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造型的流变轨迹：从球形到多元化

陶瓷的造型，也叫陶瓷的“器形”或“形制”，它是研究陶瓷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陶瓷造型，一是要受器物本身的材料、工具和工艺水平乃至整个社会物质文明进程等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是受社会文化包括心理需求等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造型的变化轨迹，一是体现于器物形制自身的变化，一是体现于人的造型观念的变化，前者是一种显形的存在，后者则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所谓轨迹，并不是先在预定的，而是从器形整体中概括出来的大致的线索和规律。

陶瓷造型的流变轨迹，首先体现在它与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同步变化的方面。

最早的器物造型，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对石器、骨器加工的数十万年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器物造型，特别是用不同的物质，经由一定的工艺而按照人的愿望创造出一种新的物质器形，应该说是从陶器的出现开始。所以，有人说原始的陶器是我国古代器物造型发展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原始先民的陶器造型，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对外部事物的感受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这种过程使得他们有了关于型的观念和对于造型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于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1]

原始陶器从产生到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创造了几十种主要的器形。最早的生活陶器距今已八九千年。这些器形的造型原则，首先是为了实用，这在其初期尤其突出。比如要便于制作，便于使用，容量要大，搬运方便，用起来要舒服等。正是这一实际存在的以人的实用需要为标准的原则，内在地决定了原始时期器形的生成发展的特点。比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的器形，作为我国较早的陶器，其造型均为球形及其变体。这种造型可能还有其它的因素，但是重要的首先是它的容量大，便于盛装更多的东西。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中典型器形是圜底盆和钵。有人指出，这种器形“似乎是从完整的球体形上截取的一部分，如果从中截取一半则为盆，截取大半则为钵和盘，在这些形体上全无供放平稳的底部和供拿用的把或折唇。这一方面反映出原始人对这种日用器的造型设计还处在极幼稚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原始人一开始就选择球形做为陶器的基本形体，这种形体对于以泥土为材料的陶器来说无疑有很多优点，如容易成型、不易损坏、容量较大等。”^[2]当然，以圆形为基本形体，还可能有更为深刻的原始先民的心理原因。

随着人的生活的不断丰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需要更为复杂，陶器造型便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从单一到多样、从单纯到复杂、从主要为了实用到体现审美意味的变化。就单个器物来说，在原来球形的基础上，有了口、流、肩、腹、金扳、足、坐、盖等等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更加实用方便，另一方面则具有了观赏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些陶器的主要目的已经可能不是为了物质的的实用，而是有其它用途，如用于原始宗教活动等精神方面。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青铜器出现以后，陶器造型与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有了一定的继承和演化的关系，同时陶器造型受到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特别是礼仪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已发现的夏代河南二里头文化早期中的陶器，主要还是日常用具，如炊器、饮食器、盛储器等，但也在造型上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比如陶鬲，早期是高足深裆，袋足下面作成锥状足尖，晚期则款足渐矮。

春秋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转为商品化生产，仿铜陶器进一步增加，礼制陶器作为墓葬明器开始出现，逐渐有取代铜器随葬的趋势而风行起来，所以陶器造型随着器物数量的增大和用途的变化而有所创新，改变了夏商造型较为单调的局面。这一时期各国陶器的地方性加强，同时由于列国之间的频繁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以至军事交锋的关系，在器物造型上也表现出许多相同的文化共性。(www.xing528.com)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期，而在器物造型史上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特别是瓷器工艺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许多新的造型。魏晋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期，这也可能对陶器的造型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西晋时期在常见的传统造型之外又增加了鸡头、羊头、虎头双耳罐，鹰形盘口壶，人形、熊形、兔形水注、避邪水注、水盂、盥盆等等，瓷器装饰也出现新手法，器物上常常出现堆贴铺首、辟邪、人物、朱雀和白虎等，表现出人的较为广泛的“需求”意识，或许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着人性的某种解放。

南北朝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时期，北方的胡人将高足坐凳带入中原，改变了汉民族延续数千年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这给作为实用器物的陶瓷造型也必然带来影响。比如此前，适应历来席地而坐的习惯，放在地上的器物的造型要考虑到便于提起，所以瓶罐等器物多有耳，而与造型特点相关的纹饰的部位、图案也要受此制约；而当这种生活方式有所改变时，器物的造型也随之变化，带有手把造型的器物就多起来。另外北朝较为重要的陶俑与汉代陶俑有所不同，在内容上出现了一些定型的人物模式，如文官俑、武士俑、男女侍俑、仪仗俑等，而且开始出现了外族人物形象。

六朝手工业者容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己的手工业经营，陶工能够较自由地进行生产和技术改造，这促进了器物造型的发展，而佛教的流行也对一些非实用的陶瓷造型创造了新的机会。六朝瓷器的造型，器皿多为平底，罐壶多有系耳，晚期多流行桥耳。总的来说，六朝器形是由浑圆向修长发展。以越窑中的器形变化为例，有研究者指出：该窑“器形变化的总趋势是：早期器形矮胖端庄，东晋开始陆续向清瘦秀丽方向发展，例如盘口壶，三国时盘口浅而小，壶颈粗短，扁圆腹，最大径在上腹，东晋时盘口加大，颈渐高，圆腹和椭圆腹，式样秀气优美。南朝时口更大，颈更长，腹更深，底放大，给人以瘦长的感觉；……又如碗，三国的口大、底小、腹浅，西晋时上腹近直，下腹向内敛收，底内凹；东晋碗，腹加深，底放大，底有平底和假圈足两种。南朝时直口、腹壁向内弧收，假圈足较高，器形优美。”^[3]这种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器形流变的一些规律。

唐代作为中国陶瓷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造型方面也有重要变化。由于国力的强盛，物质生活的富庶，对外交流的扩大等种种因素的作用，陶瓷器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广泛，必然带来造型的创新。“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渐向实用化发展。例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是为了便于提取；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于倒出液体。器皿的耳在不断淘汰，这反映了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另一个特点是仿生器形的变化，汉代六朝时期多模拟动物，如羊形灯、熊形足、蛙形水盂、兽形虎子等。唐朝则向植物发展，仿制成瓜形、花形。”^[4]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器物的造型，腹部有一种向外突出而呈现鼓圆的趋势，这一点与宋代陶瓷造型趋于修长的现象形成较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的产生或许正是唐代整个社会强盛所产生的心理因素的反映，并与这个时代喜好丰腴肥硕的审美情趣有关。

宋代是瓷器的黄金时代。由于室内装饰的需要和适应贵族、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要求，宋瓷中除了日用瓷外，陈设瓷也发展很快，从而满足了宋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不同需求。宋瓷的装饰不多，主要在于造型的细微变化和釉色的不断创新。如瓶，同是实用器物，因造型上的变化就可分为玉壶春瓶、梅瓶、扁腹瓶、直颈瓶、瓜棱瓶、多管瓶、橄榄瓶、胆式瓶、葫芦瓶、龙虎瓶、净瓶等。梅瓶的变化在于口颈部和器身的线型对比，口小颈短，器身挺拔修长，在这种对比中产生了美感。整个宋代的器物造型，都具有优雅秀美，轻盈潇洒的风韵。这和这个时代的普遍的审美标准是相一致的。

元代陶瓷的造型特点是胎质厚重，陶瓷器皿多为大型的作品。有人认为这可能与贵族统治者嗜于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盘的造型多在40厘米以上，罐的腹颈多在35厘米，而瓶的造型高达60厘米。青花瓷多是作为外销瓷，销往中东、近东、西亚以及东南亚和南洋地区，因此，其造型不可避免地迎合了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

明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宫廷、皇室对瓷器的需要更大，所以不惜工本使瓷器向高精度发展，同时瓷器制造的工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陶车旋坯代替竹刀旋坯，改进了制作技术，促进了陶瓷品种的繁多。另外，明代的瓷器外销数量巨大。这些因素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器物的造型。在造型上，大、中、小各种样式都有发展，造型既有对前代的模仿，对历代典型器物造型的借鉴，也有不少新的创造。清代器物造型在不同的时期情况各不相同，一般认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成就较大，造型也有一定发展，但已见精细有余，而气势不足。

从以上的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陶瓷造型的流变与整个社会历史步伐、文化状况基本对应的关系，它一方面反映着陶瓷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在整体上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则显现出人在对陶瓷的不断需求和不断满足这种需求过程中造型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