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宪宗时期（805—820年）民间便出现汇兑业务，“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北宋时期，10世纪后半叶，民间便出现了最早的纸币，“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文献通考·钱币考》）。私营钱铺在清代也一直盛行不衰，北京地区的钱铺业至迟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已十分繁盛，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北京就有钱庄“三百五十余家”，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北京内外城“钱铺不下千家”（《清朝续文献通考》），其主要业务是发行钱票、兑换银钱。但由于民间发行纸币弊端丛生，道光五年（1825年），续攥《大清律例》明确立法“京城钱铺，无论新开旧设，均令五家联名互保”。五户联保制度在道光年间一直得到贯彻执行，道光十三年（1833年），御史豫益上奏，要求“京师钱铺关闭，请申明五家联保之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仍然重申“无论新开旧设，均令五家联名互保，报官存案”（《刘坤一遗集》），这样的严厉措施一直延续到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顺天府仍要求“取具五家联名保结，始准挂幌出帖”（《清朝续文献通考》）。
道光年间，清政府已在北京设立不印发钱票的官钱局，以调剂、平衡制钱和银钱的比价为主要业务，内务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又设立天元、天贞、天利、天亨和西天元五家官钱号，统称“五天官号”，以发行钱票（见图6）为主。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内外吃紧，清廷迫不得已印发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为了推行官票和宝钞，清政府在北京开设乾豫、乾恒、乾丰、乾益、宇升、宇谦、宇丰、宇恒和宇泰官钱号，统称“四乾、五宇官号”，允许四乾、五宇官号发行钱票，在发钱票时同时搭放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8]。清政府虽设置官钱号，但“民间银钱私票，行用仍听其便”（《清朝续文献通考》），并不加以限制。但户部官票的发行，导致民间的极大恐慌，北京私营钱庄业在户部官票发行前夕一昼夜间倒闭二百余户。到咸丰后期，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继而五天、四乾、五宇官钱号的钱票也不能兑现，后陆续倒闭或裁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前，北京“内外城官准钱铺五百一十一家”，但1900年八国联军肆掠北京后，“从前四恒、泰元等银号，为京城著名殷实之商。自庚子被抢一空”，钱庄业受到致命打击，“兵燹后仅剩二十余家”。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批准挂幌钱铺六十余家”（《清朝续文献通考》），稍微恢复了一些。钱庄票（见图7、图8）并没有随着清代灭亡而销声匿迹，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图6 咸丰年间天贞官号钱票(www.xing528.com)
图7 清代北京内茂盛号、瑞升号钱票
图8 光绪改宣统年号北京聚豐银号伍两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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