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始,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第三产业经济所占比重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从20世纪70年代始,文化产业[14]、创意产业[15]等新兴词汇相继出现。而二者的定义因国家环境和经济发展层次的不同、个人文化背景和价值认知的不同而不同。
笔者认为流行服装产业既是文化产业也是创意产业。认为流行服装产业是文化产业,强调的是服装的文化内涵性;而认为流行服装产业是创意产业,强调的则是服装的先锋创意性。因为服装包含流行服装,所以服装文化产业包含服装创意产业。而且将产业“文化化”的大文化自然和谐发展观念比将文化“产业化”的泛文化人为激进发展观念更易求得流行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
(1)产业文化影响力生成方式—流行服装产业创意引领
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创意文化的发展程度,能够反映该时代、该地区流行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熟度。因为优秀流行创意作品所传达文化理念,会在受众中产生广泛而强烈的文化向心力与感染力。这种文化影响力推动消费者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接受,产生一定文化价值和一定流行规模的服装销售,继而产生服装流行和流行周期,推动流行服装产业成熟。
流行服装中创意引领的特性,犹如绕中心急速旋转同时向前运动的台风的特性。文化接受热度越到中心越高,文化接受压力越到中心越低,发源于创意文化发达的特定地区,正常情况下流行风尚发展路径稳定、规律,少数情况下流行风尚发展路径曲折、多变。下面以优秀服装设计作品的创意引领作用为例论述。
设计师安德烈·库雷热(Andre Courreges)受力学、哲学、人体美学、几何美学的启示,改进玛丽·奎恩特(Marry Quennt)的迷你裙,1965年推出裙长至膝上5厘米的超短裙,“不仅从下向上缩短裙摆,而且从上向下降低腰线位置,以经过计算的崭新比例关系和卓越的剪裁技术构成一种全新的美感”[16]。他将不登大雅的街头文化融入高级时装,使后者为之一新,并引发了与超短裙配套的金属链、长筒袜、长筒靴、低跟鞋、曲线形宽皮带的广泛流行。他以超短裙和几何学形样式为代表的设计创意“奠定了20世纪后半期服装设计的方向”[17]。
川久保玲(Rei Kawakubo)受日本崇尚非完整、非完善、非对称和非规则的残缺文化以及缺陷审美观点的启迪,为进军欧美市场,于1982年推出了破碎、解构、层叠、前卫、不对称、不显身材的乞丐装,因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而风靡全球,并因此促进了挖洞、做旧、毛边、磨白、贴片等设计创意的流行。
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借鉴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的服装灵感,为进军巴黎在“肖像”和“女巫”的发布会中推出了外穿胸衣,并受符号异化和表衣脱皮[18]启示,于1990年为麦当娜(Madonna)世界巡演设计创作了外穿的金色锥形胸罩,使内衣外穿蔚然成风。在此基础上,促进了透视、层叠、套穿服装的流行。
(2)产业文化影响力导向方式—流行服装产业创意扶植
当代流行服装创意具有从个体自发型向产业导向型转化的发展趋势。个体自发型经营向产业导向型经营的转化,使流行创意个体因流行创意产业的支持,能够克服流行创意中的个体盲目性并降低其风险性;使流行创意产业因个体流行创意的注入,能够增强流行创意中的产业灵活性并提升其规范性。(www.xing528.com)
流行服装创意产业有自发型市场导向和扶植型政府导向两种形式。前者强调自然发展,后者强调引导扶植。自发型市场导向的代表,国外有英国伦敦的霍斯顿区(Hoxton)和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美国旧金山的耶尔巴布埃纳花园(Yerba Buena Gardens),日本的金泽市民艺术村等;国内有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田子坊、M50创意园等。扶植型政府导向的代表,则是各市、各区由政府引导建设的各式创意产业园。
分析各国创意产业统计数据和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可知,创意产业中流行服装产业的发展程度与国家或地区对于该产业的重视程度和扶植程度成正相关。英国是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概念并第一个发展政府导向型创意产业的国家,因此下文以英国流行服装创意产业为例进行阐释。
英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借鉴启迪和榜样价值。英国曾先后两次发布《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支持创意产业发展。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执政时,政府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布莱尔则亲自担任主席。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创意产业的海外宣传,如早在2003年就于中国开展了影响力极大的创意英国(Think UK)活动。在政府作用下,创意产业成为继制造业后英国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和增幅最快产业。
英国将“时尚设计”从设计中独立出来作为13个创意产业门类之一,这对其流行服装创意产业成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相比其他将时尚产业纳入设计产业而不特殊关注或不将设计产业作为创意产业加以扶持的国家,英国“时尚设计”有明显优势。
而我国早在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6》中,就在参照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分类和“结合国民经济行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19]基础上,将“流行时尚类”作为本国创意产业8大类别之一,并定义“流行时尚类”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工艺美术品制造,时装、饰品、奢侈品设计和新潮消费品销售。依此分类标准可知政府给予流行服装创意的政治关注度和政策倾斜度是可观的。
21世纪初,北京已设立1期10个和2期11个文化创意产业园,以1期798艺术区的751D·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2期北京时尚设计广场和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迁入地)和2期的大红门服装服饰创意产业聚集区为流行服装创意产业园的代表。上海已授牌1批18家、2批17家、3批14家、4批27家创意产业集聚地[20]。以1批的时尚产业园和M50创意园、2批的创意联盟产业园和尚街LOFT、4批的时尚园品牌会所和名仕街创意园为流行服装创意产业园的代表。
流行服装是非流行服装的上层建筑,正如创意产业是传统产业的上层建筑一样,前者由后者的经济发展决定、由后者的文化繁荣支撑。服装创意产业应讲求发展力度与经济节奏合拍,避免服装创意产业建设与整体产业结构产生矛盾冲突,造成服装创意产业建设的文不搭调和名不副实。
我国上海服装创意产业以“上海时尚产业园”最为突出,依托了其所在地长宁区里的上海市服装研究所、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心、东华大学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文化辐射力优势。可见服装创意产业园建设应讲求发展速度与文化内涵相和谐,规避服装创意产业园成长与文化底蕴肤浅间的冲突抵牾,避免服装创意产业园内餐饮娱乐、商铺租赁等经营活动过剩造成艺术创意活动的边缘化。
由创意产业定义可知其文化创意性、知识产权性及对经济和消费的依赖性。服装创意产业在秉持团体经营优势的同时,在发展中也应注意需与文化创意繁荣程度、知识产权保障体系、经济发展具体情况、消费购买指数相适应。当流行服装占服装总比的数值增大时,服装创意产业产值依然有上升空间。应将营造服装创意产业的强势文化影响力作为第一要义,避免只见创意园不见创意果的文化透支、文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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