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一词源于晚清教育者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一书。所谓西学东渐,就是泛指西方的宗教学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等向中国不断渗透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和消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的过程。慢慢的西学东渐不仅有力地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拓宽了中国思想界陈旧的视野,也促进了一代代中国人行动起来,他们著书立学、兴办新式学堂、开启新式教育,不仅催生了我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还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引领水利高等教育逐渐萌芽并发展起来。
(一)西学东渐的基本概况
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大地波澜壮阔,经济社会的产业革命、思想文化领域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提出的“天体运行论”,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研究并揭示的“进化论”等,这些卓越的科学成就不仅引起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深深影响了整个欧洲,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此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坚持闭关锁国政策,在思想上坚持封建的文化专制,导致近代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际国内整体力量对比的巨大落差客观上使西学东渐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近代西学大体上通过传教、办学、派遣留学生、创办报刊、翻译西书等途径传入中国,因此早期的传教士在西学的介绍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以传教为目的,以介绍西学为手段,开启了我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在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在天文、数学、地理以及医学、建筑等诸多方面,翻译介绍了西方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如利玛窦分别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的《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汤若望编写的《几何要法》、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这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引起了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高度重视。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去学习、吸纳、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不仅开中国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次西学东渐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和奴役,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不屈不挠,积极探索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之路。由于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西学东渐在更深程度、更广领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冲击,引发了著名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不仅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深远地影响了我国的未来。
在这一时期,开明的地方官僚阶层和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士大夫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们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期盼世人能够睁眼看世界,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开展洋务运动以期富国强兵。一方面中国人自己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依据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他们大量地涌入中国,除了积极从事宗教活动外,也设立学校,创办报刊杂志,翻译出版书籍,进一步地传播西学。所以,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开始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对西学的认识逐渐突破“船坚炮利”的概念,有了较广泛的内涵。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开展留学教育,派学生出国学习,是引进和传播西学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1846年,容闳赴美留学,成为中国民间留学第一人。1872年,他率领3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官办留学的新篇章。中国近代留学生身临其境地接受完全的西学教育,学习并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际技能。
综观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西学内容的认识,已超出了“船坚炮利”等军事技术的范畴。就行业而言,有政教刑法事务、商业事务、兵法事务、制器事务和农林渔矿诸务;就学科而言,则为西政、西艺、西史和西语,这里西政还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所以,洋务运动的推行,仅仅在“西文”和“西艺”方面初见成效。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期间,中国人拓宽向西方学习的视野,对西学概念内涵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维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西学传入更加广泛,国人对西学接受和肯定的成分愈来愈多,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科技文化和教育不可逆地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具有这种显著优势的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股主流趋势,也从多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一是经济上的影响。积极进取的洋务运动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举办了我国以“强兵”为目的的近代军事工业和以“富国”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们筑铁路、开矿山、建学校,掀起了一股系统学习西方的潮流;到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更加深刻,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制度上的影响。西学东渐不仅传入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技文化、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还包括新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等,对中国制度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观念上的影响。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人们的观念也得到不断地更新,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地位,重估科学技术的价值。四是教育上的影响。从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发端,其背后必然有西学东渐的影响,特别是把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精神传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二)西方高等教育的导入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不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逐渐为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知,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和近代大学精神也被慢慢导入中国,为我国一代代辛苦求索的先贤所接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代西方高等教育理念是随着第一轮的西学东渐的潮流而传入中国的。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在宣传教义、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零星地传入一些关于近代西方大学的设置、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方面的知识。如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花之安所著的《德国学校论略》,林乐知所著的《论西学设科》,丁韪良所著的《西学考略》等,对西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试制度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为晚清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在实践上,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创办的教会学校采用了与我国传统教育迥异的新式教育方法,为我国兴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最直观的借鉴范例。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学术氛围和校园规划等,都成为中国各公立和私立学校积极借鉴和学习的样板。(www.xing528.com)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开始把西方的高等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他们完全仿照西方国家的学校模式创办了中国近代各类新式学堂,促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教学内容也以西学为主。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官方最早创办的西学堂,目的是为清政府培养翻译人员,主要课程是西文,后来才逐渐开办实用技术学堂,设置西艺课程,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军事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之后,一批著名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茁壮成长。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州同文馆等。
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在维新运动的大力推动下,一批有眼光的高层官僚和社会名人也积极推动创办新式学堂,如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大都是效仿西方大学而兴建的新式高等学府,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肇始时期。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才有较快的发展,而且学堂的类型与级别逐步多样化,尤其是课程设置不仅仅是西文和西艺,社会学科方面的课程也开始进入学堂,这就客观上为建立新学制做好了实践性的准备,也为废除科举制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进入20世纪初,1902年清政府正式终止八股文,1904年颁布并真正实行了中国第一个学制,1905年废止了已存在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确立了近代高等教育体制,推动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建立
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始于晚清洋务运动兴办的各种西式学堂,迄今已走过近两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其发展逻辑基于“富国强兵—实业发展—人才培养—实业教育”这一主线。
近代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伴随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通过移植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而开始的。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由统治阶级的官僚主导,通过创办军用工业、建立新式军队,随之创办民用工业企业,建立起相应的培养机构,培养新型人才,这是中国工程教育的开端。
洋务运动早期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因此运动的重点依次在于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因而早期建立的新型技术学校主要是为制造轮船、枪炮等培养人才。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先后创办各类洋务学堂约30余所,主要有外国语言学堂、军事技术学堂、电报学堂、医学堂、矿物工程实业学堂等类型。
具有工程教育性质的主要集中在船政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矿务工程学堂。但是,其他军事学校诸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的授课内容,大都与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的内容有关。而且有些军事学堂也有直接设置工程类专业的,如天津武备学堂曾于1890年增设铁道工程科,培养相关工程技术人才。
工程类学堂比较典型的学堂,一类是为造船厂和兵工厂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船政学堂和其他军事技术学堂;另一类是铁路及矿务工程学堂、电报等专业技术学堂、实业学堂等。例如,福州船政局于1867年建立的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于1874年设立的操炮学堂、1898年设立的工艺学堂。创办最早的铁路学堂是1895年由津渝铁路公司设立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开设铁路工程、桥梁等专业。电报学堂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办比较多的一类。其中福州电报学堂是最早设立的电报学堂,其目标就是培养电报工程师。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其课程体系基本仿照西方工程教育。
甲午战争后,在洋务运动中萌芽的中国工程教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开始由以培养军事工业技术人才为主,转向主要为民用工业培养普通工程技术人才的现代工程教育的转变。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创办,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向制度化迈进。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针对实业教育,从学制的层面对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做出了明确规定,系统设计了实业教育的三个层次,对实业教育的各个学堂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相应地进行科学安排。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分科大学中,明确规定由工科大学承担本科层次的工程人才,并为工科大学的每“学门(系)”设计了一套分学年的详细的课程安排,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程教育制度。近代学制开始建立,中国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工程教育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在中国工程教育萌芽成长时期,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是中国大学工程教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近代工程教育的发展开始进入系统、全面学习西方办学模式,走向制度建构阶段。
在兴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盛宣怀深刻认识到,自强之计在兴工商实业、练兵、理财,落脚点在于育人,培养掌握新式工商企业所需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需要开办新式学堂。1895年,他上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倡议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以期培养通晓西语、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各类专门人才。从学制上看,学堂设头等、二等两级学堂。头等学堂与欧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大学相似,二等学堂则与欧美大学的预科相当,学制都是四年。二等学堂毕业后,可以升入头等学堂。在专业设置方面,按照西方现代大学的专业设置模式,头等学堂设专门学(即科系)四门:工程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9年头等学堂第一班各科学生共18人毕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工科大学毕业生。“就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史而言,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开创新式中国工程教育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工程教育办学的摹本。”[14]
这一时期创建的工科高校除了京师大学堂工科外,山西大学堂工科、北洋大学堂工科以及各种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也渐次成立。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共有24所高等学堂,13所高等实业学堂。尽管如此,这些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仍然较少,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定差距,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时期高等工程教育仍旧处于初创时期,尚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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