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四堡坊刻起源的根本原因与当地的客家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其根据是和四堡有着相似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政策的周边地区,并没有和四堡一样发展成为印刷基地,而与四堡并列的北京、江西浒湾、武汉汉口等雕版印刷基地却并没有四堡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优势和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可见,四堡的地理优势、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等都不是造成四堡发展如此壮大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四堡当地的客家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坊刻并不仅仅是一项商业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据族谱记载,四堡邹姓入闽始祖邹应龙为南宋状元,而四堡马氏开基祖马徵曾是唐顺宗永贞年间(805年)的汀州府尹。由此可见,邹氏和马氏开基始祖均为书香裔孙、名门之后。四堡族人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为方便族人受到早期的文化教育,各族均设置了20多所学馆、私塾。其中仅邹姓就分别于明代和清代至少建有鳌峰书院和致远书屋,前者享誉明清两朝,至今尚存。[8]据考,仅明清两代,四堡邹、马两姓就有14人为进士举人,上文提到的马驯登进士第后官至二品,而邹姓更是有12人中举,除此之外,还有169位秀才。这种浓郁的崇文重教的氛围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四堡坊刻发展的重要前提。此外,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出仕做官之路愈加艰难,使四堡许多仕途不顺的读书人转向坊刻之路,这一转变大大推动了四堡坊刻的发展。(www.xing528.com)
除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之外,笔者认为,客家人的孝悌观念同样是四堡坊刻起源的根本原因之一。据考,四堡的孝悌风气至迟在明代起就开始盛行了。当地建于明代的邹、马两姓宗祠——邹公庙和马公庙,至今每年的正月十四还会举行隆重的“入耆老”习俗。[9]从上文提到的邹学圣为照顾年老的父亲而辞官返乡,以及马屋马维翰为照顾父母的心情而转向刻书,这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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