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防防洪的限制性策略

堤防是继疏导之后治河防洪新的历史阶段，是社会发展中，人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保障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防洪工程措施，堤防的应用是由消极防洪向积极治水的重要飞跃。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堤防虽然是治河工程历史性的进步，但也存在与之俱来的缺点。

堤防既然被用来拦挡洪水，大水期间河水自然高于两岸地面，因此，堤防一旦出险，危险更大。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有这样一个故事，郑国有人在学校里议论子产执政的优劣得失，有人建议子产将它解散，子产不以为然，并且举出堤防的例子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春秋左传注》），也就是说，出现超过堤防防护标准的大水时，堤防溃决，伤人必多。因此，子产认为，不如保留让老百姓议论国事的地方，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不会出大乱子。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也被用于战争攻防。最早的例子见于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2年），当年12月，吴国进攻徐国，“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春秋左传注》）。据杜预注解，这是用“防壅山水以灌徐”。不过这是战争狂人的罪行，不是堤防本身的过失。

在含沙量很高的河流上，以堤防洪还将导致河床的淤积和抬升。例如，战国初期黄河两岸系统堤防建成后，大量的泥沙和河水一起被束缚于大堤之内，造成河床淤积，堤防不得不一再加高，至西汉末年，在今河南浚县淇水口附近的黄河堤已高达一丈，而在下游遮害亭处，堤高竟达四、五丈之多，以至河水“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汉书·沟洫志》），更加剧和恶化了防洪形势。(www.xing528.com)

由于河床淤积，河水不仅在洪水期间高于两岸地面，而且平时也是如此。由于形成持久的高水位，河水侧渗补给地下水，抬高地下水位，以至两岸出现了大面积的盐碱沼泽。如贾让所说：“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汉书·沟洫志》），恶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

同时，人们无计划的治理和开发，也在逐渐恶化防洪条件。如西汉末年贾让所说，在战国初年黄河下游连贯大堤建成后，两岸堤距约五十里。其后有贪图滩地肥美者，于其中耕田之。为保护耕地安全，在大堤之内又筑新堤，有的地方新堤多达数重，河床因此逐渐缩窄，行洪能力减弱。又由于盲目围垦，新堤修筑无规划，致使河道曲折多弯，宽窄不一。在今河南北部一带，当年黄河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扼如此，不得安息”（《汉书·沟洫志》）。严重地削弱了河道输水能力，导致防洪条件的恶化。

堤防的应用标志着治河理论达到了新的水平。当年大禹治水主要是采用疏导的方略。比共工和鲧的“障洪水”前进了一步，人们开始对河流和洪水施加影响，由此可以保护到更大的范围。由“障”到“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而当堤防出现以后，它可以显著增大河床容纳洪水的能力，改变河道输水的特性，进而起到控制洪水的作用，防洪更加主动。由“疏”到“堤”，这是治河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当然，“堤”也是“障”，但是更高一级的障，形成了由消极防洪到积极治水的新飞跃，呈现出辩证发展的过程。同时，“堤”和“疏”也表现为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相辅相成。到了明代，“堤”和“疏”在一定程度上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束水攻沙”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