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其它器物相比，陶瓷器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文化意蕴。这突出地表现为陶器与两个重要文化现象的相关上。一个是中国文化哲学中的“器”与“道”相对的关系，一个是“陶”和“器”的文化涵义及其与人格建构的联系，而这两个现象的渊源当与陶器的出现有关。
关于“器”，许多古籍中都有侧重不一的解释。吴小如、吴同宾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史工具书举要》中曾用“器”为例说明工具书的用法，无意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器的各种解释：“《说文》众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易·系辞》形乃谓之器。《注》成形曰器。《书·舜典》如五器。又《礼·王制》喑、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注》器，能也。《论语》及其使人才器之。《疏》度人才器而官之。又《论语》官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度量小也……。曹植《黄帝三鼎赞》鼎质文精，古之神器；黄帝以铸，以象太乙。……”在这种种解释中，器已经被赋予了鲜明的文化意蕴，超越了一般器物的含义。
“道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相对应的基本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制器者尚其象”[3]“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4]“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5]“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与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后来则将道与器的关系看成是“本”与“末”的关系。虽然我们不宜生硬地把陶瓷器的“器”与哲学中的道器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却有理由将道器之“器”的源起追溯到陶器时代。因为在远古，我国先民所用之器主要是陶器，而器作为一种有形之物，除过作为日常实用器具之外，它被用来作为宗教、礼仪甚至社交活动的重要器物；在陶器身上，有着人人相信其存在而又无形无影的精神“实体”，也有着无形无影而无处不在的某种规律和准则，即“道”的存在。最早把“器”与人的文化精神方面相联系的器物无疑是陶器。久而久之，器作为一种实在的具体的事物与名物制度的代称，与抽象道理即“道”相对应。“器”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象征物。限于本书的目的，我们不能在这里正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探讨，但这一现象本身足以表明陶瓷器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意蕴。
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现象是，“陶”在汉语中有着同样的超越它本身意义的文化意蕴。比如，《辞海》关于“陶”条的解释，其本义中有“比喻造就，培养”意，“喜”、“快乐”意。而其中有相当多的以“陶”构词的词条与“人”有着关系。如：
陶兀：沉湎于酒，放纵傲慢的意思。
陶写：娱情养性，排除忧闷。
陶冶：犹言陶铸，引伸为作育栽成。
陶均：制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就、创建。
陶染：熏陶感化。
陶陶：和乐貌。(www.xing528.com)
陶遨：心无牵挂。
陶蒸：犹陶甄、陶铸。
陶醉：酣畅地醉饮，引伸为热衷或沉醉于某种事物或境界里面。
“陶”在这里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过程，陶被人格化了。“陶”与“器”一样都被赋予了文化的涵义，用陶来形容对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人格的培养。那么，“陶”何以由陶器之“陶”变成对于人格、精神的“陶铸”之“陶”，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值得探讨的秘密。说到“陶”的这种意义，我们自然也会想到“器”除过与“道”对应，代表一种负载深邃的哲学意味之外，还同样来代表人格，如“器量”、“器度”、“器重”、“器任”、“器宇”、“器识”等等。“器”与才能、人才等有了联系。
这种与陶器相关的文化现象，也许最充分地说明了中国陶瓷在中国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这里面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道理包含其中。这就是，它反映了人与物的一种特殊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观念意识。即人按照自身来创造器物，并把自身投射到器物，使之符合人性；人又从器物身上发现事物的规律、准则和“道”，因而通过器物观照人，象征人自身，透过“物性”把握“人性”。
比如，一个值得注意的有着文化意味的现象，是陶瓷器物位的名称来称谓的，从“耳”、“颈”、“肩”、“腹”、“腰”、“腿”、“足”，有些造型如壶或瓶还酷似人体，或以人的五官齐备的头部作为器物的头或盖。这种命名恐怕不只是考古学的术语的运用，而是世代相承的一种习俗，一种约定俗成的言语，它包含着深层的文化意味。17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曾经指出过这种现象，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例如用“首”（头）来表达顶或开始，用“额”或“肩”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针和土豆都可以有“眼”，杯和壶都可以有“嘴”，……这一切事例都是那条公理的后果：人在无知中都把自己当做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在上述事例中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因此，正如理性的玄学有一种教义，说人通过理解一切事物来变成一切事物，这种想象性的玄学都显示出人凭不了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了一切事物。这后一个命题也许比前一个命题更真实，因为人在理解时就展开他们的心智，把事物吸收进来，而人在不理解时凭自己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变成了事物。[6]
陶容器在最初无疑也是这种“凭自己来造出事物”的“成果”，人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陶器），也就“变成了”事物，在特定条件下，器物就成了人的代表。而这种特点在后来得到了继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反映着人类如何按照人的标准和目的来改造物质世界，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
人“把自己变形成事物”，反过来说人又以“事物”（陶器物）所具有的规范、准则和“道”来反观人及其社会生活，来要求和规范人自身，陶器也就因此有了文化的意蕴。这种文化意蕴，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越到后来，陶瓷器越失去了先前的那种神秘色彩和象征意味，越来越与人的日常现实生活密切。然而，这不是说陶瓷本身已不存在文化涵义，而是其涵义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它更加直接鲜明地体现着人的审美情趣、社会时尚和群体心理。所以陶瓷器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陶瓷艺人的制作是在用特殊的语言表现着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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