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佩剑与带钩：战国时期的时尚风尚

大小诸侯纷争，各国衣冠异制，风尚自有不同，或出自政治军事原因，或出自民族审美原因，最为突出的是流行穿胡服，着带钩及佩剑风尚。

公元前307年，赵国国君武灵王赵雍（史称我国最早的服装改革者）苦于受北方匈奴和西部林胡﹑楼烦的侵扰，发现军队宽袍大袖不利于作战，决定进行军事改革，命令军队改穿胡人服饰，短装﹑皮带﹑皮靴；战车改成骑兵，很快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时胡服骑射成为赵国的流行风。短窄精悍的胡服，从军队传到民间。从赵国传到其他国家，给中原地区服饰带来全新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服饰的发展（图5-23）。秦国军队也进行改装，服装随兵种而设计，以便于作战为标准，大袖一律变窄袖。民间服饰也发生变化，衣短齐膝，袖身变细，革带上配带钩 （图5-24）。

男子佩剑是这时期的风气。春秋时期，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青铜剑成为武器中的上乘，铸造精美，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越国以铸剑闻名，有关铸匠干将莫邪的故事甚为流传。剑的大量生产，为男子佩剑风尚提供了可能。《战国策》记冯谖（xuān）客孟尝君故事，冯谖家贫不能自给，去孟尝君门下当门客，因待遇太低而不满，三弹其铗。铗即剑，尽管贫困，但佩剑还不能没有，冯谖的剑没有装饰，《史记》记载：“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用绳子缠剑柄）。”好剑之风由此可见。《庄子·说剑》载：“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更是举国之士以习剑为尚。南方楚国屈原在《涉江》一诗中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剑）之陆离（长貌）兮，冠切云（冠名）之崔嵬（高貌）。”《离骚》中也有“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之句，都是佩剑风尚的写照。长剑高冠也是楚国的风尚。《说苑·善说篇》载：“昔者荆（楚国）为长剑危（高）冠。”（图5-7﹑ 图5-25）

汉代，公卿百官至小吏平民佩剑蔚然成风。据史书记载，魏相好武，令诸吏带剑奏事，有未带剑者，入朝奏事时，就借剑佩戴才敢入内，又有“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放行”的记录（《汉书·严延年传》；《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按：“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剑。”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形象，如战国时佩剑的铜人和汉代佩剑的门吏（图5-26）。

图5-23　战国穿窄袖衣的杂技艺人

图5-24　穿窄袖衣的秦代男俑

图5-25　战国铜镜上的戎装武士像(www.xing528.com)

图5-26　战国佩剑铜人

图5-27　战国漆绘佩戴钩的男子

春秋早期就有带钩出现，男女皆用，用青铜做成，固定在革带的一端，束腰时把带钩钩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使用方便，与今天所用的皮带相类似（图5-27）。因带钩在衣服外面，所以讲究美观，工艺也日益精湛。战国时带钩制得极为精美，材质高贵，工艺精良，形式多样。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中出土的包金嵌琉璃的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二龙缠绕，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鹦鹉二只，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剔透，极尽奢华。此外，在其他战国墓还出土过金带钩﹑金银错铁带钩﹑玉带 钩等。

至汉代，带钩材质更为贵重，工艺日趋精巧。如1984年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玉龙虎带钩，长19.5厘米，宽4.1厘米，通体琢浮雕变形龙虎纹。同墓出土了玉龙附金带钩，龙尾嵌套金质，长14.4厘米，精美异常。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带钩，纹饰浮雕表现出民族特色，猛兽相搏，飞马奔驰等，极具动感，风格粗犷（图5-28）。

图5-28　战国及汉代的带钩带扣

东汉晚期，腰带上为了佩挂随身小用具，又出现了（kuǎ）环，环上挂几根附有小带钩的小带子，称为“鞢（dié）（xiè）”，其带故名“鞢带”。这种带具一直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初唐，中晚唐后逐渐消失。南北朝时最高级的鞢带装有13环，为君王之带，但也可赐予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