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桢酷爱水利事业，矢志根治我国的水患，开发我国的水利资源。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参与多项水利计划制定和水利工程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另一方面，他积极从事水利教育，辗转多校执教，倾其所有知识培育水利事业的接班人，受到水利人的景仰。
（一）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
1917年，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汪胡桢被派到北京全国水利局当练习生，在此期间同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一起勘测海河流域地貌，计划建设滹沱河水库。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政局大变，该项计划最终搁浅。汪胡桢未能如愿进行水利建设，于是在1920年的秋天，应许肇南校长之邀，他首次回母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
回到母校后，汪胡桢先担任学校出版部总编辑，负责编辑《河海月刊》。后被许肇南校长破格聘用为数学教授，负责教授预科平三角法、弧三角法、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等课程[16]。1922年，全国水利局年终考绩，汪胡桢和时任校长的沈祖伟、教务长李仪祉一起被晋给五等“嘉禾章”，杨孝述、张谟实和伏金门三位均被晋给七等“嘉禾章”。其他几位都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建校之初聘任的归国留学生，这足以证明汪胡桢在母校执教期间的辛劳和成绩。
受到当时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时代思潮影响以及对水利知识和经验的渴望，汪胡桢经过考试获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的资助，于1922年离开母校赴美留学。1924年，学成归国后，梦想在水利建设上大显身手的汪胡桢无奈于时局，受时任校长杨孝述力邀，再次回到母校任教。到任后，汪胡桢不再只是教授基础数学课，还负责水力学、水文学、水力实验、灌溉工学、给水工学、工用材料、地质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中，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教育，每节课都注重突出一个中心内容或者一个不易理解的难点，用一种由浅入深的教育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利用从美国购得的《水的故事》科教片，在课前放映给学生作直观教材；带回来美国胡佛坝的铝制模型及冲击式水利发电机组模型，供学生参观学习；为方便教学，他还专门定做了课堂上为学生演示而用的反击式水轮机模型，使学生能够直观学习到国外相对先进的水利工程建设知识和相关技能。
1941年，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之江大学宣告停办，数百学生顿失求学之所，在顾世楫、林汉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租借民立中学开办了土木工程补习班，让这些失学的学子能够继续学习。根据他的学生须景昌回忆，汪胡桢主要为学生教授灌溉工程、给水工程和排水工程等课，并在教授水利专门技术学课时，要求学生学习他曾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六届年会起草的《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信条七则》。
1944年，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聘请汪胡桢前去教授水工建筑课，后因战事而滞留在安徽黄山一年多无法前往。等到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汪胡桢已谋新职。
1949年8月，马寅初校长力邀汪胡桢担任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他自编水力发电和灌溉工程讲义，开始为学生讲授这两门课程。开课不久，因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水利部，任命汪胡桢为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在一再催促下，汪胡桢于11月不得不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三）在“佛子岭大学”任教
1950年，汪胡桢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指挥设计施工。他带领着一批刚走出校门没有见过水库，也没有见过连拱坝的青年知识分子决心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建设我国第一座连拱坝型水库。(www.xing528.com)
佛子岭水库工地就是一所大学校，这群年轻人缺乏工程实践经验，但他们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没有8小时内外之分，白天工作，晚上自发地组织各种专题讲座，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学习氛围十分浓厚。人们亲切地称这个学习班为“佛子岭大学”，汪胡桢就是校长，戴祁为教务长，曹楚生、谷德振、张光斗等为教师。
“佛子岭大学”的课程和佛子岭水库的实际建设密切相关，学习的课题由戴祁和每一个开讲的教师提前约好，通过海报告知上课的具体时间，讲课内容一般先油印教材，便于大家上课学习。届时学生自觉自愿，不点名但几乎无人缺课。在这所工地大学里，每个担任教学任务的结束后都要在学习班上做一次报告，大家互教互学互促，不仅从中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也有力促进了施工过程所遇到各种问题的顺利解决。
汪胡桢学识丰富，经验也多，自然也是大家求教的最主要教师。他曾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为大家讲授了“坝工设计的通则”。根据技术室的规定，他还讲了“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解释了节约坝堤混凝土的主因是连拱坝的坝面上有很大的水的重量的存在。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经验外，他更注重对年轻人品德的培养，告诫他们“要结合施工多学习、多思考、多向工人和老技术人员学习。只有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技术，才能搞好本职工作”。[17]同时，他通过在施工中勇于创新的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干工作要有上进心，还要有点冒险精神，这是动力。墨守成规，畏首畏尾，是干不了大事的”。[18]
“佛子岭大学”采用边工作边学习以及技术知识互相交流的方法，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代知识比较全面的水利建设人才。这批人才在佛子岭水库竣工后，又参加了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建设，最后又分散到全国各处的水利机构工作，均成为骨干人员，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任教
1960—1978年，汪胡桢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这是他一生从教时间最长的一次教育经历。在他任职期间，提出要重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讲授和训练，要在教学中逐步贯彻少而精、学到手、因材施教、劳逸结合的方法，要逐步严格对学生的要求，教师认真备课，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教研工作，要加强对教师教学工作的指导。不仅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认真贯彻这项教育工作方针。
汪胡桢在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的18年间，积极倡导教学工作与水利工程实际相联系，因而经常带领师生到京郊的水利工地进行实地勘测和设计。1965年，他不顾68岁高龄，根据周总理治理黄河泥沙的指示，亲自带领河川、地质专业和部分水力动力装置专业毕业班学生以及黎保琨、顾慰慈、张镜剑等专业教师，奔赴黄河中游位于山西省境内的碛口进行实地勘测，设计拦沙水库，以期缓解泥沙淤积对三门峡水库造成的压力，确保渭河平原及下游黄淮海广大地区的安全。他要求这些参与的毕业班学生以碛口水库为题，进行现场毕业设计。在4个月的勘测期间，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奋战在黄河两岸，最终完成了《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
在教学工程中，他一般都是自编讲义，对自己严格要求，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影响了许多教师。他十分重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要求教师采取学习政治理论与学习业务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校内自修与校外进修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同时，要求各系各专业的教师在教学中增加思想政治教学内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寓德育于智育之中。他提倡青年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老教师热心帮助青年教师过好“教学关”，胜任教学工作，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在他任院长的18年来，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对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广泛开展科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水利建设人才。
无论是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时还是离职后，他一直情系学校，先后3次将自己珍藏的2000余册图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特别是在临终前几天，他又整理了几大箱子，除了留下一部分工具书，其余打算全部赠送给了学校。书尚未送出，人已经离去。
此外，为了培养水利人才，1935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任职时，汪胡桢建议茅以升利用工赈余款资助有关人才出国深造。凡经委员会直属机构的工程人员，服务满一年均可参加考试。考试通过者将有为期三年的出国深造，两年参加实际工作，一年进研究院攻读学位的机会。经秦汾秘书长的批准，汪胡桢担任主考，先后两届录取严恺、王鹤亭、张书农等分赴英、美等国留学，或到印度、埃及水利工地实习。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我国颇有影响的水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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