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热潮持续了三年，使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弯路。到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明显出现严重困难，加之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困难，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供应极度紧张；1960年7月，苏联撤走专家，给工业建设和生产造成很大影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被迫停工，许多新产品研制工作被迫中断。
面对严峻的现实，党中央决定开展调查研究，调整建设方针。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讨论了副总理李富春所做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决定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此，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1961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并明确必须整顿工业秩序。中央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www.xing528.com)
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近一个月，全国县以上干部七千余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要下苦工夫在实践中逐步弄清规律。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的情况下，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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