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月刊：推动水利科技进步的力量

由于《水利》月刊的创刊者基本都是归国留学生，他们了解西方近代水利科学与技术，深知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于是积极创办水利科技期刊，传播水利科技知识，促进水利科技研究，“对中国水利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22]。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学有所成的水利大家，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积极传播水利科技知识

在《水利》月刊刊出的文章中，除了有相对高深的专业性的学术论文，也有浅显易懂的水利科普文化性质的文章、简洁明快的水利领域的报道，甚至有极富科学意涵的水利漫画和杂记，对水利科技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水利科普性质的文章有：须恺的《运河与文明》（1931年第1期）、张含英的《黄河之迷信》（1933年第2期）、董开章的《禹陵》（1934年第4期）、武同举的《江南运河今昔观》（1935年第3期）、叶遇春的《历代水利职官志》（1935年第5期）、周郁如的《水灾的成因和减少水灾的方法》（1936年第6期）等。水利领域的报道有：汪胡桢的《一年来世界之水利工程》（1931年第1期）、沈百先的《一年来江苏水利建设》（1935年第2期）、郑耀西的《贯台堵口纪实》（1936年第2期）、杨保璞的《江北运河挡军楼庙巷口堵口纪实》（1936年第3期）、陈靖的《管理汉中水利一年来之回顾》（1937年第4期）、彭济群和徐世大合著的《甘肃水渠工程视察报告》等。水利漫画和杂记有：《陈九龙将军化身画》《朱文王化身画》《金龙四大王化身画》以及张含英的《视察黄河杂记》（1932年第5～6期合刊）、孙辅世的《勘查汉水日记》（1936年第5期）、姜纪元的《参观四川灌县水利工程记》（1936年第5期）、汪胡桢的《海塘一年》（1948年第2期）等。

此外，《水利》月刊还刊载了一些关于水利的论著、计划、研究、实施状况等方面的文章，可以让一般民众从中了解到当时长江、黄河、钱塘江、太湖、淮河、永定河、洞庭湖的水利工程及专家学者提出的治理方案等。刊物中还附有多帧图片和图表，不仅可以使普罗大众一目了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的水利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大力推动水利科学研究

作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刊，《水利》月刊自创刊之时就积极地把学会的办会宗旨贯彻到具体的办刊过程中，在推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成效显著，刊出了许多有独创意义的学术文章，至今仍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1931年，须恺在《水利》月刊第3期发表了《水权法商榷》一文，从“水源之规定”“水权之获得”“水权之审定”“水权之监督”四个部分对水权理论作了专门探讨，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水权法构想，也为此后国家制定水利法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1934年，何之泰积数年科研成果写成洋洋数万言的科学论文《河底冲刷流速之测验》发表在《水利》月刊第6期上，文中提出的水利起动流速与泥沙粒径和水深间的经验关系式，人称“何氏公式”，对水利工程中泥沙水利起动流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沙玉清在《水利》月刊第1期发表了他以“因次分析无量纲化”手段处理泥沙静水沉速的经典之作《泥沙分类命名之商榷》，从水力相似观点提出了新的无量纲沉速判数（沙氏数Sa）及无量纲粒径判数，并以沙氏数对泥沙的水理特性作出了更科学的分类。著名泥沙专家钱宁曾感叹说：“沙先生用因次分析法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是其他人无法达到的。”^[23]

为了更为有效地治理水患、促进水利建设，《水利》月刊经常组织专家进行专门研究，出版了诸如黄河专号、北方大港专号、黄河堵口专号、泥沙专号、水利行政专号等。例如，1934年《水利》月刊的第6卷1、2两期合刊出版的“黄河专号”分别刊载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二十二年冀鲁豫堵口工程计划书》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纲要》、李赋都的《黄河问题》、王应榆的《治理黄河意见书》、武同举的《河史述要》、朱延平的《黄河堵工之研究》、张含英的《黄河流域之土壤及其冲积》等治河名篇。1935年10月至1936年5月，《水利》月刊先后出版了3集“黄河堵口专号”。1935年第9卷第4期的“黄河堵口专号第一集”刊载了宋希尚的《冯楼堵口实录》、恽新安等的《贯台堵口实习报告》《车石段大堤堵口护岸实习报告》和李仪祉的《论德国堵塞决口法》。1936年第10卷第2期的“黄河堵口专号第二集”刊载了郑耀西的《黄河堵口工程概论》和《贯台堵口纪实》、薛履坦的《利津扈家滩堵口始末》、张炯的《黄河中牟大工始末记》、戴祁的《黄河祥符大工始末记》、恽新安的《咸丰五年至清末黄河决口考》等。1936年5月，“为前车借鉴计，乃有纂辑清代黄河决口史之发起”，第10卷第5期的“黄河堵口专号第三集”刊载了粟宗嵩的《清顺康雍三朝河决考》、薛履坦的《乾隆黄河决口考》、骆腾的《嘉道两朝河决考》、戴祁的《雎工始末和濮阳大工记》。(www.xing528.com)

此外，《水利》月刊还刊载了许多介绍国外水利科技的文章，成为国内了解国外最新水利科技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例如，沙玉清的《日本治水之变革》（1932年第5～6期）、孙辅世的《苏俄集团之农场与中国之垦殖灌溉事业》（1932年第5～6期）和《美国灌溉垦殖事业发达史》（1933年第3期）、张光斗的《美国之灌溉事业》（1936年第5期）、栗宗嵩和张书农的《印度支那水利工程实习报告》（1937年第2～3期）、张炯的《瓜哇文登灌溉工程》（1937年第3～5期）等。

（三）造就一批卓越的水利人才

在《水利》月刊诞生之时，无论是出版者还是作者，大多风华正茂，正值青春，他们既熟悉国内水利科技现状，又了解国外水利科技的最新进展。在编辑出版这一刊物或撰写水利科技论文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热情和智慧，伴随着《水利》月刊的成长而成长，从而造就了一批卓越的水利科技精英，形成了一个在国内外水利界颇具影响的学术群体。

1931年，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上，刚刚34岁的汪胡桢成为出版委员会主任和主编，他不仅几乎每期亲自撰写“编辑者言”，介绍当期刊物的内容和出版目的，而且积极撰写各种类型的稿件，据不完全统计仅发在《水利》月刊上就有近50篇，其中有学术论文、各种水利工程计划书和图谱、新闻报道、翻译、水利名著介绍等。如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关于导淮的有《导淮经高宝湖入江之研究》《导淮经射阳湖入海之研究》《导淮经废黄河入海之土方估计》《导淮经盐灌河入海之土方估计》，这些都发表在1933年第2期“导淮专号”上。此外有《洪泽湖之操纵与防制淮洪》（1933年第6期）、《贷款兴办皖淮水利工程之试行》（1933年第4期）等。关于运河治理方面的文章有《整理运河问题》（1934年第1期）、《运河之沿革》（1935年第2期）、《运河渠身之设计》（1935年第2期）、《整理运河工程计划》（1935年第2期）等。翻译的文章有Rehbock T.的《闸坝下游河底冲蚀之避免》（1935年第1期）、Chick A.C.的《度量分析》（1935年第5期）、方修斯的遗著《治河通论》（1937年第1期）等。正是由于他在水利科技方面的卓越建树，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钱正英曾评价他：“作为一位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他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学著作。”^[24]

著名水利工程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科技事业的先驱须恺1931年在《水利》月刊创刊号发表《运河与文明》时，年仅31岁。此后，他在《水利》月刊上先后发表了《水权法商榷》（1931年第3期）、《江潮对于淮河排洪道泄量之影响》（1932年第2期）、《洪泽湖水游需水量初步估计》（1933年第2期）、《洪泽湖之效用》（1933年第2期）、《研究山东运河治导计划备忘录》（1933年第2期）、《淮河洪水之频率》（1933年第2期）、《三河南部活动坝之位置》（1933年第6期）、《民国十年三河流量测量之研究》（1933年第6期）等10多篇文章。从此，他毕生致力于流域水利开发，主持研究制定的流域规划和大型工程规划涉及淮河、海河、钱塘江、赣江等诸多河流。为了加固修护长江堤岸，在他主持的苏北运河规划设计中，提出了著名的“沉挂法”，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为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孙辅世1931年在《水利》月刊第4期发表《太湖流域模范灌溉事业进行状况》时，年仅30岁。此后，他在《水利》月刊上先后发表了《江苏武锡区之模范灌溉事业》（1932年第1～2期）、《河道防洪工程》（1932年第3～4期）、《美国灌溉垦殖事业发达史》（1933年第3期）、《密西西比河截湾取直之研究》（1936年第4期）、《国营蓄洪垦区之研究》（1936年第4期）等10多篇文章。

著名水利专家、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张含英对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1年他在《水利》月刊第2期发表《葫芦岛筑港之过去》时，正值而立之年。此后，他在《水利》月刊上先后发表了《视察黄河杂记》（1932年第5～6期）、《黄河之迷信》（1933年第2期）、《黄河流域之土壤及其冲积》（1934年第1～2期）、《各河流之洪水峰研究报告》（1936年第1期）、《威权之水利组织：介绍美国坦那溪流域管理公署》（1937年第2期）等10多篇学术文章。

此外，著名水利专家、我国第一个提出开发三峡计划的宋希尚1931年在《水利》月刊第6期发表《扬子江水灾原因及标本整理之商榷》一文时，年仅35岁；著名水利史学家沈百先1931年在《水利》月刊第2期发表《导淮为民生建设之首要工程》时，年仅35岁；著名水利专家何之泰1934年在《水利》月刊提出“何氏公式”时，年仅32岁；著名农田水利学家沙玉清1932年在《水利》月刊第5～6期合刊发表《日本治水之沿革》时，年仅25岁；著名水利勘测专家戴祁1931年在《水利》月刊第3期撰写《全国水灾续讯》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