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通江湖泊滞蓄洪水的措施优化方案

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水完成后至唐代末年（公元十世纪初），黄河水灾记载明显减少。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王景治水得法而千年无患；有的学者则认为，与这一时期黄河下游的河湖形势有关。《水经注》中详细记载了黄河下游有多条分支河道，这些分支河道又多在汛期大水时与湖泊沼泽连通。例如，在今郑州一带有与荥泽连通的郏城陂“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郦道元，《水经·济水注》卷七），而荥泽的存在是由于与黄河汛期相通，“河决为荥，济水受焉”（郦道元，《水经·济水注》卷七）。中牟县西和汴渠相通的圃田泽也有“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泽）水盛则北注，（汴）渠溢则南播”（郦道元，《水经·渠水注》卷二十二）。其中的圃田泽到唐代仍维持“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八）。再下游一些，汴水东流至今民权县有大剂陂。《元和郡县图志·曹州·考城县》引《国都城记》说，大剂陂“周回可百余里”。在唐代仍有“周回八十七里”。在今山东巨野县则有著名的巨野泽。刘宋时著名科学家何承天（370～447年）说：“巨野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八）。在唐代巨野泽仍有“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这些下游分支和湖泊沼泽自然起到对黄河洪水的调节作用。黄河分支的口门处，也曾人工修建有控制工程，例如东汉建宁年间（168～172年）“又增修石门以遏（汴）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卷五）。石门在正始二年（241年）还曾经重修，并发挥了减轻灾害的作用。这些湖沼的存在，或许也是黄河决溢记载少的客观条件。

这些在汛期与黄河沟通的分支河道与湖泊，在宋代以后都逐渐淤塞了。元代学者余阙（1303～1358年）曾指出，缺少蓄水调洪湖泊对黄河防洪增加了难度。他说：“中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鄱阳湖）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明代人陆深（1477～1544年）高度评价余阙的认识说，“斯言也尤为要切，似非诸家所及”（明·陆深，“黄河”，《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五），强调指出下流通河湖泊在防洪中的重要作用。

同样的问题在长江中游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古代，有云梦泽等湖泽与江通，直到今天，湖南的洞庭湖和湖北的洪湖等，都是长江洪水的重要调蓄水体。自元代开始，这些地区，特别是这些湖泽被陆续大规模围垦成田，其中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年）在廉希宪督理江陵期间，就将宋代作为江陵城防工事的三海八柜与江流隔绝，涸出耕地数百亩。(www.xing528.com)

湖广的土地开垦由于穴口的堵塞而加速进行。这些穴口是通江湖泊与长江沟通的咽喉，《水经·江水注》中对通江湖泊和穴口有详细的记载。元代有九穴十三口之称。此后，为了开发耕地，或人为或自然淤塞，穴口逐渐减少。从荆州附近形势看，以往南岸有虎渡口分流入洞庭湖，北岸有章穴、郝穴分流入潭子湖、洪水渊、三湖等处湖泽。因此，明代人说：“赵宋以前若无大水患”（清·顾炎武，“荆江府堤考略”，《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十四）。自元代以来，北岸先是章穴淤积不通，继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又人为将郝穴堵塞。继而江北江南地区已大规模进行农田开发。江湖四周垸田密布，已成为当时全国的主要经济区，遂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流传。但是，此后水灾也逐渐加重。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北巡抚彭树葵对荆州一带长江水患曾有较深入的分析。他说：“查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有余里，一遇异涨，必藉余地以资容纳。考之宋孟珙知江陵时曾修三海八柜，以设险而潴水，后豪右据以为田……现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调弦、黄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当汛涨时稍杀其（长江洪水）势。……（随着围湖垦田的继续进行，荆州水灾也渐趋严重），在小民计图谋生，惟恐不广，而不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川壅而溃，盖有由矣”（“皇清奏议”，《续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三）。于是他建议：永远禁止增筑新的垸田，已溃决的垸田不许重修。地方官为增加赋税，也会暗中纵容，禁增新垸困难很大。事情果然如其所料，围垦不断进行，防洪的压力不断增加，洪水灾害也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