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水利高等教育

（一）中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萌芽

作为近代高等工程教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萌芽于近代高等工程教育中并在西学东渐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发展。前面论及的专门学堂设置水利类课程、设置水利培训机构其实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早在明末清初，也就是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西方传教士就已经把西方的水利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零星地传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在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编写或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就有100多种，内容涉及数学几何、天文历法，也涉及水利学、机械制造等诸多方面。有西学东渐第一师之称的利玛窦来到中国，著名学者徐光启向他“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逐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15]。其后，他们合译了《测量法》一书，把几何原理应用到测量学中，运用到水利工程上。

值得一提的是，1612年，由熊三拔所著，徐光启笔述的6卷本《泰西水法》正式出版，这是我国首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西方水利机械等科技的专著。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部分全录此书。该书卷一“用江河之水，为器一种”，即龙尾车记；卷二“用井泉之水，为器二种”，即玉衡车记和恒升车记；卷三“用雨雪之水，为法一种”，即水库记；卷四“水法附余”，分为高地作井、凿井之法、试水美恶、以水疗病等四项；卷五“水法或问”，主要论述水的特性；卷六“图示取水用器”主要载有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设计图。该书堪称西学东渐第一部引入西方水利工程技术的专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进入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西学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西方近代水利技术也随之大量传入进来。这一显著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水利的近代化历程，西方近代水利科学的先进理念、先进的水利科技及时地应用到治水实践中。虽然新的水利理念、水利制度和水利科技对中国近代水利建设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由于高素质水利人才的奇缺，水利建设事业乏力，这一需求呼唤着中国水利高等教育萌芽与产生。

陆宏生认为，“我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至少在1895年就已初露端倪，原因是这一年盛宜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开设工程学、电学等五个专门学，工程学修习《水利机器学》，而英人傅兰雅为上海格致书院拟写《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中明确书院开设水学课目《水重学》，分为静水学与动水学课，并制定课程大纲”。^[16]毋庸讳言，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格致书院开设的一些与水利相关的课程，大都附属于工程学门类中，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水利专业教育。继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格致书院之后，还有一些学堂也先后设置了水学课程。例如，1896年，京师大学堂农学科附设种植水利；1901年，山东大学在艺学门类中设置制定了水学，并把它作为植物学内容的一部分；1911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对航海专科、铁路专科的课程设置做出明确规定，“水力学”与“水面测量学”为航海专科学生所修习，铁路专科开设“水力学”和“河海工学”。可以看出，这些开设的水利课程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水利课程仅仅是其他专科的附属课程，没有专门的水利专业，也不可能有单独的水利专科课程体系。这一特点表明近代水利高等教育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之中。(www.xing528.com)

北洋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工程学校，不仅开启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也为水利高等教育的产生提供了建设的范例。1913年，为了逐步调整、充实、完善课程设置，北洋大学颁布了《大学规则》，明确规定土木科、矿冶科必须修习“水力学”“测量学”等课程，要求土木学门开设“水利工程学”和“水力机械学及实验”等专业课程。“作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与国外一些综合性工科大学一样，其土木工程专业所涉及的水利内容，为水利教育走向专门化奠定了基础。”^[17]

（二）西学东渐在近代水利高等教育萌芽中的作用

首先，西学东渐为近代水利高等教育萌芽奠定了思想基础。晚清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在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成为我国启蒙思想的源泉。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过来的高等教育理论书籍，如《职方外纪》《德国学校论略》《西学考略》等，带来了近代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不仅涉及大学的设置、学科的设置和课程的设置，也涉及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为近代高等教育包括水利高等教育萌芽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近代水利知识和水利技术也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先进的水利科技和水利高等教育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世人，促进了水利高等教育在这一大潮中不断萌芽、生长。

其次，西学东渐为近代水利高等教育萌芽提供了现实摹本。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首创了中国近代化的新式学校。他们通过编撰数学、地理等教科书把自然科学内容引入教材体系；通过培养人才为我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提供了社会所需的精通西学的新式教师，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注入了可贵的文化基因，也把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带到中国，对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后，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以教会学校为蓝本，建立了我国早期的学堂，大大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正规化和制度化建设。

再次，西学东渐为近代水利高等教育萌芽提供了师资条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一批批留学生留学西方，他们学成归国，不仅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水利科技，而且他们在西方大学的耳濡目染，对西方大学精神的实质认识更为透彻，为我国水利高等教育产生准备了高水平的管理者和高质量的师资。1905年，为了学习“科学救国”的真正本领，19岁的许肇南东渡日本，此后又转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攻读，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首任校长。1909年，李仪祉赴德国皇家工程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归国后不久再次留学德国，师从著名水利科学家恩格尔斯，在丹泽工科大学攻读水利专业，从此一生致力于水利教育和水利工程技术，成为发展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先驱者。他不仅主持或参与创办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陕西水利专修班等多所水利类学校，还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陕西水利专修班、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水利人才。在他创办的陕西水利专修班中，许多教员不仅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且大都有留学欧美著名大学的经历。国内其他大学水利学科的教师也大抵如是。可以说，以许肇南、李仪祉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西方精通西方水利科技的学者，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水利科学与技术，为水利高等学校的萌芽提供了高水平的师资条件，而且广泛传播了西方水利高等教育的新思想、新理念，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