仍摆放在原处。

另一个十七世纪橡木镶板的范例是布商同业公会会馆漂亮的小教堂。布商同业公会是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小教堂的同业公会，但只有墙上用来防止变形的衬砌和祭坛背后有装饰的屏风是原来的老物件，其余的都是一二十年前新加上去的。当时，原先的雕刻部件大多被应用到了新的装饰中。的确，在这个气势恢宏的会馆中（大概是所有同业公会会馆中最宽敞的），有许多新部件与老部件混搭使用的例子，比如新壁炉与老饰架。某些出自雕刻大师格林林·吉本斯之手的雕刻装饰件，因为过度油漆而失去了本色。如今，它们被用在了大餐厅的橡木镶板上。

4-22　橡木雕花的仆从侍餐柜。出自文具商公会会馆，制作于1674年，弧形三角楣饰很可能是在1788年加装的。

4-23　扶手椅。左边为斯皮塔佛德丝绸包面的椅子。出自汉普顿宫。中间为包面雕花座椅。出自哈德威克庄园。右边为斯皮塔佛德丝绸包面的椅子。出自赛文欧克斯的诺尔庄园。时期：威廉三世时期至安妮女王时期

4-24　橡木雕花屏风。出自文具商同业公会会馆，设立于1674年，皇家徽章为后来所加。

4-25　诺尔庄园银质家具（照片由塞文欧克斯的科克先生提供）

从詹姆士一世初期开始，起居室里的木质衬砌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1638年，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的人为在皮革上镀珐琅和黄金的技术申请了专利，这种皮革覆盖于橡木镶板上，用于装饰墙面。在此之前，这种装饰用皮革都是从荷兰和西班牙进口的。在皮革尚未得到应用，而织锦又过于昂贵而难以获得时，灰泥墙面往往只是很粗略地装饰一下。之后，画作开始作为装饰嵌入护墙板中，伊夫林在1669年记录埃平森林^[21]的“诺里奇伯爵”的宅子时，曾这样写道：“护墙板上嵌入了不少画作，都是伯爵的祖先贝克先生从西班牙带来的。”事实上，护墙板后来几乎沦为画框，伊夫林对这种停用木材的行为极为痛惜，他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应该颁布一项禁止奢侈的法令来恢复“木材的原本用法”。尽管并没有这样的法律出台，但在大约二十年以后，流行风向的轮回还是使得在衬砌中使用橡木镶板的习惯复兴了。

据说大约是1670年的时候，伊夫林在德特福德郊外的一间茅草屋里结识了格林林·吉本斯，并把他引荐给了国王。国王让吉本斯在工程委员会任职，并派了很多活儿来支持他。吉本斯的雕刻作品特色鲜明，广为人知：木料多选用欧椴树，小鸟和鲜花栩栩如生，累累硕果和有翅小天使的头像也极易辨认。温莎城堡中有一个房子的装饰就是由他一凿一凿完成的。在圣保罗大教堂、汉普顿宫、查茨沃斯和伯利等地，也能见到由他亲手完成的作品。而他的巅峰之作，也许得属苏塞克斯郡的佩特沃斯庄园。他也用石材雕刻。温莎城堡内查理国王雕像的底座、皮卡迪利大街上圣詹姆斯的圣水器（底座上雕刻着亚当和夏娃），以及圣餐桌上椴树制作的垂花饰边，也都是他的作品。吉本斯是英国人，但童年似乎是在荷兰度过的，他正是在那儿受洗并命名为“格林林”的。他于1721年去世。其学生包括为查茨沃斯制作了大多雕刻作品的德比郡人塞缪尔·沃森（Samuel Watson），以及布鲁塞尔的德雷福特（Drevot）和梅希林的劳里斯（Lawreans）。吉本斯和他的学生一起在英国创办了一所雕刻学校，该学校秉承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685年，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22]，新教徒在法国受到迫害，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一波比较重要的法国工匠移民潮。这些难民带着他们的手艺、图样和创意而来，影响了英国的装饰框雕刻工艺和某些家具的设计。这种影响在汉普顿宫的某些家具中仍有迹可循，特别是雕花和镀金的大茶几，以及法式设计、英国工匠制作的大烛台。据说至少有50000个家庭离开法国，其中有数千人从事手工业。他们在英国和德国定居，其后代至今仍生活在这些地方。他们带来了水晶枝形吊灯的制作工艺，在斯皮塔佛德建立了丝绸工业，也发展了一些当时在英国还没什么人从事的行业。

诺尔庄园漂亮的银质家具就属于这一时期，这套家具是为詹姆士二世时的某位多塞特伯爵打制的。插图由塞文欧克斯的科克先生所提供的一张照片复制而来。南肯辛顿博物馆存有该家具原件的电铸模型。诺尔庄园另外还有两套家具，每套都包括一面镜子、一张桌子和一对大烛台。一套是简单无修饰的胡桃木，另一套则用乌木制作，配有银质配件。由此可见，在詹姆士二世时期，一套梳妆用的家具虽然会因不同情形而有昂贵和廉价之分，但花纹样式都与图中所示的相差无几。银桌上还有当时英国金业公会证明其所用银纯度的检验印记。

1680年至1700年间的英国家具很明显受到了佛兰德斯设计的影响。荷兰总督、英王威廉三世和他的荷兰朋友一起，进口了很多家具，而我们英国的工匠似乎也能模仿个八九不离十。南肯辛顿博物馆和汉普顿宫的椅子和长沙发，均有带造型的靠背，靠背上有较宽的带嵌饰或雕饰的竖直撑档。家具的弯脚、椅腿中部和椅背顶部的贝壳状雕饰至今仍能在许多荷兰老宅子中见到。

这一时期有一些家具几乎无法与佛兰德斯家具相区分，但在另外一些家具上，却有特征明显的镶嵌细工装饰，即用冬青树或黄杨木雕刻的海草涡卷纹，镶嵌在浅色的胡桃木底子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现藏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落地钟”，上面的镶嵌装饰色彩和谐，赏心悦目。

与落地钟同属一套藏品的，还有一张胡桃木大茶几，制于1700年前后。桌腿扭曲，带有撑档，桌面嵌有交叉的圆圈，并镶有象牙制成的星星浮雕。

我们在谈论这一时期的法国家具时就注意到，镜子的使用变得更为普遍，镜框均采用雕刻和镶嵌工艺。汉普顿宫内就有几个这样的镜框，边缘均采用斜削工艺的厚玻璃。还有一些镜框整个由玻璃制成，有些镜框的玻璃短边接缝处饰有蓝玻璃制作的玫瑰花装饰，有的则在镜框各边加有一条窄窄的镀金装饰边。在其中一个房间（女王长廊）内，镜框被漆成各种颜色，并饰以镀金浅浮雕。

从荷兰进口古家具和从日本进口漆器柜的审美情趣，不仅为这一时期装潢高档的房间增色不少，也为我们的设计师和工匠们带来了新的理念。同样，这一时期的收藏家们也对东方的瓷器青睐有加，不管是青花瓷还是彩瓷，在荷兰都有很好的市场。加上当时已经能买到由出色银匠打制的银器，使得威廉和玛丽联合执政时期的家居装潢能够比先前时期更具艺术感。而在此前，墙面的挂毯和镶板、一张桌子、一个仆从侍餐柜，以及三四把椅子，就几乎是客厅里的全部家具了。

第一次出现“壁角柜”（corner cupboard）的提法是在一则介绍荷兰细木工人的广告上，刊登于1711年3月8日的《邮差报》（The Postman）。这些带有雕花三角楣饰的壁角柜成为安妮女王时期房间里的时髦家具。

这一时期及此前几个时期流行的橡木衣橱多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部有时呈八角形中的三面状，顶板由立柱支撑；下部笔直，整体雕有锯齿状装饰。在衣柜尚未出现的时代，这些实用家具被记录在当时（1680-1720年）的物品清单上，被称作“衣橱”（press cupboards）、“大橱”（great cupboards）、“护墙板”（wainscot）和“细木柜”（joyned cupboards）等。

据利昂博士（Dr.Lyon）在他出版于美国的著作《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家具》（The Colonial Furniture of New England）中所述，“Buerow”，即我们现在所说的“Bureau”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727年1月4日《每日邮报》（The Daily Post）的一则广告上。他同时引用了贝利（Bailey）于17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不列颠词典》（Dictionarium Britannicum）中为“bureau”一词下的定义，即“一个橱柜或斗橱，或者存放纸张或账本的带书写板的书柜”。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这些实用家具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由齐本德尔及其同时代人设计和制造的一些实用家具的插图，将在论述那一时期的章节中出现。

利昂博士还引用了一份美国报纸，即1716年4月16日《波士顿新闻通讯》（The Boston News Letter）上的一则广告。显然，在那则广告刊出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称的那种高高的“落地钟”还是刚刚被介绍给美国大众的新鲜玩意儿。我们已经提到过收藏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同一类型的落地钟（制作于1700年）。毫无疑问，到了十八世纪初期，类似的时钟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这则广告还提及它的运行原理，“新近从伦敦运来一批非常精美的时钟——可走时一周，拉绳可报时”（拉绳即等同于按下了打簧表^[23]上的按钮），“装于日式或胡桃木盒子里”。

4-26　三个壁炉架。1739年，由建筑师詹姆斯·吉布斯设计。

据笔者所做的调查，我们所说的“安妮女王时期”的家具和木制品的装饰风格，除了刚刚描述过的镶嵌细工，应该是受到了当时几位杰出建筑师的设计风格的影响。此时，詹姆斯·范布勒爵士（Sir James Vanbrugh）正在为女王的常胜将军建造布莱尼姆宫^[24]和霍华德庄园；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Nicholas Hawksmoor）已经建好了布鲁姆斯伯里的圣乔治教堂；苏格兰建筑师和古董商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则建造了圣马丁教堂和牛津的皇家图书馆。这些建筑内部的木制装饰都显得比较呆板。插图4-26显示了詹姆斯·吉布斯设计的三种壁炉架和壁炉上的装饰架。中间的壁炉架带有弯曲的或称为“天鹅颈式”的三角楣，是这一时期颇为流行的装饰式样。到了“乔治时期”（即英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期，这一式样逐渐为一种更厚重的三角楣饰所替代。

汉普顿宫内的家具为我们提供了木制品和家具设计从威廉三世时期向乔治二世时期转变的证明。先是荷兰式弯脚椅，以及同样是荷兰风格的无装饰的胡桃木牌桌——很可能是跟随荷兰总督（即威廉三世）传入英国的。随后是安妮女王的寝宫内厚重的帘帷，以及几乎全为斯皮塔佛德丝绒包面的椅子。随着厚重的乔治风格开始占据主流，出现了僵硬笨重的镀金家具，以及用蹩脚的希腊回纹饰装饰桌腿的桌案。最后是法国的设计流派开始影响我们的雕刻工匠，桌子和大烛台的设计有所改良，因为略显笨拙粗糙，而未被当作同时期法国工匠们的作品。那些据说曾属于加洛林女王的仪典座椅、床榻和凳几也是吸收了法国流行元素的范例。

几乎所有撰写家具和木制品题材的作者都会认同，本章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早期，即十七世纪，是英式家具最辉煌的时期。通过插图和文字所描绘的詹姆士一世早期的家具样例，我们可以发现，之前伊丽莎白时期风格奇异、手法粗糙的雕刻手法被逐渐摒弃，这一时期的设计更加精细，家具结构更加稳固，技艺也更加成熟。

十七世纪英国制作的橡木家具，至今仍捍卫着当时精雕细刻的工匠们的声誉。即便是那些软包家具，如诺尔庄园里的卧榻和椅子，在历经250多年之后，仍能正常使用。当我们谈及现在的家具及制作方式时，总会与詹姆士一世时期进行对比，而比较的结果总是更推崇后者。

在前几章，笔者想尽可能保持对各个时期家具的叙述连贯性，从最早期一直延续到欧洲文艺复兴进程的全面展开。因此，笔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家具历史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上。

现在，有必要暂时打断这个计划，在重新开始讨论欧洲的设计和制作工艺之前，用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在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阿拉伯蓬勃发展的与家具相关的工艺美术分支，时间上则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之后。

4-27　霍兰德庄园的座椅。时期：十七世纪

【注释】

[1]科芬园（Covent Garden），中古时期原为修道院花园，15世纪时重建为适合绅士居住的高级住宅区，同时造就了伦敦第一个广场，后来成为蔬果市场，目前以街头艺人和购物街区著称。（译注）

[2]弗洛登（Flodden）是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山名，苏格兰的詹姆士四世在此战败身亡。（译注）

[3]中世纪时理发师往往兼任外科医生，做一些开颅放血、去除赘生物的事。（译注）

[4]典出圣经《马太福音》，讲的是东方有三博士夜观星象，得知犹太人的新君即将诞生。他们根据星宿的指引在伯利恒找到了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并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等礼物以表达崇敬之情。（译注）

[5]即亨利·瓦索-福克斯（Henry Vassall-Fox），他是辉格党资深政治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侄子，也是辉格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的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好友。（译注）

[6]霍兰德曾在“人才荟萃的联合政府”中任掌玺大臣。（译注）

[7]这一房间内目前装饰的绘画由沃茨（即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本人或由他主持绘制。当时，作为第四任霍兰德伯爵最喜爱的艺术家，沃茨为庄园做了很多美化工作，也大大增添了庄园收藏的肖像画的数量。玛丽·列支敦士登公主所著《霍兰德庄园》（伦敦，1847年）中全面呈现了他的作品。

[8]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13-17世纪时在欧洲拥有强大的势力，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赞助人。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是法王亨利四世的女儿，她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即来自美第奇家族。（译注）

[9]指詹姆士一世于1619年建议在莫特雷克地区创办织锦工业，此地曾一度因织锦业而闻名。（译注）

[10]拉斐尔底图（Raffaele Cartoons），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拉斐尔创作的七幅用于编织织锦的大型底图，表现了《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中的场景。（译注）

[11]指1642-1651年发生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译注）

[12]原文为“wipe his tables clean”。这里的“table”指的是用板岩、象牙等材料做成的记事本（table-book），指代各种恩怨纷争，也即朱译中的“一切芥蒂”。（译注）

[13]原文为中古英语“They dancen and they play at chess and tables”，其中的“table”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backgammon”，即西洋双陆棋。（译注）

[14]在鲍蒙特与弗莱彻的剧本中有这样一段：“梅迪那公爵送来的那个长沙发（couch）收拾好了吗？”贴身女仆回答：“准备好了。”而后玛格丽特又问：“每个房间里都准备好卧榻（day bed）了吗？”回答是：“都准备好了，小姐。”

[15]当时伦索尔的回答流芳百世：“尊敬的国王陛下，我既无眼睛可看，也无舌头可说，下议院指引着我，我是这儿的仆从。”（译注）

[16]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探险家、航海家、作家，在美洲拓展殖民地，将烟草和马铃薯引进英国。（译注）

[17]大东铁路公司（Great Eastern Railway），成立于1862年，运营的主线为伦敦利物浦街至诺里奇，1923年并入伦敦及北东铁路公司。（译注）

[18]这幅织锦仍保存在汉普顿宫的大厅里。

[19]画中的拉丁文“Sedes， ecce tibi！ quae tot produxit alumnos， Quot gremio nutrit Granta， quot Isis habet”意为：座上贤师，桃李满园；康河瞩目，笑傲牛津。Granta是康河的上游，在剑桥大学校园的银街桥处改称康河；Isis则是泰晤士河流经牛津一部分的名字。题词意在说明巴斯比博士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培养的学生又进入剑桥和牛津深造。
巴斯比博士学识渊博，尤以治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法见长。此画以拟人手法表现了语法、词汇、修辞等学问的奥义，也表现了十九世纪早期古典文化研究者更易在神职之路上获得晋升的现实。（译注）

[20]圣巴塞罗缪医院是欧洲最早的医院，建于1123年，也是英国仍在原址的最古老的医院。（译注）

[21]埃平森林，伦敦地区最大的公共开放空间。（译注）

[22]1598年由亨利四世颁布，承认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新教非法，《南特敕令》被废除。（译注）

[23]又称“问表”，可通过表壳上的按钮或拨柄启动发声装置，报告当时的时间。（译注）

[24]布莱尼姆宫（Blenheim Palace），由英国议会赠送给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他极受安妮女王宠幸，被任命为国内外军队的总司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