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治理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主持或参与江河治理胜任这项重要工作,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没有专门从事水利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传统的治水技术人才主要是靠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晚清时期,域外各种新思想、新技术纷纷传入中国,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也受到强烈的影响和冲击。具体到水利事业发展上,作为传统治理水患或建设水利工程的河工学出现了变革的趋向,主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兼具研究与教育培训双重功能的“河工研究所”的机构。
晚清时期,传统的河工开始走向衰落,与西方相比,近代河工技术陈旧,已远远落后于社会需要。1908年,吕佩芬就任永定河道,主持永定河的治理工作。但在河工实践中,他发现“素称熟悉工程员,但能举其大略,均少确实见地”,“欲求其措置咸宜,胜任愉快,甚属不易”[8]。治河实践中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让吕佩芬深感困惑,也进一步认识到培养专业治河人才以及对治河工程开展研究的重要性。他就任永定河道不久就上书时任直隶总督杨士镶,拟请建立“河工研究所”,地址设在永定河南四工防汛公所。
河工研究所成立初期,重点是是对当时的河工职员进行轮训,并在培训的过程中集思广益,一起研究如何改进河工技术。为了取得切实成效,根据实际做出若干规定:永定河道所属河工候补人员,“除40岁以上并对河务较熟悉外,一律分期分批进入河工研究所学习、研究”;“每期讲习时间为一年,每届一班,每班定额三十员”;“凡是星期天以及凌汛、伏秋大汛期间,研究所全体人员均须到防汛现场实习,以便锻炼处理险情的能力”[9]。因此,该所学员“每遇星期及凌、伏、秋三汛,均会临工实地练习”。[10]可见,河工研究所不仅重视河工的专业学习,更重视通过现场的实践实习达到学以致用。(www.xing528.com)
就任山东巡抚期间,孙宝琦十分重视黄河水利治理工作。为了培养治河人才,他大力倡办专门的水利研究机构。他认为,应该把河工视为“非细心讲求,非久于阅历,不能得其奥窍”的“专门之学”加以研习和探究。1910年,他主持成立了山东河工研究所,孙宝琦称其办学目的就是“招集学员,讲求河务,原为养成治河人才,如设立厅汛,则此项人员有毕业资格即可分别试用,于工程大有裨益”[11]。可以看出,河工研究所不仅讲求河务,而且重视水利人才培养,实质上就是集科研、办学为一体的近代水利科研教学机构。
近代河工研究所虽然仅仅具有河工培训的性质,且与正规的水利教育相比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也堪称我国近代水利、水政具有创举意义的事件。因为河工研究所的设立与运行实践已清楚地表明我国水利高等教育已处于萌芽状态。特别是它把河工当作一门学问看待,开了培养水利人才、厉行治水研究的先风,为日后我国专门水利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水利研究事业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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