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展的陶瓷器：见证社会发展的不朽之物

中国陶瓷以其起源的久远和产品的从未间断，比任何器物都更为完整、系统地从一个重要方面充当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见证物，它凝固着历史的足迹，印证着文明的步伐。陶瓷器物的精致程度与社会的文明水平应该是成正比的。

陶瓷器物作为实用和欣赏的统一，功能性与形式美的统一，有着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反映着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

首先，陶瓷器的发展，特别是器物质地、造型、乃至色彩的发展变化，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应。陶瓷的发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遵循“有限变形原则”而变化。马林诺夫斯基说：

造一只船，目的在解决一个如何渡水的问题，因此，它是受着“有限变异原则”的支配。最重要的，这船的船身一定要能浮的。……形式上的有些要素是不变的，它们是规定于它的有用的活动的性质；有些要素是可以变异的，这变异或是起于同一问题可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或是起于任何解决所附带的不十分紧要的细节。(www.xing528.com)

陶瓷发展的状况也脱离不了这种“有限”性。这种有限，一方面是使用目的决定的“限度”，它首先围绕着实用的变化而有限变形，亦即变形不能超出最基本的具体实用目的性；另一方面，它要受器物生产的诸种条件的限制，陶瓷器物的变化要与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同步。这包括：物质生活的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对于原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的可能，以及文化的发展和人的意识、审美观念的发展等等。正是在受这种有限变形原则制约下的陶瓷器的发展过程中，陶瓷成为文明进步的特殊的见证。比如，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船形壶，就可能反映着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这个壶形状为直口，器身横置，两头尖，颈旁（肩部）有两耳，腹侧用黑彩绘渔网作装饰，说明是条渔舟。“从同地发现的其它木器的加工现象推测，远古居民大约是用火烧的办法，把独木挖成小舟的。北首岭出土的船形壶，正是原始社会‘刳木为舟’生活的艺术再现”^[2]这是就陶瓷作为文物对于时代所提供的直接证明来说的。而陶瓷作为文明的见证，还表现在陶瓷器自身的演讲过程中。比如，从材料的角度来说，以陶土为材料的原始陶器，其曲线造型曾经延续了数千年，当铜、锡、铅的合金材料被人们开发、利用之后，大批以直线和平面构成的青铜器方形造型才被运用。就陶瓷本身来说，从夹砂陶胎到后来精巧的瓷胎、从素陶到美观的各种釉色，都与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相同步。因而陶瓷器工艺水平的高低，往往综合地反映着科学技术的水平。当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是以陶瓷的水平作为标志的，就器物造型来说，我国器物造型的几个高峰是：原始社会是陶器，商周是青铜器，汉代是漆器，唐代是金银器，宋元是瓷器，而明清则是造型的集大成时期。尽管如此，陶瓷器作为历代都广泛使用的实用器具，它仍然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着社会发展水平。因为一个时代的器物造型要采用当代最新的科技成果，采用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水平，这样才能突破原有的水平，创造出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相适应的产品。生活方式的变化，新的物质材料的出现，会导致新的器物造型的产生；而旧的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导致原有的器物造型的衰退。

陶瓷器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还在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及其引起的文化的变化，也会在陶瓷器中有所反映。如商代和周代是以青铜器为主，陶瓷器一度处于次要位置。这种现象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社会变化的证明。这种变化，除了物质的发展如青铜器的使用之外，还与社会的文化现象相关，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商代重视祭祀，它的活动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是围绕着祭祀来进行的，因此，商殷的青铜器，其造型的体积感、量感和力度大大加强，以此适应祭祀的需要。周代重视“礼”，“敬鬼神而远之”，有着丰富伦理意识和严格等级观念的礼仪性活动成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方式，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出现了列鼎这样整齐、规范、条理、秩序的造型形式。“宫室之量，器皿之度”（《礼记·礼器》）。这种“度”当是广泛的。陶器的器形一时不能适应这种社会文化的需要而立即发生变化，于是在陶器的纹饰中却有了相应的反映。比如其下限已延伸于青铜器和商周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中的彩陶纹饰，其纹样有许多与青铜器纹饰中的餮纹、回纹等相似，有一种严整、狞厉、神秘的气氛。瓷器出现以后，不断地推陈出新，一步步地把它的工艺水平、色彩装饰推向极致，这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的物质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反映着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渗透着人性追求的印迹，因为陶瓷器是那样的与人的现实生活和日常情趣紧密联系，甚至须臾不可离开。陶瓷器通过造型和纹饰把时代的风尚、社会心理、审美情趣凝固和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