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对文献分布数据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将学科期刊按其登载某个学科论文数量的大小,以渐减顺序排列,可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向这个学科的核心区和包含着与核心区同等数量论文的几个区,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1∶a∶a2……的关系[9]。
表3为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期刊论文来源分区表。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刊登在578种期刊上,平均载文量为3.04篇。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将古代印刷史研究领域的期刊论文分为3个数据区,由表3可知,载文量为11篇以上的核心区域期刊共有23种,共载文607篇;相关区域载文量为3~10篇,刊登在136种期刊上,共载文617篇;外围区域载文量1~2篇,刊登在419种期刊上,共载文510篇。每个分区相关论文数量大体相等,相继分区的期刊数基本成等比数列,公比近似为5,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表3 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期刊论文来源分区表
表4为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期刊论文来源的期刊。从统计结果可知,在核心区域的23种期刊中,出版及图书馆类期刊占56.62%,印刷类期刊占17.39%。在核心区域的23种期刊中,被CSSCI收录或PKU收录的有18种期刊,而印刷类的4种均未被上述核心期刊收录。
表4 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期刊论文来源的期刊分布
表5为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载文量列前10位的期刊。从表5可知,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期刊论文载文量位于前10的期刊中,以印刷类期刊居多,其中《中国印刷》最多,这是因为《中国印刷》不仅是中国印刷界的权威大刊,在宏观经济指导与产业政策发布上独树一帜[10],而且也是辟有“印刷史研究”专栏的杂志之一。表6为1949—1999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载文量列前10位的期刊,由表6可知,1949—1999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主要发表在图书馆、编辑、出版等期刊中,其中《文献》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www.xing528.com)
表5 1949—2013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载文量列前10位的期刊分布
表6 1949—1999 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载文量列前10位的期刊分布
图2为1949—2013年与1949—1999年载文量位于前10名的期刊对比,从图2可知,2000—2013年以来,《文物》《出版科学》等期刊发表的古代印刷史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而《中国印刷》《广东印刷》《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等印刷类期刊发表的古代印刷史研究论文数量逐渐增多。这表明更多的印刷史研究者认同专门研究印刷史的期刊,但上述3种期刊均未被CSSCI收录,故存在研究论文被CSSCI收录较少的事实,希望相关研究者予以重视。
图2 1949—2013年与1949—1999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期刊论文前10位的期刊发文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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