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创立国家电工企业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把中国作为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民族工商业长期处于被西方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境况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资本电机制造企业，虽冲破严寒，破土萌芽，但发展缓慢，久久未成气候。

自清政府天津教学品制造所发端，1911年辛亥革命后诞生了北洋政府交通部电池厂，这是中国第一家国家资本电工企业。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外国资本电工企业、中外合资电工企业、私营资本电工企业一一问世、有所发展，唯独国家资本电工企业偃旗息鼓、毫无进展。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表《实业计划》，提倡兴办国家资本机器厂，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并“利用必要的外国技术和资金”。尽管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宣扬“各种政策，多本此为方针”，但国家资本举办的电工企业，依然迟迟不见动静，未有建树。

直到1927年初，才又有国家资本的电工企业出现。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交通大学内，建立了无线电机械制造厂，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1929年更名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产品也有所扩充，有电动机、变压器、收发报机、收音机、干电池等。这是第二家国家资本电工企业。

但这最早的两家国家资本电工企业，规模小，水平低，能力弱，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

抗日战争前夕，大批有识之士，身感国家形势严峻，警觉日本侵华意图，纷纷向国民政府进言，大声疾呼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国力，以备不时之需。

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在南京秘密成立了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从欧洲学成归国的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也是当时我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翁文灏，以地质调查所所长和清华大学代校长身份，受邀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并负责实际工作，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该委员会成立后，首先针对工业和交通，策划应变措施，并着手制订相应的发展计划。

1934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中央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领导，主管重工业，负责创办与国防相关的工矿企业。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资源委员会成立后，即将“电机、电器、电工器材、无线电机械制造”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行业。于是，兴办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资本电机制造企业，才提上重要日程。

在抗日烽火的催生下，国家资本电机制造企业的两大主力军——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机器厂，应运而生，选址而建。

1936年7月，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指派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恽震为筹委会主任委员。拟下设四个厂：一厂为电线厂，生产电线；二厂为管泡厂，生产电子管和白炽灯泡；三厂为电话机厂，生产电话机及配件；四厂为电机厂，生产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开关、电池等。

1936年9月，资源委员会派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委会主任恽震和中央机器厂筹委会主任王守竞、中央钢铁厂筹委会代主任程义法3人，带领测绘人员前往江西、湖南等地勘选工厂厂址，最后选定与湘潭县城隔河相望的下摄司建厂，合计征地9430亩。

1937年3月，中央电工器材厂正式动工兴建。计划安排建设资金3000万美元，工厂建成后员工达到2万余人，并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沈阳、武汉、长沙、重庆、昆明等地设立区域营业所。

图2-1 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委会部分委员与英国专家合影

1938年6月，武汉告急，不久被日军侵占。湘潭暴露于战争前线，建设中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奉命内迁，向广西、云南方向寻觅新址。这个腹中胎儿还没出世，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逃难生涯。

图2-2 中央电工器材厂工作人员在湘潭时的合影

经勘定，一厂迁往昆明西郊马街子。原在英国绝缘电缆有限公司（British Insulated Cable Co.）、开达电缆有限公司和亨来电缆有限公司订购的设备，包括英国不能制造而从法国和美国进口的设备，均无法从上海入关，被迫改从香港绕道越南海防，并通过1米窄轨的滇越铁路运至昆明，历经艰险。土建和设备安装过程中，缺乏工程运输设备，只能用牛拉木轮车搬运设备和建筑材料，用手拉葫芦和木制龙门吊装机器。英国绝缘电缆有限公司派来的工程师布莱克，亲历了土法吊装机器的场面，深为感动，当即拍照。这张照片一直保存下来，成为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历史写照。

图2-3 中央电工器材厂总厂办公楼(www.xing528.com)

图2-4 筹备人员和外国专家在昆明马街子勘察地形

二厂迁往桂林，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Arcturus Radio Tube Co.）购买的电信产品设计图样和工艺规程，以及选购的设备和材料，也随之西迁桂林。

三厂迁往云南安宁县境内，在德国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订购的生产设备和试验设备，途经越南时遭到禁运，后改运缅甸仰光，经腊戍公路运抵昆明，最后再运往安宁新厂。

图2-5 布莱克先生拍摄的土法吊装机器场景

四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上海“淞沪会战”时迁到汉口，1938年3月又迁至湘潭下摄司，并入筹建中的中央电工器材厂。落脚未定，汉口沦陷，湘潭吃紧，又一次被迫踏上迁徙之路，该厂一部分与二厂同时迁往桂林，另一部分则迁往昆明，与一厂合建于马街子。

经过一年多的分地建设，四个工厂先后竣工投产。1939年7月1日，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昆明正式宣告成立，并全面开工生产。

1944年8月，湘战恶化，桂林吃紧，中央电工器材厂再一次被迫西迁，总办事处及部分生产能力迁到重庆，部分生产能力迁往贵阳。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决定，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制造能力重点回移东部沿海一带，总办事处也由重庆迁往南京。

图2-6 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营业处的广告橱窗：制造一切电工器材，供应全国电工需要

1948年7月，在接收沿海日伪电工企业基础上，中央电工器材厂改组为中央电工器材有限公司，恽震任总经理。经过重组，形成9家直属电工企业，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产品制造范围也有所拓展，从发电到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各领域，涵盖了电工行业的基本种类，其中电线电缆、电信器材、电力机械、电子管等产品，占领了国内绝大部分市场。

与中央电工器材厂起步的同时，中央机器厂也于1936年9月开始筹建，制造电工产品、机床、纺织机械等。同样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中央机器厂，在建设过程中也屡遭战火侵扰，一再变更厂址，几经折腾，逐步内迁至昆明、重庆等地，设有6个分厂。抗战胜利后，大多生产能力也回迁东部沿海一带。

图2-7 中央机器厂门楼（位于昆明市茨坝）

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机器厂，在电工产品的制造上，还发生过摩擦纠纷。中央机器厂凭借自身机器制造的优势，研制了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中央电工器材厂认为，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是典型的电工产品，理所当然应归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中央机器厂不应涉及这些电工产品。中央机器厂则据理力争，认为制造汽轮发电机组也是资源委员会的安排，自己的技术力量较强，为什么不能生产？一时间，两厂互不相让，争执不下。后经反复协商，达成妥协，中央机器厂生产大型的，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中小型的，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中国的电机制造业。两大主力电工企业之间的“官司”，成为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趣事。

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机器厂，这两大国家资本电工企业的主力军，在抗日烽烟中诞生，在抗日战火中成长，写下了不屈不挠的创业史。

图2-8 中央机器厂产品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