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我国几千年水利发展史，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高度重视治水，并且设置了较为完善的治水机构和相应的官员，明确规定了水官的具体职责，但对治水人才的培养并没有引起统治阶层足够的重视，也因此长期缺乏专门的水利人才培养机构，更谈不上有专业的水利教师，人们只能从书本中学习水利知识，或通过父子相传和师徒相传在实践中掌握水利技术。
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主要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发展的都比较快。同样，农业灌溉的多少、水患灾害的防范等都要求加强水利工程的建设，推进水利科技的进步。正因为这样，许多杰出的水利工程不仅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更集中体现出当时水利工程施工技术与水利知识的掌握水平。可以说，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有多少水利工程建设，就有多少驯水治水的动人故事，就积累了多少丰富的治水经验，并进而升华为专门的水利知识和水利技术。客观上，这些水利知识和水利技术必然存在传习、继承、发展、提高的过程，也就必然有水利科技教育，只不过这时的水利科技教育既不正常，也不正规，流传下来的具体史料也少之又少。
在古代，作为专门手工艺技能的传授和训练，起初人们在兴水利、除水害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工程技术、总结出的水利知识都在通过父子相传或私塾教育的方式得到传递。例如，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守。到任后，他带着儿子李二郎沿岷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水情、地势等情况，不仅制定了治理岷江的规划方案，而且耳濡目染，使儿子掌握了系统的治水技术。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水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开始出现由官府组织的教育教授水利技能。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关于水利专业技术培训的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度地》篇明确记载：“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这就是说，消除五害要从治水开始，而治水就需要设置专门的水官，水官必须由学习或掌握水利工程的专业人员出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水利教育初见端倪的状况。
商周时期出现的《考工记》涉及先秦时期的水利、兵器、礼器、制车、建筑等手工业技术，包含地理学、冶金学、力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经验总结。《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里的“百工”属于官府手工业。“在官之工”一般具有专业技术，技能高超者还可以被提拔为工师，也就是现代意义的教师，专门负责组织生产，传授技能。官府作坊是教育和培养技术工人的场所，也就是学校。
治水是百千万人的实践，真正身处水利一线，并不断创造、创新水利技术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我国最早在战国就有了“水工”这样专门的水利工程技术人才。例如，郑国渠就是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的。《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下令开凿关中漕渠时，就命令水工徐伯负责施工测量，即“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齐人延年提出黄河改道北流方案时，明确指出方案的实施必须由水工来负责，即“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由此可见，此时的“水工”已成为水利工程建设的技术骨干，以后历代也都有“水工”这一专门职业。
西汉末年的水文地理学家张戎对水利颇有研究，提出了治河理论上的“水利冲刷说”，富有创建性地提出了水流速度和河流冲淤之间关系这一概念。东汉的桓谭曾说：“张戎，字仲功，习灌溉事。”[7]也就是说，张戎之所以具有丰富的水利知识，可能专门学习过水利技术或者具有相当技术培训的经历。
西汉武帝时，越人擅长水利技术已经很有名声。当时汉武帝听从他人修建河东水利设施建议，但由于黄河改道，引水失败，于是就把此地渠田以较低的田税租给越人。唐代司马贞在《索隐》中对这一史实进行解释时说：“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故与之。”可以想象，越地百姓之所以如此精熟于水利，一定是他们世代重视水利教育并相传承袭的结果。
东汉时，《九章算术》已经成书，并作为数学教育的教材，虽然它是以算数、代数为主，但也重视应用，其编写就是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其中第五章《商功》主要是关于筑城、开渠、开运河、修堤坝等的计算问题，也进一步佐证了数学教育中所蕴含的水利教育内容。
到了宋代，由于现实的需要，培养更多“实用人才”已为当时的统治者所认知。因此，这时的学校教育既要学习传统的经学，又要学习水利、农田、算数等各种实际的专门技能。
有记载的正规水利技术教育最早开始于北宋中期，泰州人胡援是著名学者，被范仲淹推崇，后任湖州府学教授。他在学校中设学习研究经学基本理论的“经义斋”和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为主的“治事斋”，前者属于“明体”之学；后者则属于“达用”之学。让学生主修一科、兼修一科，重在培养具有经学理论造诣和治国实际才干的实用人才。《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也就是把治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这不仅开创了我国分科教学之先河，也开创了水利教育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8]。1044年，他大力提倡的分科教学得到宋仁宗的嘉许，宋仁宗“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其中特设堰水利田的水利科，这是比较早的关于正规水利技术教育的正式记载。范仲淹庆历兴学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把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以期改进太学的教学及其制度。“苏湖教法”成为“太学法”在全国推广，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北宋以后历代的太学大都采用过分斋教学的方法。
庆历兴学失败后，但要求兴学、革除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熙宁、元丰年间，当政的王安石对北宋的教育方针进行了大胆改革。他强调“通经致用”的观点，要求学校教育不仅要通经，而且要致用，以通经达致用。他说：“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无不在于学。”[9]至此，“明体达用”“强本节用”和“通经致用”这一实学教育思想渗入到北宋的教育之中，使传统的教育目的增加了新的内涵，也为明清时期“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开了先声。为了顺利实施农田水利法，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各地积极开垦荒地、建立堤防、兴修水利等举措予以奖励。同时，他对太学进行了大力整顿，不仅改革了太学体制，实行三舍法，而且设专门学校培养人才并曾在太学中介绍水利工程知识，但这一举措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灰飞烟灭。
元初大科学家郭守敬擅长天文历算和水利，他曾修邢台水利、宁夏水利，勘测过会通河，主持修建通惠河等，并曾任都水监。郭守敬的祖父郭荣不仅熟读五经，而且擅长算数和水利。郭守敬长大后，郭荣安排郭守敬就学于著名学者刘秉忠，跟随他学习数学和水利。《元史·郭守敬传》记载，郭守敬学成后，1262年，张文谦把他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并强调：“守敬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在受到忽必烈召见时，郭守敬当面陈述水利六事，受到元世祖的称赞。可见，郭守敬习水利一事不仅证明当时紫金山学派中也设有水利和数学专科，而且旁证了家庭水利教育在郭守敬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其实，我国古代水利科技教育除了存在于官办学校、私学以外，子承父业、家学相传也是一大极具特色的现象。
到了明代，水利工程内部已出现更为细密的专业分工，例如万历三年（1575年）在进行京杭运河的洳河改线规划时，主管官吏傅希挚曾“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人等，于三难去处逐一踏勘”[10]，具体来说，地质勘探由锥手负责，丈量由步弓完成，高程水准测量是水平的任务，绘图的职责当然属于画匠。这仅仅是水利规划专业人员的分工，水利工程施工的工种可能要远比规划多很多，如此细致的专业分工，如果专业人员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培训或教育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时水利科技教育的真实情况。
作为我国比较早学习并系统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徐光启曾师从利玛窦和熊三拔等人学习西方天文、水利、数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16世纪初叶，徐光启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主要有《几何原本》《勾股义》《同文算指》《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等。他所著的《农政全书》分为12篇，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事、开垦、栽培、蚕桑、牧养、制造等日用技术以及备荒救荒等方面。其中重点在开垦、水利等几个方面，这些在以前的农书中都没有记载过，因而成为这部书的显著特点。他在该书凡例中说：“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该书“水利”篇共9卷，既有徐光启关于农田水利理论的系统总结，也有前人关于全国各地水利问题的具体论述，其中尤以他提出的用水五法最为重要。其中还有合译的《泰西水法》，主要是介绍欧洲的水利学原理和水利工程方面的知识，这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专著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徐光启正是通过自学和向西人系统地学习，才拥有如此丰富的水利知识，进而才能完成这么多水利史上备受赞誉的名著。
在清代，国子监主要分经义科和治事科。其中治事科主要教授河渠、兵刑、天官、乐律。《清史稿·选举制·学校一》称：“其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务穷究其源流利弊。”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为未来市民社会设计学制体系时，除了设置传统的经学和医学、历算等自然科学外，还大力提倡所谓“绝学”，如水科、测望、火器等科学技术，就相当于现在的水利学、测量学、铸造学。他不仅详细刊校了《水经注》并著《今水经》一书，而且在海昌讲学时就涉及水利、数学、地理等。他的学生陈言扬就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著有《太湖水利考》《勾股述》《地理迩言》等有关水利、几何、地理方面的书籍。
清初教育思想家颜元认为：“学校，人才之本也。”针对学校理学教育的虚浮空疏，他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强调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主持的漳南书院设置六斋，采用“分斋制”教学，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也是对他“真学”，“实学”内容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一是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二是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三是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四是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五是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六是帖括斋：课八股举业。其中设“艺能课”专授水学、工学、建筑、农艺等。他重视水利尤其是水利人才培养。他说：“如天下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11]在他亲自制定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农学、谷粮、水利等知识，“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12]。可以看出，颜元漳南书院的前四斋主要实施实学教育，其中“艺能斋”传授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事。其实用教学内容包括经史、天文、地理、水学、火学、工学、农学等。沈百先评论这一点认为，“其水学一科，乃水利教育之创始”[13]。(www.xing528.com)
与颜元同时的关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李二曲十分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据《二曲集》记载，他给学生开出的“适用类”书单就包括《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等，并认为学校有了这种学科，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才能称得上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全学”。
汉唐以后，私学突出专业技术教育实用性的特点鲜明，教育形式灵活。许多私学的主持人，如明末清初的学者陆世仪，存经世之志，拥天文、地理、河渠、井田等广博学识。他在《思辨录辑要》中强调：“学校之制，其在乡学不过读书识字、歌诗习礼而已。至于国学，决当仿安定湖学教法而更损益之。”为此，他对“苏湖教法”进行了局部的改革，特别增加了不少新的学习内容。他认为，“六艺”很重要，但有些知识，如河渠、兵法、天文、地理等类，都是治国安邦必不可少的。因此他说：“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
尽管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水利学校，也缺乏专门的水利教育进行水利人才培养，但历经斗转星移、朝代更替，水利教育以其自身的逻辑在水利实践和教育实践中不断孕育着，正是这种长时期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我国水利高等教育的萌芽与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秦松龄.贾鲁治河与元末农民起义[J].晋阳学刊，1983（3）：71-76.
[2]卢嘉锡.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68.
[3]广少奎.先秦水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智慧论析[J].教育研究，2012（4）：128-133.
[4]孟子，等.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3.
[5]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50.
[6]曲铁华，李娟.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36.
[7]转引自：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41.
[8]宋孝忠.我国水利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史初探[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3（4）：1-5.
[9]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C]//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
[10]转引自：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41.
[11]颜元.颜元集[M].中华书局，1987：763.
[12]同上，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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