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王岳川在美国大学所做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演讲中说：“只有认识了中国文化的几个‘关键词’，才能认识中华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水，因为水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几大美德：公正、勇敢、坚韧、洁净；体现出生命时间的观念；‘水的哲学、水的精神’是中国人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本真精神的集中体现。了解了水文化，就了解了中华文明的根本。”

中华文化是从水文明开始的，而中国水文明最初的启蒙，又是以“治水文化”为起点的。可以说，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治水史。在中国历朝历代，水问题都涉及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稳定，治国先治水，兴国先兴水，不仅成为治国安邦所必须，也成为历代励精图治的统治者的基本共识和价值取向。如何治水、怎样治水成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经世之学”和“治国安邦之学”。

我国远古时期的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生动地折射了中华民族的先祖在与洪水搏斗中征服洪水、治理洪水的艰难历程和大无畏精神。由于对自然认识的不足，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与洪水的搏斗经历了三个阶段：对洪水及其灾害恐惧，祈望中止降雨（女娲的炼石补天），以减少洪水；企图借助地势，埋堵洪水（鲧的息壤挡水）；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与洪水搏斗的历程（大禹治水）。

女娲是我国流传久远的古老神话中的女神，汉代刘安的《淮南子·览冥训》最早记载了这一神话传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领民生。”这则神话记录了母系氏族社会我国先民在大洪水的袭击下求生存的情景，表现出远古先民祈求神灵中止淫雨、消弭洪水的良好愿望。

尧舜时，洪水“泛滥于中国”，水系混乱，中土割裂，各部落自成体系，占据一方，缺乏律度，纲纪不张，禹父鲧“息壤以湮洪水”，九年无绩。而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周语下》）。他在伯益和后稷的辅佐下开始治水，足迹遍及江、河、淮、海四大流域，采取疏导为主的办法，“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砾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至于大，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鲧用“堵”的刚性方法治水归于失败，而禹主持治水则采取了“疏”的政治方法则最终获得成功。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直为后人所崇敬，形成了传承至今的“大禹精神”。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史记》以后的各王朝正史，皆有“水利”专篇，这在西方国家史书中是难以想象的。

早在夏商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就出现了“沟洫”，即兼作灌溉排水的渠道，就有了查勘水源、引泉灌田的活动。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河灌的是，公元前602年，孙叔敖引期思（今河南淮滨）水灌溉雩娄（今安徽金寨）土地。相传在商朝末年，我国已经凿成一条规模可观的运河，它的名字叫泰伯渎，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在荆吴（太湖流域）穿凿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工具的发展和推广，为大规模开垦荒地提供了可能，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一时期先后建成一些规模相当大的水利工程，如芍陂蓄水灌溉工程、漳水十二渠、邗沟和鸿沟运河工程等大型水利灌溉系统以及其他多项运河、堤防工程。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水利发展迅速，水利科技在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一些记载。正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吕氏春秋》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水利”一词。《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叙及舜的事迹：“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但这里的“取水利”，仅指捕鱼之利。

秦汉时期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秦汉王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投入巨大的力量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同时，在这一时期，铁器工具开始广泛使用，促进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

秦国统一中国后，修建了被誉为秦王朝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即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和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灵渠。

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不断汲取前人治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建了世人引以为豪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这是由岷江鱼嘴分水工程、飞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等主体部分组成，集防洪、灌溉、航运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富庶美丽的“天府之国”。经过历代修缮，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不仅是蜚声世界的著名文化遗产，也为后人了解水利施工、水利教育提供了原始的场景。

作为中国第一个知名的水利工程师，郑国修建的郑国渠干渠总长近150千米，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农业迅速发展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为秦王朝富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灵渠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项伟大工程，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灵渠工程设计巧妙，规划了“之”字形的北渠，利用延长渠线来降低底坡，很好地解决了枢纽南、北渠之间的平稳通航问题，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才能。灵渠的凿通，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因为它不仅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而且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灵渠开通后，经过历代的不断修整，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武帝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水利是农业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汉书·沟洫志》）明确指出了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水利政策是漕运与灌溉并重，从内地到边疆，到处是“通沟渠，畜陂泽”，是中国古代兴修水利的高潮时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公元前111年，修建了六辅渠，公元前95年，开凿了白渠。此外，除了引泾灌溉工程之外，还修建了许多灌溉渠道，如灵轵渠、成国渠、沛渠、龙首渠等，这些都是汉武帝时期水利建设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是由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河渠书》。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水利及其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总结了从大禹治水到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水利史。该书主要记录黄河瓠子堵口，各地区倡兴水利、开渠引灌等史实。全书分13段，共25事。其中就论及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漳水、淄水等河流。这些记录揭示了水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利与害两方面的影响，反映出司马迁对水的两面性认识和对水利问题的重视。区别于先秦古籍中所谓利在水或取水利等泛指水产渔捕之利的一般范畴，《史记·河渠书》首次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兴修水利、兴利除害完整概念和专业性质。《史记·河渠书》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以后历代史书撰述水利专篇的典范，它的诞生，为水利史学科奠立了第一块基石。

班固所著的《汉书·沟洫志》是继《史记·河渠书》之后又一部古代水利通史。全篇共29段：1～12段基本转述《史记·河渠书》的内容；13～28段系统记述了汉武帝元鼎六年至汉平帝四年（公元前111—4年）的水利史实，尤其是治河防洪方面，较详细地记述了《史记·河渠书》以后的黄河洪灾、治理工程、规划方略和治水意见等，是这一时期治水经验的系统记录。作为《汉书》的十“志”之一，《沟洫志》特别详细记载了各家的治黄意见，以贾让治河三策最为详细，对后代治河影响深远。该书继承了《史记·河渠书》对古代河渠水利史实进行通贯古今的叙述传统，由于主要叙述西汉的水利史，又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水利断代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的短期统一外，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战乱状态，水利建设受到一定影响。由于北方战乱较多，人口大量南迁，并带入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唐宋江南经济区的繁荣，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一时期郦道元写的《水经注》是水利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水利名著。该书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我国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全国的水利事业又有较大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商业往来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由于隋唐政治统一的时间较长，安定的社会环境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从而促进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也是中国水利建设发展又一个高峰时期。

隋朝建立后，584年，修建了自大兴城东至潼关的广通渠；587年，开挖山阳渎；605年，开凿通济渠。通济渠、山阳渎修通后，淮河南北的漕运畅通无阻。608年，开建永济渠；610年，修江南运河。至此，这一世界水利史上的伟大工程全部完成。大运河解决了中国主要通航河道都是东西流，无南北流的问题，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成为我国沟通天南地北的交通运输大动脉，不仅深刻影响了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唐代初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的兴修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发展生产，复苏经济，巩固其统治，唐政府着力改善生产条件，除了大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保证粮食的顺利北运外，受到破坏的破釜塘和白水塘也得以修复。唐政府中央工部里专门设置“都水监”，任命水部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个，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据史书记载，在唐朝前期130余年间，劳动人民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在北方，水利工程以开渠引灌为主，比较著名的就是重修郑国渠和白渠。“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又长期处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之中，但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未受太多的破坏，仍保持着继续发展的趋势，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在江苏武进县开凿了孟渎渠，引长江水灌溉农田；成功改造了练湖和将岩湖；修正和兴建了大量的陂塘堤堰。唐代还制定了有关水利的法规，即内容详细而又具体的《水部式》，成为各级水利管理者对水利设施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这一切都为唐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宋朝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促进了宋代农业的大发展。《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由于认识到“灌溉之利，农事大本”这一重要意义，宋代经常发布各种事关农田水利的诏令，并且把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作为检验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尤其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水利建设成就更为突出，从熙宁三年（1070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兴修水利共10793处。

元代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要务。整个元代的水患周期比宋代有所缩短，而遏制水患的水利工程却全面跟进，远胜宋代。据王祯《农书》里《灌溉》一章提到“官坡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祸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灌田数十亩”。值得一提的是贾鲁治理黄河的空前历史功绩。当时，“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百姓已其毒”，贾鲁经过实地考察，采取了疏、浚、塞多措并举的方法，先疏后塞，然后引河东行，使复故道。清人徐乾曾高度评价说：“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1]

明太祖朱元璋视水利为农业根本，在中央专设有营田司，主管全国的屯田水利事宜，命“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疏浚开挖了淤塞的会通河。明穆宗至神宗时期（1567—1580年），张居正任宰相期间，积极主张变法改革，并重用水利科学家潘季驯，重点治理黄河。

康熙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他把消除三藩、整治河务、疏通漕运作为自己夙夜忧思的三件大事。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详细视察了黄河下游和江苏境内的运河，提出了具体的治理要求和方案。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总管修河事宜。靳辅受命治河，历时11载，疏浚黄河故道，开挖黄河引河，修堤筑坝，建设涵洞，终于使黄河复归旧道，决口得到堵塞；还疏通漕运，修筑中运河，保证了运河安全和通畅。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家备受欧美列强侵略，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没有力量兴修水利，水利陷入衰落时期，具体表现在河防失修、水患频仍、灌区退化、京杭运河中断等诸多方面。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我国长期坚持的海禁也开始放松，西方一些先进的水利科技传入到中国，最早一批接触西方水利科技的中国人，认识到水利教育的重要性，酝酿并建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水利院校，开始注重水利技术人才的系统培养。借鉴外国经验，全国各地设立了一些水工试验所、水文站等水利科研机构；针对我国江河实际，早期的水利先哲十分重视研究河流规划，编制了《导淮工程计划》《永定河治本计划》等许多重要规划文本。虽然在这一期间也修建了诸如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关中八惠灌溉工程、珠江芦苞闸、永定河屈家店闸、苏北运河船闸等一些水利工程。但从全国范围看，由于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繁，日益严重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水利事业终于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尽管期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波折，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家倾举国之力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江河开始进行全面的整治，取得了辉煌的水利成就。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水利科技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农田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多沙河流的整治、高坝大库的修建以及大型灌区和小水电开发等许多方面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我国的水利科学技术和水利文化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涌现出一些有价值的水利论著。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以《山海经》《尚书·禹贡》《管子》《尔雅》涉及水利科学技术的内容较多。

《山海经》是先秦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全书包括5卷《山经》和13卷《海经》，共计18卷。《海经》中的《海内经》对我国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进行了系统总结，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在《山经》中，不仅记录了山系的走势，而且有极其丰富的水文记载，许多河流大都记明了源头和流向，还注意到河流支流或流进支流的水系，包括某些水流的伏流和潜流情况。

《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地理名篇，而且也是最早叙述河流、山川的地理专篇，主要包括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等几部分。“导水”部分按照先南后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顺序叙述了9条河流和水系的名称、源流和分布，如黑水、九江、恒水、汉水、长江等，并最早系统地记录了黄河的原委：“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管子在《管子·水地》篇中写道：“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室……万物莫不以生。”可见，管子明确地把水看作世界万物的根源。自管子以后，中国古代许多先哲都把水视作十分重要的元素，并以此解释世界的本原，如名噪一时的“五行说”认为，世界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构成，水则居五要素之首。《管子·度地》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关于水利科学的著作”^[2]。该篇首先强调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然后可致地利与人治。所谓“五害”，指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和虫五种灾害，其中又以水害最为严重。管子在列举了经水、枝水、川水、谷水、渊水等五种水流以后指出：“因其利而往（注）之可也；因（其势）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管子·度地》篇在分析水害发生原因时，对水性作了细致探究：“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在如何防止水害上，该篇提出三个方面的措施：设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负责治水事宜；选好治水工程的施工季节；平时督促水官水吏対各处堤防经常进行检查维修。尤为可贵的是，该篇总结了变水害为水利的经验，提出了发展灌溉的设想：“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剽石；而下向高，则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在《尔雅·释水》篇中，对各种水作了解释和定义，分为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根据河流的流经、深浅等解释各种水名，其中包括一些专有水名。如“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而且作者首次把江、河、淮、济称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说明了奉江、河、淮、济为四渎的原因是此四者均流入大海。

唐代制定的《水部式》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水利法规，涉及灌溉、水力利用、航运、城市水道、渔业、交通等多方面。内容包括农田水利管理，水磨、水碾的设置及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的管理和维修及其所用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和分配；渔业管理；城市水道管理等，使得水利从管理、维修到灌溉实施过程都有法可依，为水利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此外，《唐律疏议》中也有许多关于水利的条款，王安石在瑾县任知县时就“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1069年推行变法后，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对水利建设做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070—1076年间，除垦荒、疏浚河道、修筑堤防之外，单是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就达1万多处。

在王安石的大力提倡下，北宋著名水利学家单锷潜心研究水利，不仅创造了早期的水利规划模型，而且写出了著名的《吴中水利书》。在防洪方面，现存最早的河防法令是金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的主要针对黄河和海河堤防修守的《河防令》，主要内容包括防洪的管理机构、汛情报告制度、堤防修守等方面，它是在宋代治河法规基础上制定的。宋庆历八年（1048年），沈立搜集治河史迹，古今利弊，撰写了《河防通议》，是现存第一部全面记述黄河河工技术的专著，其中对黄河的水文特征和治河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计算方法都有详细记载。这时还出现了特定的水利工程专志，如《李渠志》记载了江西宜春李渠工程；南宋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详记始建于唐代，位于浙江鄞县，具有多种功能的坝工枢纽它山堰，其中历代修建和岁修制度、水文测验、泥沙处理以及当时水土流失加剧的分析等，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元代水利学的发展与进步，还表现在涌现出了一批水利学家及其著作。如郭守敬提出华北水利六议，深受忽必烈赞赏。他深入考察黄河漕运及河套灌区，修复西夏引黄灌渠，对河北、宁夏等地的注水贡献颇巨；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水利知识规划治理了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北京水网；他汲取元代以前永定河引水的成败教训，成功完成永定河引水通漕工程，真正实现了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其他如赡思及其《重订河防通议》，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录》，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王祯的《农书》中关于水利的论述等。一再颁行《农桑辑要》等农业技术书籍，其中也涉及水利灌溉技术。

在明清时期，一大批关于治河防洪和水利工程技术的专著陆续问世。在很多地方水利专业志成为各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漕运志又在水利专业志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明代，隆庆年间总理河道大臣万恭著《治水筌蹄》，对于运河工程技术和管理有精到见解。在治黄思想上，首先提出“束水攻沙”和“以堤治河”的理论认识。潘季驯深化了万恭的治河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治河理论，其治河理论和实践经验汇聚成《河防一览》，是我国古代治理黄河的珍贵文献。作为我国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之一的徐光启，编撰了著名的《农政全书》，不仅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农田水利理论，提出了量算河工和测量地势法，对开发北方水利以及黄河和海河治理贡献颇多，而且翻译了《泰西水法》，成为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专著之一。此外，沈岱的《吴江水考》和姚文灏的《浙西水利书》等也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水利著作。

在清代，治河名人靳辅编著了《治河方略》。该书系统介绍了黄河、淮河和运河干支流的水系概况，对黄河的演变及其治理、对历朝历代关于治黄的议论着墨较多，对后世治河产生了深远影响。吴邦庆编撰的研究海河流域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徐松撰写的研究新疆水利的《西域水道记》，是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地方性农田水利专著。此外，傅泽洪的《行水金鉴》、黎世序的《续行水金鉴》等编年体的资料汇编性著作，辑录了丰富的水利文献资料。

可以说，我国劳动人民在治水实践中建造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水利工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治水文化，为中国水利高等教育的孕育、萌芽、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