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概念及相关理论

1.城市化的概念

（1）城市化相关名词的辨析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他的著作《城市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这一名词已经广泛流行。70年代后期，该词的中文术语在中国应用以后，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市）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人类各种聚落类型除乡村居民点外，就是城市居民点。城市居民点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按这样推敲，urbanization直译为“城市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城市”^[12]，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被翻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如果这些翻译名称的含义相同，那么用哪一个都无关紧要。但是有人认为中国要强调发展小城市，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市化”，不叫“城市化”。还有人认为古代的城市才叫“城市”，发生了本质变化的现代城市应叫“都市”，因此主张用“都市化”。这样，同一来源的不同翻译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用英文来表达，相应变成了urbanization，citification，metropolitanization。为了不至于在国内外产生混淆，本文认为在统一含义的基础上统一词语，“城市化”较为准确，“城市化”已经非常普及，从二者择其一，在本章中，笔者统一用“城市化”，在其他章节有可能混用^[13]。

（2）城市化的概念

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对城市化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各个学科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定义。经济学从经济资源、产业的区域集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理解城市化；社会学从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转变的角度界定城市化；地理学从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来理解城市化；而人口学在对城市化进行界定时，一般将城市化称为“人口城市化”，则是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用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变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过程来阐述人口城市化。

正是由于对城市化理解角度的不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所谓城市化（urbanization），直观地讲是指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生成、深化、扩大的过程。具体地说，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城市以外地区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是城市生活方式不断向城市以外地区的扩散过程。其结果是无论城市地区或城市以外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同一化，即城市生活方式，这一过程被称为城市化^[14]。城市化的内涵丰富，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城市化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二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三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四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即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五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15]。

由于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涉及到经济、社会、人口、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对于“人口城市化”，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主要是从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的角度出发，从人口学的角度对城市化的一种诠释。所谓的人口城市化，“实际就是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或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由农村居住变为城市居住的人口分布变动过程”^[16]。人口城市化在数值指标上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

人口城市化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17]，人口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人口城市化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产业人口，也就是城乡人口比重不断变动，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人口城市化的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化；第二，生活方式的转化；第三，价值观念的转化。在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中，首先表现为乡村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进而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聚集和居住在城市，他们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脱离农村而转向城市；城市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同时，伴随着城市（城市）数量的增加，逐渐形成各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相结合的城市体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绝对多数，城市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心，对乡村地区以至全国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最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18]。

2.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因素分析

（1）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须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总体上看，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比较利益的驱动。相对二三产业而言，农业是一个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要受到市场和自然两种风险的双重约束。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要在非农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流向非农部门。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y）在分析英国、荷兰等国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时就曾指出，由于不同产业间比较利益的差别，将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产业转移主要体现为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空间转移主要体现为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村流向城市和城市的转移。产业结构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的非农化和工业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导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集化、规模化，这实质上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当第二产业及人口的聚集程度达到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的“门坎条件”后，也将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市化进一步在三次产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成长”起来。

二是，农业剩余贡献。农业剩余的存在是城市化推进的必要前提。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的剩余。农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料（产品贡献）。②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市场贡献）。③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要素贡献）。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资源的不断增加和聚集。农业资源向外转移，是这些非农部门增加资源的基本途径。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是城市化实现的基本条件。④城市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外汇方面的支持（外汇贡献）。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为工业发展换回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所需的外汇，从而推进城市化发展。

三是，制度变迁促进。以罗纳德·H·科恩（Ronald H Coase）等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性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核心作用主要表现在：①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②促进国民经济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③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④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的开发，从而满足了城市非农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需要^[19]。

（2）影响城市化发展的经济规律

①集聚经济效益

也称聚合经济效益，是指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同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同类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给企业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优越条件，同时加强平等竞争，共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从而使每个企业都能分享到集聚所带来的好处。二是多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多种类型的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区，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同时，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拓更大的市场。而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者在一个城市中集聚，才使城市职能更为完备，城市市场更为丰富，城市经济更为强大。比如美国纽约，拥有全美最大工业企业1000家中的116家，日本东京拥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1500家中的794家。因此，集聚是城市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市化进行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②规模经济效益

所谓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一般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也在不断上扬。至于城市规模究竟多大为最佳，国内外对此争议较大。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个临界点总是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其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市都处于相对不经济中。所以世界银行认为：“从来还不能清楚地证实城市大到什么程度会出现不经济现象。^[20]”

③优位经济效益

优位经济效益是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源不是均衡的，因此城市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聚集，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濒海的良港、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市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优位经济效益的表现形式有以下三种。一是地理优位效益。地理位置沿海、沿江的城市或邻近已有大城市的地区总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二是交通优位效益。城市选址总是邻近交通干线，或依托交通枢纽，如港口、机场等，从而使城市化的发展大大优于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的地区。三是资源优位效益。自然资源匮乏或长期难以利用的地区，其城市化水平也大多落后于资源丰富、或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四是外部经济效益。所谓外部经济效益，是指企业内部效率提高，但其本身不支付代价，而由企业外部的经济行为所产生。在城市中，外部经济效益表现十分突出：人口众多，会减少雇用各种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成本；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较高，使劳动力素质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完备，信息传播手段比较发达，其好处由企业共享，从而使企业乐于在城市中集聚。

3.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由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因此，人口、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往往都是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但是由于城市化的概念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因此，有关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国际上在衡量城市化水平时，有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种，对单一指标学者们往往认为它不能反映内容如此丰富的城市化特点。但是在实践上又始终找不到理想的、在时空上可比的、能被大家接受的复合指标。

（1）单一指标法

单一指标法，就是以某一个数值指标作为测度城市化水平的标准。通常采用的指标有：城市人口比重指标、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和城市用地比重指标。

城市人口比重测度法

某一地区内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表现了人口在城市中的集聚程度。其测度公式为：

其中，Y为城市化水平，U为城市人口数，R为农村人口数，N为地区人口总数。

目前，这一指标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各国设市的标准不同，由于各国在设市时对人口数量的要求不同，因此，在使用该指标衡量城市化水平时，会出现偏差。例如，同属北欧的瑞典、冰岛和挪威、芬兰，四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人口规模相近，经济水平相当，但是由于四个国家设市的标准不同，瑞典、冰岛设市标准为200人，其城市化水平为83%和88%，而挪威、芬兰设市标准为20000人，其城市化水平仅为44%和62%。其次，由于行政区划、社会突变等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导致城市人口数量的突然变化，使城市化水平出现急剧变动。

①非农业人口比重测度法

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体现了人口在经济活动上的结构关系，能够比较科学地反映城市化过程中生产方式变革的广度与深度。比城市人口比重指标更具科学性。其测度公式为：

其中，Y为城市化水平，V为非农业人口数，W为农业人口数，N为地区人口总数。

②城市用地比重测度法

该方法是指以某一区域内的城市建成区用地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例如，美国东北部的五大湖地区的城市用地占该地区总面积的20%以上，因此说明该地区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对城市用地指标都有不同规定，且该指标的统计方法难度大，还忽略了人口密度的因素，因此局限性很强，应用范围较小。

（2）综合指标测度法

该方法是指采用多个指标，构建一个指标体系，从而对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的度量。目前主要有日本学者提出的城市成长力系数法、城市度测量法，我国学者也对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衡量指标进行了探讨。

1971年，日本的“东洋经济新报社”在《地域经济总览》中，提出用10项综合指标对城市化水平进行衡量。10项指标为：地区总人口数、地方财政年度支出额、制造业从业人数、商业从业人数、工业生产总值、批发业总额、商业零售业总额、住宅建筑总面积、储蓄额、电话普及率。计算方法为，两个不同时期上述10项指标的增减额，除以各项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再将所得标准值算术平均，所得结果即为该城市的成长力系数^[21]。

4.城市化相关理论(www.xing528.com)

有关城市化的理论，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理论。

（1）城市化的理论

①社会学领域的城市化理论

在社会学领域中，美国学者路易·阿斯（1897—1962）、威瑟路·易斯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纳尔·安德森的《城市社会》等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有关城市化理论，至今仍是进行城市化研究的基础理论。

②经济学领域的城市化理论

经济学认为，城市化就是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移并集中的过程，其原动力就是资本的积累和循环，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上的体现，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哈维（D.Harvey）、美国的卡斯特尔斯（M.Castells）等。

③人口学领域的城市化理论

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此，人口迁移中的部分理论也适用于对人口城市化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最早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用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也被称为“两部门劳动市场理论模型”。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要讨论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即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探讨，但是也部分适用于发达国家，反映了发达国家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规律性。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乡村传统农业经济部门和城市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两部门同时并存。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期阶段为传统农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生产率较低，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部门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吸收传统农业部门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经过二元经济结构的过渡发展，随着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实现了人口城市化^[22]。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说，该理论探讨了城市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人口城市化成因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迁移是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正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在收入、就业、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乡村劳动力，使乡村劳动力大量迁往城市，推动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

拉尼斯（G.Rains）和费景汉（J.Fei）又在刘易斯的基础上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进行了改进，进一步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1970年马卜贡杰（Mabogunje）提出了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该模式认为，城乡人口迁移的原因不在于移民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农村和城市的控制性次系统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能。农村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农村各种组织机构、家庭和家族来实现。农村地方政府及有关组织如能发挥其组织功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就有可能打消很多潜在的移民、移居念头。不过教育水平的提高往往使农村青年憧憬城市生活而移民。

（2）城市化发展的规律

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Northam）提出了城市化发展过程的“S”型曲线理论（见图2-1）。这一理论在提出之初，并没有精确的数值指标，只是用曲线描述了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规律。按照诺瑟姆提出的理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大致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发展阶段。

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为初始阶段，后人研究后认为该时期城市化水平处于30%以下，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较多，是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状态。与此相对应，人口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慢，乡村尚未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由乡村迁往城市的人口很少，城市发展速度缓慢，所经历的时间也较长。

图2-1　人口城市化的S型曲线图

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化发展迅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第一产业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之人口增长速度也大幅度提高，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推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出现了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景象。

第三阶段是城市化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开始趋缓。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大多进入了这一阶段，城市化水平已达70%以上。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增长（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不是发展中期时依靠大量乡村人口的迁入（社会增长）。此时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因此，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速度开始变慢。

（3）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人口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是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陆续完成了人口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200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3.92%，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与1950年相比增长了21.4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也由1950年的17.94%增长到2000年的40.49%，5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2倍多。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达到36.9%，与1990年相比，上升了13.7个百分点。

人口城市化的模式主要有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发达国家多走集中型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集中型人口城市化道路，是指由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就业、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等各方面与农村存在差异，对农村人口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农村人口大量地迁入城市，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一种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

由于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因此，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较为迅速。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指出，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包括：“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大规模的本地市场能减少实际生产费用；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事业之前，需要有个人口限度标准，交通运输业更是如此；某些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有助于促进一些辅助性工业的建设，以满足其进口的需要，也为产品的推销与运输提供方便；熟练的劳动力汇聚和适应于当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职业安置制度；聚集了有才能的经营家与企业家；在大城市具有更优越的金融与商业机构条件；城市的集中能经常提供范围更广泛的设施，如娱乐、社交、教育以及其他等等设施，而这些设施对于良好的经营管理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工商业者更乐于集中，因为他们可以面对面地打交道；当处于地理上的集中时，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23]。

分散型人口城市化道路，也称为中小城市发展道路模式，是指根据国家本身的实际情况，从国土空间和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的角度出发，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以发展中小城市为重点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原联邦德国学者勒卜克提出了“多核分散型空间”城市化理论^[24]。他将富有农村气息的田园式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目标，认为人口集中于大城市往往会引起“利益独占集中化”，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导致“城市病”的出现。因此，建议在国家范围内实行中小城市分散的政策，在一个区域内均匀地分布一定数量的中小城市，避免出现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大城市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和乡村衰落的问题（如日本东京都的发展）。原联邦德国等就以“多核分散型空间”理论为基础，采用了分散型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模式。

针对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特色，我国学者将中国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归纳为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攀枝花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25]。上述的四种发展模式概括了我国人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典型的城市人口集中模式。分别为由本地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集镇”式的城市；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离土不离乡”而发展起来的城市；通过国家的工业布局等政策而形成的城市（多为资源型城市）；位于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带动而形成的城市。这四种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是目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

伴随着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近年来我国学者又提出了组团式城市带的观点^[26]。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5）中提出了我国今后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设珠江三角、长江三角和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同时创建七大城市带，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

在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向大城市的迁入，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在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陆续出现了“城市郊区化”（suburbanization）、“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和“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

20世纪40年代左右，英国首先出现了城市郊区化。所谓城市郊区化，是指人口从大城市的中心城向郊区及其周边地区迁移扩散的过程^[27]。这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随着对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以及城市中心地区地价高涨等原因，人们纷纷迁往城市的周边地区居住。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又出现了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由美国城市规划师贝利首先提出的。其主要内涵是指中心城市的衰退、郊区无限蔓延、大城市分解为众多中小卫星城等，需要指出的是，逆城市化并不是指人口由城市向乡村迁移，进而城市化水平不断降低的过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扩散形式，城市化水平并没有降低，而是指城市化向外扩散的过程^[28]。再城市化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主要指人口从大城市的郊区向城市中心区回迁的现象。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大了城市环境治理力度，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因此各大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数量开始有所回升。

5.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不仅仅包含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应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且他们同样离不开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所以，经济的发展，包含了区域经济增长及与增长过程相伴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城市化是在空间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由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加速了经济增长。

为了证明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曾就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做过分析。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E-.E.Lampard）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三卷中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文章，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1965年美国地理学家贝里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这一工作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诺瑟姆也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粗略的线性相关，城市化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但是他的分析样本很少。

我国学者周一星、许学强的分析分别采用137个国家和151个国家的资料，最后得出的结果二者存在密切关系，但不是诺瑟姆所说的线性相关，而是证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着的是对数曲线相关（见图2-2），相关系数分别为0.96和0.81。即城市化水平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趋缓。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曲线可分为三个阶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当前已经进入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阶段，因此，用城市人口比例表示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相关。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到5000美元左右），由于处在经济起飞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对低收入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绝对差异不大，但是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且二者关系的侧重点前后有所不同。在前期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的进展要求并促进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在后期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所直接带来的生产集约化、生活集约化、管理科学化和文教科技的进步等一系列结果促进了包括工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图2-2　世界各国城市人口比重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从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列举的处于不同阶段的所有国家1990年人均GNP与城市化关系的横向分析来看，也印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人均GNP6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工业化程度很低，城市化水平低下，一般在20%—30%之间，城市化进程缓慢，大量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国家大致处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人均GNP4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城市化水平加速提高，一般在50%—60%之间，此时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人口大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化进程加速，基本上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人均GNP超过5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工业化程度很高，城市化水平很高，一般在70%—80%之间，城市化进程趋缓，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的进程基本停滞，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基本结束，这些国家一般处于城市化的后期阶段^[29]。

同时与经济总量增长相对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相应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前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起初是以纺织、食品等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换为以煤、电、钢铁、石化等能源材料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后，转换到机械、电子等加工工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最后转换为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产业结构主要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对应于前工业化阶段，城市化的进程处于演进的初期，是离散阶段，城市的发展没有形成等级-规模体系，呈现原始均衡状态。城市化进程演进的中期是城市发展极化和扩散阶段，对应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城市化的空间结构由初步呈现的点轴系统发展到中期呈现一定规模的点轴系统，城市等级-规模体系差别逐渐拉大。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化的空间结构呈现完善的点轴系统，即形成呈域面延伸的网络结构。对应于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等级-规模体系又趋于均衡，城市化过程中的过疏或过密问题得到较大程度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