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对社会文化特色的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类的生活习性、民俗风情、群体性格，无不受其居住的自然环境的影响。河湖水系通过影响城市结构布局、经济发展、生产生活而影响城市的社会文化特色，其影响的程度、时间长短，则取决于包括河湖水系的众多因素。

中国南方多降雨，遍布沟渠，交通多用舟楫，小舟负载日常物品直抵屋檐之下，十分便利，因此多滨水村镇；烟雨迷蒙中，小桥流水，捣衣声阵阵，一片江南温婉文化生动浮现（图1.7-2）。

图1.7-2　江南小桥流水

河流运输尤其漕运影响古代城市的兴盛、衰落，商业发展导致一些社会制度的变革，如隋唐的里坊制度在北宋时开始解体。儒家文化发祥地的济宁则因京杭大运河而兴盛。

水量和水质也会影响城市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例如，成都因江水“灌棉”，色泽鲜艳，织锦业发达，号称“锦城”；古代广州城内多河、渠、湖、池，产大量鱼、虾、蚌、蟹、蔬菜，烹调业和饮食文化发达，“食在广州”成为众口之碑。

一些历史事件、历史名人与河流、湖泊结合，会成就城市的名声，或者形成民俗活动，或者成为某种文化精神的传承载体。传说霍去病征伐匈奴有功，武帝赏他一坛御酒，他当即将御酒打开，倾倒入身旁的泉水中，与一起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共饮泉水。泉水清冽，酒香浓郁，故名酒泉。据《酒泉县志》记载：古酒泉原有泉三眼，“半亩澄潭，一汪皱绿”，水流二十里，灌溉农田十五顷。现在的酒泉因航天发射而闻名天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抱石投身汨罗江而亡，楚人竞相以舟楫拯救，并在每年此日蒸粽糕投入江中，以祭祀屈原唯恐被鱼吃掉。这就形成了食粽子、竞龙舟的端午节，至今成为中国民间四大节日之一。文天祥过零丁洋而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精神永驻史册。东汉少女曹娥入江救父，江更名为曹娥江，绍兴市现存有曹娥庙，永昌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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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龙舟竞赛

人们汲水、治洪、治涝，也由此产生具有时代特色的治水文化。一些河流、湖泊因治理人的不朽功绩而留下了名字。如元代贾鲁善治黄河，河南郑州现在仍有贾鲁河和贾鲁塑像；潮州有因唐朝韩愈而更名的韩江；杭州有源于苏轼治理西湖而流名的苏堤。一些地名、城市名称也与河流有关，例如，济南源于城市位于古代济水之南，济源指城市位于济水之源，商水县取名于商水。降雨对农业的极度重要、水灾难以承受的后果、大河不可预见的神秘，使古人对水亲近、期盼、畏惧兼而有之，认为河水也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灵性和灵魂，有水神主导，需要祭祀，因此在各地大量修建龙王庙，定期祭祀以求风调雨顺。

孙盛楠[13]论述了城市水系对开封社会文化特色的重要影响，指出开封城市水系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国时期、隋唐、北宋、明清时期，民国之后，这种相关性逐渐减弱。

战国时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在城北开凿鸿沟，沟通黄水、淮水和济水水系，使大梁变成商业都会，大量贤才汇聚，养士之风兴盛。隋唐时期开凿大运河，漕运使汴州成为军事和商业重镇，便利的交通使燕赵、吴楚文化与当地文化逐渐交融。

北宋时期，东京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中心。手工业、商业沿河密集分布，延长营业时间已成为买卖者双方的共同需要，里坊制度逐渐瓦解，伴随产生了繁荣的夜市，开中国夜市之始。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除了以书画、园林为代表的东京宫廷文化外，以瓦子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开始兴起，融合南部风尚与北方民风的各种传统节气民俗逐步成型。宋代清明节上河远足踏青的习俗至今尚有重要影响。清明节人们有踏青春游之习，此时节冰封的河水消融，南方的首批货物运抵东京，从而形成了清明上河的习俗，这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真切的反映。随着城市水运功能的消失，清明节上河的习俗逐渐消失，但是远足踏青仍是开封清明的重要内容。2009年，开封市举办了首届清明文化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开封命名为“中国清明文化传承基地”。开封丰富的水资源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水上体育活动类型。如将龙舟争标、水秋千、抛水球和泅水等多种水上运动结合了起来的金明池水戏，讲武池和金明池水战演练等。

元明清时期，商业文化为主流文化。明清时期的开封屡遭黄河水患，治水成为关乎城市存亡、居民生死的大事，由此衍生出汴梁的治水文化。修筑护城堤、林公堤，体现了人们的治水智慧。明正统年间建回龙庙，内铸镇水铁犀，明正德年间建禹王庙，祈求河神的保佑，则反映了人们传统的精神寄托方式。清代开封三月三举行禹王台庙会，祭祀治水功臣夏禹，清代章回体小说《歧路灯》记载了禹王台庙会盛况。现在开封仍有禹王台公园（图1.7-4），内存牌坊、御书楼、禹王殿、左右两祠、御碑亭等建筑。1993年恢复禹王台庙会，此时已演变成融合文艺表演、娱乐和商贸为一体的民俗活动，不再包含祭祀大禹的传统仪式。

图1.7-4　开封禹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