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造型的流变轨迹的观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器形本身的变化过程,亦即,陶瓷是怎样地从最初的半圆球形演变为后来千姿百态的陶瓷王国的?陶瓷造型是怎样发生了从器物到艺术的变化的?从中反映出怎样的人性发展的轨迹?
我们从上面器形概观中可以产生一些大致的印象:一是陶器种类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渐增多,器具的应用范围在扩大,器具走向专门化。二是与此相关,陶器逐渐有了超出实用功能的目的,器形类别扩大的原因还在于其陶瓷不单纯是为了日常用具,许多设计主要从形式角度着眼。三是器形造型日渐复杂,变体越来越多。四是制陶工艺越来越精细,出现了由器向艺变化的趋势,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目的逐渐明显。而这些变化最终都落实于器物本身的两个方面,一是纹饰质地,一是造型。而在造型方面,则是在最先的半圆形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是怎样进行的,而人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创新呢?
陶器的造型,最重要的标准在当初当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实用。这包括,它在使用中的方便程度,它制作的可能性,它的功用的大小(比如:容器的容量等);之后,才逐渐考虑到它的美观,它的视角效果。这种特点是在彩陶的施彩上有着明显的体现。比如,它的绘彩的位置以当时人的活动中最易看到的部位来施彩。
关于陶器造型自身的变化规律,有学者提出“两次分化”的假说,认为“起初,陶器也许只有圜底碗(钵)和直口带状罐,它们处于手工捏制,口部并不平齐,器身大致呈半球形,只有大小深浅之分。”由于使用的缘故,陶器开始了第一次分化,口部出现内敛式或外侈的“沿”,进而有了扳、耳、锥突、流、圈足等。这是陶器器形发展中第一次分化的特点。“在第一次分化中跨出的最大一步是直口罐的口部越敛越小,终于成为各式小口罐,或称各式瓶、壶。这可能是为了户外取水的需要。但这样一来,器身出现了新的部位,口部分化出了颈部,深腹的器具变成了鼓腹的器具,或者说,在腹部已经孕育着肩部的分化。”器形的第二次分化是实用需要发展的产物。但这次分化由于器形的变化而带来了器身线的多样化。“线”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造型与纹饰中最基本的元素而出现。第二次的分化中器具的变化都表现在原先上下一笼统的腹部的分解。“以前的便便鼓腹或袋腹现在明显分为肩部和腹部,那一条或隐或现的肩折线使它的上下两部都可以自如地内敛,以更加轻快的斜线或内收弧线与颈肩或腹底联接;这条线有时还被夸张为一带凸出的或几带凸凹相继的弧线……。”[5]研究者认为,发生在器腹的变化不同于口、底的变化,从器形作为容器的最主要的目地来看,这种变动缩小了容量,增加了材料用量,所以,这种变化,“唯一的优点就是耐看了。”这就是审美需要产生的反映和审美意识萌芽。
这种看法是以陶器作为日用容器的前提下推论的,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关于肩腹部分化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由此,研究者提出;“我国黄河流域的原始人类是在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对陶器形的审美活动;它的标志是陶器肩腹部的分化,其典型表现是:(1)该部位一条或隐或现的弧线,(2)圆肩接斜腹或斜肩折成鼓腹。”这种假设虽然主要着眼点是要解释陶器造型变化中所包含的审美意识的发生,但是,它的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揭示了陶器造型变化的内在的轨迹。
当然,陶器形的变化的动因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耐看”。耐看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同时也许还有其它目的,如宗教信仰、图腾等目的。总之,陶器器形的变化可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日常实用的功利目的与精神的需求可能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但无论如何它都本现于器形本身的变化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造型,揭开了器物造型创作的第一页。虽然原始先民不会有明确的设计思想,但含有设计的初步意识。而此后延续几千年的陶器的日渐发展和造型的变化,逐渐体现出陶器设计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陶器的适用性与审美性的辨证统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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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杜林论》。
[2]卞宗舜、周旭、史玉琢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8月版。
[3]《中国陶瓷》。
[4]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
[5]章建刚:《陶器肩腹的分化和人的审美活动——从原始陶器看日用生活器具方面审美关系的发生》,《文物)198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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