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英国泰晤士河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

泰晤士河位于英国南部，起源于英格兰西部格洛斯特郡的刻瓷沃尔德山，经南部六郡，向东流往伦敦，最后在诺尔沙洲处与北海汇合。横贯英国首都伦敦与沿河十多座城市，因此被称为英国的“母亲河”。泰晤士河流域面积13000平方千米，全年降水比较均匀，水位稳定，在特丁顿上游来水最大流量为1050立方米/秒（1894年），最小流量为0.91立方米/秒（1943年），年平均流量71立方米/秒；冬季丰水期平均流量一般为241立方米/秒，夏季枯水期的平均流量一般为1412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为1819立方米/秒。特丁顿水坝感潮河段，位于泰晤士河下游，易受海潮的影响，两岸的大伦敦区分布着700万居民，人口稠密且经济发达。

随着工业革命逐渐兴起和泰晤士河两岸人口的激增，每日排放的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泰晤士河变得污浊不堪，水质严重恶化，长期饮用污染的河水导致霍乱的爆发。例如，1832年霍乱导致5275人死亡，1848—1849年霍乱的爆发再次导致14789人死亡，1853到1854年陆续又有11661人死亡。1858年的夏季，泰晤士河“恶臭”大爆发，使在河边工作的英国议会和政府感受到了污染的危害，各项工作陷入停滞。20世纪50年代末，泰晤士河的污染进一步加重，水中的含氧量几乎为零，除少数鳝鱼外，其他鱼类几乎绝迹。英国工业化初期的工厂布局是泰晤士河水污染的直接原因，含有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的公共污水是另一污染主因。以伦敦为例，进入20世纪后，伦敦人口增长到800万，人口增长带来的则是生活污水的增加，加之英国市政建设的落后，使得泰晤士河污染加剧。泰晤士河历史上经历过两次水质严重恶化的时期，第一时期为1800—1850年，第二时期为1900—1950年。相对两次水质严重恶化也有两次治理时期，第一次治理时间为1858—1891年，第二次为1955—1975年。

泰晤士河的水质严重恶化引起英国政府对河流污染治理问题的重视。英国政府和伦敦市政当局从19世纪中期开始对泰晤士河进行污染治理，大致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52年至1891年，期间修建了两大排污下水道系统，从而基本确定了河流污染治理的规划。第二阶段从1955年至1975年，英国对管理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地方分散治理转换为全流域治理，最主要的行为是对污水厂进行了合理优化，整合资源，提高了净化效率。此外，通过对河流进行充氧，提高河流的溶解氧。1960年成立泰晤士河水务局。第三阶段是指从1975年开始的治理成果巩固阶段，一方面主要进行了相关技术改造如污水处理设施，将遥测等新技术投入其中，另一方面，两岸的经济结构与模式也实现了转型，用各类服务机构与文化企业替换了炼油厂、煤气厂等工业企业。相关治理措施主要包括：①依法治污，在水质监控、水环境管理、水资源保护以及污染源管控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治污标准；②为实现对泰晤士河流域的统一规划与管理，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以及泰晤士河水务局，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与标准，治理资金保障充分；③建立区域性水污染防治体制，主要包含工程治理措施以及生态防治措施；④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水污染防治产业化，实现产业化既可以解决城市河流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难题，又可以促进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www.xing528.com)

经过英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治理，泰晤士河流域的水污染整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根据统计，泰晤士河在1967年的鱼类数量仅为34种，1977年增至96种，仅十年就增加了两倍多的鱼群种类。20世纪80年代后，河流水质已基本恢复至17世纪的原貌，水质也重新达到饮用水标准。现如今，泰晤士河已成为世界上流经都市地区水质最好的河流。此外，泰晤士河的氨氮、生化需氧量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溶解氧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再次跻身于最清洁的城市河流之列。泰晤士河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开展的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这被称为欧洲“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通过对河段实施统一管理，将整条河流划分为十个区域，将200多个管水单位合并为一个新的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在此基础上，参照业务性质做出明确分工，并严格执行。将传统的截流排污、曝气充氧、生物氧化和微生物活性污泥等常规措施运用在水处理技术上，将经过处理后的废水再利用，通过集中统一管理，杜绝水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提高了水的复用系数，建立了完整的水工体系，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合理配合从水厂到废水处理，再到养鱼、防洪、灌溉、水域生态保护等的综合利用。

泰晤士河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启示和借鉴：建立高效的流域管理机构；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开辟多种融资模式，构建政府部门与流域企业的和谐关系；加快完善水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教育与宣传，提高公民水环境意识；重视科学研究与规划，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在水污染的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污染治理的成效取决于整体的、科学的方案规划，也更加离不开科学研究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