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影响长江水生态的因素

长期以来，受过度捕捞、拦河筑坝、水域污染、江湖阻隔等影响，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中下游湖泊、湿地功能退化，江湖关系紧张，洞庭湖、鄱阳湖枯水期延长。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白鱀豚、白鲟、长江鲥鱼等物种已多年未见，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四大家鱼”产卵量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90%以上。近年来，长江渔业资源年均捕捞产量不足10万吨，仅占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0.15%。

（1）酷渔滥捕

长江流域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问题十分突出，导致水生生物种数和种群数量急剧减少，鱼类资源趋于小型化，表现为渔获物中小型鱼类比例上升、种群年龄结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

网簖（迷魂阵）是一种大规模捕捞经济鱼类幼鱼的渔法，可以捕到体长仅2～3厘米的幼鱼。在东洞庭湖，迷魂阵的日产量可达10.5万千克，其中经济鱼类幼鱼6.45万千克。7月底至8月初，每天的渔获物中含有草鱼幼鱼147万尾，青鱼幼鱼225万尾，鲤幼鱼306万尾。2002年，在洞庭湖中的迷魂阵超过8000个，网片长度超过100万米以上，“布围子”8000船左右，长度80万米以上，其捕获的鱼类70%以上为当年或一冬龄幼鱼；电击渔船2000艘以上。鄱阳湖的迷魂阵在1978年只有27部，1983年增加到2400部，1986年猛增到9889部。在1983年鄱阳湖下山岛渔区的一部迷魂阵的渔获物中，重量在50克以下的个体占到总数的60.8%，50～250克的个体占37.2%，250克以上仅占2.0%；而在汉池湖抽查的64.9千克迷魂阵渔获物中，有鱼类27181尾，平均每尾重量不到2.4克。

受酷渔滥捕等人为活动影响，长江干流的渔业捕捞量从1954年的43万吨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0万吨，2011年长江干流的渔业捕捞量已不足8万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洞庭湖渔业捕获量逐年增加，1995—2000年间达到高峰，年平均产量5.13万吨，之后捕捞量逐年下降，目前不足2万吨（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统计数据）。位列“长江三鲜”之首的长江鲥鱼，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十年间，年平均产量近50万千克，年产量最高达160万千克，但现在已基本绝迹。1973年长江沿线刀鲚产量为3750吨，1983年为370吨左右，2002年已不足百吨，2011年仅12吨左右。长江干流渔业捕捞量变化见图2-13、洞庭湖渔业捕捞量变化见图2-14。

图2-13　长江干流渔业捕捞量

图2-14　洞庭湖渔业捕捞量

（2）拦河筑坝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上游是我国水电开发的重要区域。根据水利普查，长江流域水库近5.2万座、总库容超过4000亿立方米，水电站19426座、装机容量超过1.9亿千瓦，其中上游水库大坝13000多座、库容1590亿立方米。

局部河段因水电梯级开发，特别是引水式电站、调水工程等导致流量减少，甚至断流，严重影响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于鱼类而言，水利水电工程破坏河湖的连通性、阻断洄游通道，一方面导致上下游水文情势显著改变，流水性鱼类栖息生境丧失；另一方面导致水温层化，下泄水温升、降滞后，鱼类繁殖期延迟。

三峡蓄水后“四大家鱼”首次产卵推迟至5月中旬，繁殖时间推迟近一个月，中华鲟繁殖时间推迟一个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华鲟野生繁殖群体数量大约为2176尾。近年来，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逐渐减少，2017年仅为20余尾。2003年以后，中华鲟产卵时间明显推迟，产卵次数由每年两次减少为每年一次。更为严重的是，近五年中华鲟自然繁殖呈不连续趋势。2013、2015、2017和2018年没有野外繁殖。近30年来，中华鲟产卵群体数量和产卵时间变化见图2-15和图2-16。

图2-15　历年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

图2-16　历年中华鲟产卵时间和产卵次数(www.xing528.com)

1964—1965年长江干流“四大家鱼”年均产卵量高达1150亿粒，到1981年下降到了173亿粒，降幅达84.3%。其后受三峡工程调蓄影响，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的产卵规模进一步下降，2007年曾一度低至一亿尾以下，仅为1986年的1.0%；2011年以后由于生态调度以及亲本放流等保护措施的实施，监利江段“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不足1986年的1/5。三峡水库建成前后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变化见图2-17。

图2-17　1997—2016年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

其次，小水电无序开发对支流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2018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结果》显示，沿江10省已建成的小水电多达2.41万座，已导致333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千米。

梯级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累计效益日益凸显，工程实施显著改变了长江天然的水文节律，导致上中游干流和相当多的支流自然河段转变为半天然或人工控制河段，水生生物生境片段化和破碎化，水生生物多样性及种群资源出现显著下降。

（3）江湖阻隔

在江湖复合生态系统中，河道为流水环境繁殖的鱼类提供了繁殖场所和必要的水文条件，但由于饵料缺乏，无法单独维持较大生物量的鱼类种群，鱼苗孵出后需要进入通江湖泊肥育。适应于长江的季节性泛滥，长江中下游鱼类主要在春夏季繁殖，以保证后代适时进入通江湖泊并摄取到足够的食物。由于洪水的季节性泛滥，通江湖泊具有大面积植被覆盖良好的季节性淹没区，不仅支持了水体的食物网，也为产黏性卵的鱼类提供了产卵基质，并为幼鱼提供了躲避敌害的庇护生境。

江湖阻隔导致湖泊和河流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丧失，湖泊鱼类物种减少，江湖洄游型鱼类消失，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也随之变化。武汉市新洲区的涨渡湖，20世纪50年代有鱼类80种左右，江湖阻隔后鱼类不断减少，到80年代为63种左右，1995—2003年调查到52种，其中洄游型和流水性鱼类的比重由50%下降至不足30%。武汉市的东湖1971年以前有鱼类67种，其中河海洄游型鱼类3种，江湖洄游型鱼类13种，湖泊定居型鱼类45种。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江水闸全年不开。1992年以来的调查仅发现鱼类38种，鲥、短颌鲚、暗纹东方钝、鯮、胭脂鱼、蛇鮈、鲂等多种鱼类已基本绝迹。洪湖在未阻隔前，野生鱼类应不下100种。江湖阻隔后的1964年，尚有74种。但在1981—1982年调查时，仅发现54种，其中有23种明显是初夏灌江时纳入的半洄游型鱼类的少量个体，湖内实际栖息的鱼类已只有31种，仅为天然区系的1/3。1992—1993年为57种，2004年调查发现42种，2006年调查到鱼类49种。

江湖阻隔后，湖泊的富营养化也导致湖泊沉水植被的退化。东湖、巢湖、西太湖、武山湖、菜子湖等湖泊沉水植被几近消失，呈现出草型向藻型湖泊生态系统演变，拉市海、洪湖、长湖、斧头湖、龙感湖等则从原来以沉水植物群落的优势类型逐步演替为以“挺水植物+漂浮浮叶植物”群落占优，此外群落类型减少、群落结构简化（共优群落演替为单优群落、伴生种类减少等）也成为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共性趋势。洪湖、长湖、斧头湖、大通湖等植被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接近100%到近年来不足10%，单位面积生物量下降也十分明显。洪湖、梁子湖、斧头湖、西凉湖等都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峰值每平方米平均鲜重4～6.39千克，下降至2000年以后每平方米0.406～1.47千克。

（4）湿地退化

长江流域湿地总面积约17.4万平方千米，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10%，流域内自然湿地占比41.5%。1950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湖泊面积为25828平方千米，而目前已减少至10493平方千米，减少了约60%。其中洞庭湖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4300平方千米减少到现在的不足2700平方千米，鄱阳湖面积由5053平方千米缩减至目前仅为3283平方千米，江汉湖群则从8330平方千米下降到目前的2270平方千米。人类活动引起的湖泊湿地萎缩、江湖天然连通性降低、水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显现。长江中游地区湖泊面积变化见图2-18。

图2-18　长江中游地区湖泊面积变化

近十年来，长江中下游湿地构成比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自然湿地萎缩严重。1996—2016年洞庭湖区总体景观格局呈现出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大、景观异质性减小且景观形状趋于复杂的趋势。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增加1.83%、0.70%和4.80%，水域、草地分别减少2.65%和4.18%。2000—2013年，鄱阳湖湿地水体和耕地面积逐年下降，林地、建设用地和沙滩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由2000年的249.08上升到2013年的251.41，土地利用强度持续增加。景观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和破碎化，连通性降低，稳定性变弱。

长江中下游岸线湿地不断萎缩，作为水域生态屏障和水生生物栖息地的自然岸线越来越少。河道渠化与岸边带硬化一定程度影响了河流横向连通性，使水生生境破碎化、脆弱化。长江中游干流岸线利用率已经达到23.1%，下游岸线利用率达到28%，其中江苏岸线利用率已经达到35.6%，上海市岸线利用率更是达到49.2%，少数几个鱼类（豚类）保护区分割在大段开发利用江段之间，中下游水生生物保护区岸线占比不到5%，这对于洄游性物种的保护明显不利。

此外，金沙江下游、嘉陵江上游、汉江中下游、三峡库区等水土流失仍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短板，部分区域水生态监测与评价工作未到达常态化，水生态监测信息集成管理及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河湖水质恶化、外来物种入侵等也是影响长江水生态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