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桢：水利人生中的高潮

（一）水利人生的开启——求学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1902年，汪胡桢入家乡私塾读书，后就读于秀水县公立学堂。1912年，因汪胡桢父亲病逝，家里缺少经济来源，他的学业陷入了困境，幸好在姑母的接济下，他才有机会继续求学。

在中学时代，汪胡桢本来醉心于铁路工程，一是因为当时正在兴建的沪杭铁路离汪胡桢家很近，他亲眼目睹了一条铁路从建筑路基到架设钢桥、铺好铁轨，直到完成施工的全部过程，对当一名铁路工人十分向往。二是深受他的一个表兄的影响。汪胡桢一个毕业于苏州铁路学堂表兄在洛潼铁路做技术员，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汪胡桢希望考取铁路工程学校，毕业后可以谋到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以分担家庭负担，让自己的母亲能够颐养天年。

但是，一个偶然的因素促使汪胡桢改变了学习铁路工程的主意，转而决心学习水利。1915年，在姑母的资助下，汪胡桢在准备前往上海参加中华铁路学校考试时，从报纸上看到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报纸上刊登的招生广告，不仅对山东、江苏、浙江的学生免收学费，而且学生学满毕业后将分配在导淮工程上工作。对他来说，该学校不收学费而且毕业后分配工作，是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两个学校的考试时间并不冲突，故汪胡桢先后参加了这两个学校的考试，结果都录取了，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最终决定不学铁路工程而改学水利。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后，成为我国近代水利科学家李仪祉的学生，从此开始了他献身祖国水利事业的水利人生。

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一届正式招生时招有正科和特科。共招收新生80人，编为两个班，学制四年。为了应导淮急需，选择其中数学、英文成绩较好者办了一期特科，学制两年，“授于切要功课，冀急可致用”。汪胡桢错过了首批报考，其后被编入“导淮工兴，或不及待，乃招英文、数学诸科素有根底者，于所设科目择要教授，注重应用、实习，期以两年毕业，冀于淮役勘测、计画诸工足为工师之辅”的“特科”。^[12]

1917年4月12日，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第二校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字房举行了隆重的“特科”毕业典礼，我国第一批自主培养的高等水利人才顺利毕业。这批毕业生共30名，汪胡桢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和顾世楫、吴树声按规定被保送去全国水利局任职。在全国水利局工作期间，1917年夏，由于河北发生大水，他奉命陪同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沿京广线勘察各河道水势。为了治理海河流域，他和方维因实地考察了滹沱河一带，协助方维因制定了海河流域五大河流的水利治理计划。但因为时局的变化，这项水利计划上报后便无人问津。

在全国水利局任职3年后，1920年，汪胡桢接受许肇南校长的邀请，回到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担任教职，教授基本课程。

（二）水利人生的发展——出国留学

返回母校后，汪胡桢先担任出版部总编辑，后被许肇南破格聘为数学教授。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书两年，主要教授高等数学和水力学。期间，在举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大潮下，汪胡桢感到留学深造的必要。此时适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总经理简肇南捐出巨资帮助学生出国留学，于是汪胡桢前往报名应考。这次考试共录取6人，汪胡桢名列榜上，于1922年7月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师从水利学家希雷教授。

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第一个学期，除了听希雷教授的课外，汪胡桢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和论文有关的资料，并开始硕士论文写作，到第二学期已完成了毕业论文，并在答辩会上从容地回答了几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的提问，毕业论文顺利通过，获得了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在他的同学史密斯父亲的帮助下，汪胡桢参观学习了费城州约克市摩根史密斯水轮机制造厂，并到佐治亚州铁路与电力公司实习水电站的设计与施工。在这里实习期间，他查阅了摩根瀑布水电站的大坝、隧洞和水电厂房的图纸及设计资料，校对规划设计的计算，并经常深入到混凝土重力坝浇筑、隧洞开凿与工程截流的现场，不仅获得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也学习掌握了机械化施工方法，这对他日后从事水利工程建设颇有助益。

实习期满后，汪胡桢带着公司的介绍信到摩根瀑布水电站参观学习。其后，为了深入了解欧美的水道情况，他从密西西比河河口的新奥尔良出发，沿途考察了匹兹堡钢铁厂、福特汽车厂、尼亚加拉瀑布水电站，接着浏览了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以及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的一些地方，最终乘船到达上海。这次环球旅行，使他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对他影响甚大，为他追求水利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此后的水利工程实践中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学习，不断创新，主张引进国外先进的水利技术。

汪胡桢在国外求学时，经常梦想着有一天回国后，能够凭借在国外学到的水利技术为国家水利水电建设做贡献，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上建设水电站，使宝贵的水利资源不至于白白流走而浪费。但是，此时军阀们正在沪杭线上混战，当时的政府没有多余精力考虑水利建设。梦想破灭了，汪胡桢应时任校长杨孝述函请，再一次回到母校重执教鞭，教授水工结构。(www.xing528.com)

（三）水利人生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实践

自1917年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起，汪胡桢就立志为中国的水利建设事业奋斗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他参与制定的治理钱塘江、治理海河等流域的水利计划都未能如愿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把自己对水利事业的热情和全部智慧都倾注到新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上，先后参与指挥建设了佛子岭和三门峡两个大型水库工程，在丰富的水利实践中抒写了他水利人生的新篇章。

1.建设佛子岭水库

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导淮委员会，受时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的力邀，汪胡桢被任命为设计主任工程师，协助他制定导淮计划。为了治理好淮河，他在深入勘察后拟出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和《淮河流域航运路线计划》，但这些计划因艰难的时局而都未能在实践中推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作出根治淮河的决策，并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伟大号召。^[13]汪胡桢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治淮委员会委员兼工程部部长，主持拟定《治淮方略》，并与钱正英专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经过水利部专家详细审查后，政务院原则批准了《治淮方略》。

在实施《治淮方略》时，由于佛子岭水库建设规模最大，处于经常发生地震的山区，技术问题比较复杂，给选坝设计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汪胡桢自告奋勇地主持这个水库的设计和施工任务，显示出了他超凡的胆识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于这座水库坝型的选择，国内外专家意见不一，汪胡桢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水电站的经验，结合佛子岭水库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了佛子岭水库大坝采用连拱坝的意见。

1951年11月，由钱令希、黄文熙、黄万里、张光斗、须恺等参与的专家会议在佛子岭工地召开。专家们对地质、坝型、坝基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并提出了佛子岭水库采用连拱坝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建设上也符合“快”“省”要求这一结论性意见^[14]。曾山主任听取钱正英的汇报后，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认为连拱坝好，有把握，就应该相信中国专家，决定采用。”^[15]

从1952年破土动工到1954年工程的最后完成，总共历时880天，高质量地完成了佛子岭水库的建设，这是我国现代化水利工程诞生的标志。以汪胡桢为首的佛子岭水库的建设者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吃苦耐劳精神，不畏困难，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水利水电建设的一流工程，提高了中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

2.建设三门峡水库

为了治理黄河，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批准了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的黄河治理计划，通过了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议案。1957年4月，三门峡水利工程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汪胡桢任总工程师之一，主要负责工程施工技术方面的工作。

汪胡桢在国外留学时见识了国外先进的水利工程设施，有着丰富的阅历，而且已经有了设计佛子岭水库的成功经验，他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信心十足，认为中国工程师有能力自己完成水库设计。他明确表示：可以请苏联专家把关，我们自己设计。综合各方面考虑，最后国家决定委托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全面负责设计工作。尽管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汪胡桢在工作中对苏联专家十分尊重，但凡涉及技术问题，总是深入到施工一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绝不盲信盲从。他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图纸都是亲自审看，总是在苏联的技术模式上寻找突破口，力求革新，以求得更好更快更省的方法。

汪胡桢不仅在技术上力求创新，在设计上也力求严谨，他认为一切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当时对于三门峡的泥沙问题，专家们认为通过植树造林、整修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减少上游的水土流失，可以有效控制渭河以下到三门峡的泥沙。汪胡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对待黄河泥沙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地、科学地论证泥沙问题，主张对排沙孔的设计要保留一定的余地，以保障水电站日后的正常工作运行。事实证明，汪胡桢的见解是正确的。

此外，汪胡桢一生为水利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科技成果和思想财富。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后，汪胡桢多次被选为董事会成员，并长期担任出版委员会主任，负责主编会刊《水利》月刊。他主持出版了中国水利珍本丛书多种，如《河防一览》《问水集》《治河方略》《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等。汪胡桢组织了一大批学者从事翻译外国水利书籍资料的工作，翻译了《中国矿业论》《实用土木工程学》《水利工程学》等。他亲自编撰了《中国工程师手册》《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等多部著作以及一系列水利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