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2]文化是一定区域、一定民族意识形态的反应和表达。文化是集体性了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集体性了的民俗文化。脱离民族本源的文化是苍白无力的,提升文化影响力应以提升该地区的民族文化为根本策略,提升流行服装的文化影响力同样如此。
(1)民族文化影响力涵盖—流行服装物质文化形态与精神文化形态
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程度及发展进度,能够体现其流行服装的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而强大的流行服装的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能够促进该时、该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经历,是文化的精粹和精华,是文化经演进、积淀后在当代社会的成像。
民族性流行服装文化具有物质文化面和精神文化面。一时一区曾经流行或正在流行的民族性服装本身,是它的物质文化面,比如西式服装、中式服装、少数民族服装,甚至与传统民族服装相对应的国际服装,也是某一民族服装被国际社会广泛穿着进而国际流行化了的结果。
民族性流行服装产生的装饰审美、道德礼节、标志标识、扮相拟态等一系列精神文化产物,是它的精神文化面,比如服饰民俗学探求的民族服饰的发展演进、饰品妆饰、穿着规范等,都属于民族性流行服装精神文化面的范畴。优质的民族性流行服装文化具有强大、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以西方服装史流行的雕塑风服装为例。雕塑式时装(Sculptural Fashion)是具有雕塑感外形的新颖趋时的装束。现当代雕塑式时装的丰富和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过去西方民族服装塑形中雕塑语汇的传承和运用。以雕塑语汇塑造服装使之成为应时着装,在西方自古有之。雕塑语汇在西方古典时装造型中的运用主要有四种形式,即褶皱、填充、支架、剪裁,具体分析如下。
一为褶皱。褶皱是西方民族的服装造型中最早使用的一种具有雕塑特质的语汇。它通常将平面布料通过压制、垂坠、缠绕、包裹等方法形成褶皱,并常使用亚麻、棉布、羊毛布等易产生生动垂坠效果的布料来增强塑形。褶皱造型运用广泛,在古埃及压制式褶皱服装、古希腊或古罗马披挂式样服装、19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服装等时代中均有生动体现。
褶皱是平面面料的二次处理,它提高了面料的立体层次,丰富了面料的三维结构,增加了服装造型的整体空间维度,使服装衣纹呈现浮雕般的雕塑效果。此外,在西方民族的服装造型中,各式各样的褶皱如同雕塑中泥土、石头、木头等塑形材料一般,以大量堆砌、重叠、复加等塑形方式运用于造型,极大提升了褶皱对于服装的塑造表现。与中国传统服装中“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般因水、风等自然作用产生于服装的临时性的短暂褶皱不同,西方造型中的褶皱是人工化的长久生成。
二为填充。填充可使服装呈现超出人体体量和固有廓形的立体雕塑形态。服装造型中的填充,多使用棉、丝、絮、绒等材料,在肩、胸、腹、手臂等部位填补塑形。西方古典时装造型中填充方式的大量使用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填充多为了夸张、强调和衬托人体性征,使男女的性别差异更为突出、明显。在之后的西方民族的服装造型发展史中,人们尝试填充服装的不同部位塑形,拓展了填充造型语汇在时装塑形中的运用。
三为支架。支架是使用金属丝、鲸须、藤条等塑形支条塑造立体款型,并以之为新的人体轮廓支架,在该支架的外面覆盖、套穿面料,使着装者呈现全新造型效果。西方古典时装支架的式样因时代、审美、创意等而千变万化,是具有不同空间形象的雕塑塑形语汇。
古希腊文明的公元前17~14世纪时期,女子装束就已使用裸露乳房、紧束腰部、抬高胸部的外用腰部支架,以及钟形、分层、僵硬的膨大裙子支架,这被认为是支架语汇最早在服装造型中的运用。此后,紧身胸衣和裙撑成为西方女性服装设计中反复出现的语汇,并奠定了支架式女装在整个近世纪[3]和近代[4]西方民族服装造型中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隆重的西式礼服设计中仍不乏支架的使用。
四为剪裁。以剪裁呈现雕塑般的造型感,是西方古典时装塑形中常用的技巧。为实现雕塑般的视觉效果,传统服装剪裁中多选择较挺括的、适于增强服装立体空间表现的面料,并使用收褶、打裥、留量、加三角布等技法实现三维塑形。早在中世纪,西方服装剪裁中就出现了在裙摆中加入三角布使平面裙立体化的技法。随着服装塑形技法的进一步丰富,现当代剪裁中大量引入了立体裁剪,立裁使服装的空间塑形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综上可见,雕塑语汇作为西方民族服装的经典语汇,其在时装设计中的运用已十分深入和广泛,具有强大、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2)民族文化影响力历史—流行服装集合、竞争、重构、延续过程
从时空上看,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中,每一次服装流行无不打上民族性的烙印。流行服装史是具有强劲文化影响力的民族服装文化接力、受力的历史。流行服装发展史是各式民族文化特性的流行服装集合、竞争、重构、延续的过程。通过此四步,文化影响力强势的服装处于流行支配、主导地位,文化影响力弱势的服装处于流行从属、润色地位,一高一低、一唱一和共同造就了流行服装的多姿多彩。
通过集合、竞争、重构、延续四步,流行服装得以演化进步,朝向符合时代精神、贴合文化发展的轨道行进。如西洋服装史中,罗马式时代的服装是“南方型的罗马文化和北方型的日耳曼文化和东方拜占庭文化的结合”[5],并通过此三个民族文化力作用,使西洋服装呈现“从古代的宽衣向近代的窄衣过渡”①的流行发展趋势。
又如,中国古代服饰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民族融合,“这时期的服饰,在历史上的演变和以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阶段”[6],汉民族常服借鉴北方民族的广袖、大口裤形式,为中国后世轻便、机能的日常服装发展提供了趋势支持力。
以雕塑语汇在时装设计史中的演进为例具体分析。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世纪,雕塑语汇在西方民族的古典时装造型中有着清晰的流变规律。雕塑意识从西方民族的文明育成期就深植于服装造型的基因中,在古代出现了极富浮雕美感的悬垂式褶皱服装,经历过中世纪的压抑与三维裁剪意识的萌芽后,服装造型在近世纪爆发性地出现了大量极度夸张塑形的支架及填充语汇,近代服装仍保有支架塑形的基调,并随着服装制作技术的提升,进一步丰富了以剪裁制作塑造雕塑美感的服装造型技巧。
古代时期:早在西方服饰文化的育成期,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Crete)和迈锡尼(Myceneans)两地,高度成熟化、立体化的女装造型就已表现出鲜明的雕塑特质。如此时的米诺斯裙装(Minoan Goddess),上衣合体、腰身紧束、下裙钟形,整体呈现“△”形,对人体廓形进行了二次塑造,具有强烈的造像感。这在当时的执蛇女神雕塑全身像和运动女神雕塑上半身的所着服装中有着生动展示。米诺斯裙装生动的立体造型特点,体现出西方民族服饰在其文化育成的基因中就具立体制衣思维和三维雕塑意识。
此后西方服装史各阶段的时兴装束也都有雕塑式样的出现和以布塑塑形方式的呈现,为现当代的雕塑式时装提供了资源借鉴和艺术支撑。(www.xing528.com)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男女皆流行悬垂式服装,这种服装是布塑艺术的杰作。它选择一块二维平面布匹,通过以人体为台基的缠绕、堆叠、包裹和固定塑造三维造型,面料多选择悬垂性好、能够生动表现褶裥的麻或羊毛布料,并通过布料的简化、单纯化强调和突出褶裥塑造的三维空间感。这种雕塑特质产生的流动性韵律美感是古希罗服装塑形最为核心的审美特点所在,也使古希腊、古罗马的着衣人物雕塑在欧洲雕塑艺术史上有着难以企及的重要地位。
古希腊的希顿(Chiton)、希玛什(Himation)和古罗马的托加(Toga)、斯托拉(Stola)、帕拉(Palla)等,均将面料悬垂、披挂、缠绕在身体之上以形成天然褶皱,使服装肌理具有浮雕特性。以古罗马的大型布塑男装托加为例,托加用布可达身长的数倍,它以体量感和单纯、繁复、极富变化的衣褶将人与布融为一体,使着装者造型庄严而静谧,犹如行动的雕塑。
中世纪时期:中世纪西方民族的服装在造型思维和服装结构上都已经确立了三维立体性的塑形基调和塑形意识,并将这种与东方民族服装造型二维平面性截然不同的造型语汇沿用至今。如当时的部分女装上半身在前胸、后背、两侧以对称打孔、系扎绳带的方式使上衣紧贴身体,下半身则出现了明确的分片,在原有的平面布片边缘及中缝等处加入大量的三角形布片,令原有的平面衣裙呈现出空间体量感、垂坠感和褶裥效果。特别是中世纪晚期的时装造型与同时期的哥特式建筑一样,具有强调上升动态、加强空间质感、突出宗教感染力的雕塑性造型艺术特征。
近世纪时期:此时是西方民族服装史的所有时期中最为强调人体二次塑形的时期。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突破了中世纪服饰的寡淡基调,随着人们自由、个性意识的再度觉醒,男装在塑形中大量运用填充。此时男性服装流行在肩部、胸部、腹部、手臂处、私处的衣片内使用大量填充物对身体进行再次雕琢,整体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以夸张体量感、强调威猛雄壮的雄性特征为主。文艺复兴时期男装一度流行立体方形轮廓(Solid,Square Silhouette),整体呈现“□”形,使用服装内部填充的方式雕塑体型。这种男装在横宽方向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达原有肩宽的数倍,在男装史上可谓登峰造极。
女性服装则流行使用裙撑、紧身胸衣作为新的人体支架,与雕塑制作中支撑架的作用异曲同工,以表现丰乳、纤腰、丰臀的女性身体特征,整体上呈现上窄下宽的X廓形。由于此时西方民族女性的大量服装是分部件各自制作然后拼接穿着的,部件独立制作为服装局部造型的塑造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为雕塑语汇在服装造型中的运用提供了新契机。如当时袖子就有泡泡袖形、羊腿形、莲藕形、垂坠形等多种三维造型式样。领形中最富雕塑感的褶皱领(Ruff Collar)也是从这时开始时兴的。
巴洛克、洛可可及近代时期女性时装大量使用紧身胸衣和裙撑为支架对身体外形进行二次雕琢,并以布褶在支架上堆砌进一步产生体量感。西方民族对雕塑语汇的应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推动此后的时装呈现出“X”形、“A”形、“△”形、“┌ ┐”形、“︵”形、“∩”形、“S”形等丰富造型。
如洛可可时期流行的前后扁平、左右横宽数米的曼图亚女裙(Mantua Dress),使用前后横宽、侧面扁平的裙撑,横宽可达数米,其布塑的紧身胸衣以大量鲸须、金属条等塑形,加上蕾丝、缎带等装饰,使着装者犹如行走的花园。
而此时的头饰高度可达一米,精雕细制并塑造成军舰、盆景、人物、动物等造型。除去穿着者,洛可可服装本身就是能够独自屹立的多维度立体艺术品,是甜美、精致、华丽、繁缛的洛可可沙龙文化的象征,它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具有与周围环境的协调统一性,具备雕塑作品的艺术特征。
近代时期:19世纪的西方民族女性服装,除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风格时期暂时回归人体自然体态之外,其余时期的女裙装都是以紧身胸衣加裙撑的服装支架语汇为基调对身体的二次塑形,而且裙装外所着斗篷(Dolman)等外套也有很多具备雕塑特质。如维多利亚风格时期,女性先后使用克里诺利纳(Crinolines,四周撑起的裙撑)、克里诺莱特(Crinolettes,腰后撑起的裙撑)、巴瑟尔(Bustle,臀部突出的裙撑)三种式样的支架塑造下身形态,以使裙子外轮廓丰富多变。男士中的花花公子们在该世纪初还一度流行男士紧身衣(Dandy's Corset),以塑造肩部高耸、腰部纤细的倒三角廓形。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大量时装设计师如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罗贝托·卡普奇(Roberto Capucci)、侯赛因·卡拉扬(Hussein Chalayan)、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acQueen)、艾里斯·范·荷本(Iris Van Herpen)等设计制作的概念性和艺术性极强的服装,也都是延续了西方民族服装造型中的雕塑化语汇。
(3)民族文化影响力作用—流行推出者的文化感召与文化扩张需要
将民族元素运用于当代流行服装,是流行服装从业人员以文化感召顾客来提高竞争力的绝佳途径。流行服装设计师常通过民族采风来寻找创作灵感,流行服装企业则常以推出民族元素流行服装或倡导种族、民族平等文化观念来创造财富。
比如有“法国时装最大希望”之称的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认为时装设计没有界限,“他到处旅行,收集各种玩意儿,他把在旅行中看到的各种新奇东西、产生的新奇感觉集中起来、结合起来,设计服装,因此他的服装设计总是充满了惊奇和意外”。[7]又如贝纳通(Benetton)公司的流行服装广告在服装界非常有名,它在广告宣传中经常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文化,为贝纳通品牌的文化感召和文化扩张立下奇功。
(4)民族文化影响力优势—流行着装者的文化体验与文化皈依需求
“人可以用所穿的衣物作为媒介来感知外界”“着装的人类都有这种所穿的衣物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扩大延伸自己的触觉范围的自我扩张的心理”。[8]民族性流行服装的着装者也许并不属于该民族,但可通过穿着该民族风格的流行服装体验到该民族的文化风貌,满足自我的异域文化感知心理。
国际一体化趋势越明显,出于保护和追寻本民族文化的动机,个人和团体寻求本族文化归属、皈依的呼声就会越高涨。在此基础上,人们对蕴含本民族服装文化元素的流行服装的消费需求就会越旺盛。着装者对外民族文化体验的渴望和本民族文化归属的需要使民族性流行服装扩大了其文化影响力,使服装流行多样化特征更加彰显、流行个性化特色更加突出、流行周期更加短促、流行风暴更加强烈。
民族文化拓展、润色了流行服装的文化内涵,流行服装反过来又阐释、发掘了民族文化的文化外延。在两者相互作用中,民族性流行服装的文化影响力度大幅增强,成为流行服装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巧妙运用民族文化、民族元素是体现流行意识、推动服装流行和增强流行服装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不同于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工艺、民族建筑会随着居住在地球村的人们的思想行为趋同而逐渐衰弱消亡,民族性流行服装只会更加强盛兴旺。这与流行推出者的文化感召与扩张需要、流行着装者的文化体验与皈依需求是分不开的。这正是民族性流行服装的魅力所在,也是其文化影响力日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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