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粮分水水权体系的瓦解：探析内在矛盾

以“按粮分水”为核心的讨赖河流域传统水权体系在平稳运行300余年后，自19世纪末开始逐步紊乱，并在流域性的水利危机“酒金水案”中遭到重创并濒临瓦解。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无疑十分复杂，政权更迭、战乱频仍以及边疆整体形势的巨变都构成巨大的外因，但传统水权体系内部的一些固有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酝酿，终至不可收拾，方是最为关键的内因。具体而言，这些“内因”主要有如下几端：

首先，“田赋”作为水权依据，其稳定性在帝制瓦解后不复存在。民国肇造，不仅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乃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根本转变。政治权威瓦解后，中国陷入短暂的分裂状况，原本靠协饷支持的河西走廊地方政府迅速军阀化，苛捐杂税远远超过所谓“正赋”，且变化频繁、朝令夕改，各渠所承担赋税比例变化剧烈。如此，动摇了水权的稳定性，民国许多水案是各渠要求根据现实情形更改渠口比例所致。

其次，地权与水权的高度剥离，造成用水权价格的虚高。前文已分析，水权之所以与赋税挂钩，其中是以地权为纽带。但在实际生活中，地权交易十分活跃，“卖地不卖水”的情况非常突出。水权与地权的分离，出现了一批“有水无地”的食利阶层，以向实际耕种者高价出卖水权为利益来源，这使得农民的用水成本不断高企，许多农民不得不采取弃耕或“抢水”“偷水”等破坏水权体系的方法来获得灌溉用水。(www.xing528.com)

其三，“按粮分水”制度的过于刻板导致水权转移的无序化与暴力化。在区域水权层面，各渠口比例作为“定制”必须长期坚持，但实际上各渠新增用水量极不平衡，因此各渠之间常常产生自发的水权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很少能得到政府认可，因此一旦发生纠纷无从处理，往往演化为暴力冲突。由于人口不断增殖、开垦荒地日多，耗水相应增加，但灌溉用水供给总量没有增加，这就使得各渠道的用水日趋紧张，各农户的水时普遍减少，此时上游“劫霸”水源的情形便日益增多，水权事实上开始向渠道上游转移。

其四，传统水利技术无力支持在全流域实现“按粮分水”。前文已指出，“按粮分水”在渠道层面需要通过所谓“镶坪”来实现，这要求各主要渠道共用同一个引水口并呈放射状分布，但如果各渠相距遥远，则绝无可能实行“镶坪”，必须实行大规模轮灌。但要在全流域实行轮灌，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代价巨大，且缺乏直观体现“公平性”的技术手段。这也是民国时期强制分水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