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滞洪区建设：古已有之，今更迫切需要！

在出现超过工程防御标准的洪水时怎样减少洪水灾害呢？在古代，一种选择是继续加高堤防，另一种则是选择低洼的有一定容积的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容蓄洪水。洪水暂存于蓄滞洪区内，待汛后再陆续经由河道排放。蓄滞洪区建设至迟在战国已经出现。《管子·度地》记载：“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以备决水”，这种利用不能耕作的盐碱洼地的囊，其作用是“备决水”，显然就是今天所说的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周边要用堤防限定范围（“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这种堤防也需要经常性的修守（“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同时，蓄滞洪区也可以有控制地使用。例如，黄河上的蓄滞洪区，沉淀的泥沙将增加区内土壤肥力，改善土壤性状，可以允许在其中实行一水一麦的耕作制度，“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西汉末年，长水校尉关并也曾提出开辟蓄滞洪区，作为主要的治黄手段。他认为，当年黄河决口地点常在平原郡（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县南，辖19县）、和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县南，辖22县）一带。该地区地形低洼，土质又不好，相传大禹时就曾将这一带作为“水猥”（《汉书·沟洫志》），可以继承这个传统继续开辟使用。关并的建议并未实行。

唐代东都（今洛阳）曾人为开辟三座蓄滞洪区，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当年东都之西的皇家禁苑方圆一百二十多里，内中有宫殿十一座。谷、洛二水流过其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上以为谷、洛二水或泛滥，疲费人功，遂敕河南尹李适之出内库和雇，修三陂以御之。一曰积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阳。尔后，二水无力役之患”（《汉书·沟洫志》），运用皇室专款，雇佣民工开辟三座蓄滞洪区，花费可能不少，也占用了一些土地，但却换取了“尔后，二水无力役之患”的效果，保障了安全。不仅如此，禁苑之中平添了三个湖泊，而且冠以积翠、月陂、上阳等美丽动听的名字，可见，它们明显改善了洛阳的城市环境。

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曾实际采用一个权衡全局利害的蓄滞洪区方案。此前黄河在开封小黄村向南决口，开封以南的今陈留、通许、太康等县（地区）已实际成为容蓄洪水的场所，但此后口门陆续淤积，部分地区已开始耕种农田，导致河患加剧。有关方面讨论了这一情况，一致认为：“若将小黄河河口闭塞，必移患邻郡。决上流南岸则汴梁被害，决下流北岸则山东可忧。事难两全，当遗小就大”（唐·李林甫，《唐六典》卷七）。最终否定了堵口的方案，而采用保留和疏浚小黄村口门；修筑障水堤限制滞洪区范围，对滞洪区内居民实行赈济等办法，将这一地区继续作为滞洪区使用。

与蓄滞洪区相类似的具有蓄洪作用的是复式河床的河槽滩地。特别是对于像黄河这样的洪枯水量相差悬殊、峰形尖瘦的河流来说，宽广的滩地对于滞蓄洪水有显著的作用。但是，黄河滩地肥美，洪水上滩历时很短，农民往往到滩地上种植。平时洪水不上滩则无害，洪水期间则藉助临时性的堤防加以保护。久而久之，小堤变大堤，甚至堤内又筑新堤，形成多重堤防。河槽被缩窄，滞蓄能力下降，也是引发黄河决溢的重要原因。对此贾让已有清晰的说明。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直到现代。然而开垦滩地的收益与因此削弱河流防洪能力所需要的工程投入孰大孰小，古人却缺乏细致的研究。不过，清代乾隆帝针对这一情况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所做的指示，今天读来仍不无启发：(www.xing528.com)

“豫东黄河大堤相隔二三十里，河宽堤远，不与水争。乃民间租种滩地，惟恐水漫被淹，只图一时之利，增筑私埝，以致河身渐逼。一遇汛水长发，易于冲溃。汇注堤根，即成险工。不知堤内之地非堤外之田可比，原应让之于水者。地方官因循积习，不加查禁，名曰爱民，所谓因噎而废食者也。著交与河南、山东巡抚，严饬该地方官，晓以利害，严行查禁，俾小民知所顾忌，不许再行培筑。地方官不实力办理，及厅汛员弁明知徇隐，即行参处。嗣后如有仍沿积习为害河防者，惟该枢等是问”。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对于海河滞洪洼淀开垦耕地一事，乾隆皇帝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则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蓄。非若江海沙洲，东坍西涨，听民循例报垦者可比。乃滨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匪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垦，违者治罪”（《清会典事例》卷九一九）。是针对开发蓄洪洼淀的利弊而发的，与禁止开垦黄河滩地的精神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