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治水方略的总结与实践经验

疏导治水的原则是顺应河性，依据地形条件，采取一些小规模的工程措施（如疏浚、筑堤导流等），疏导河流，将洪水引至无人区，来保护区域安全。先秦时已经有人从河流整治的角度对大禹治水进行了总结，从中归纳出大江大河下游多流入海形势下，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略。《淮南子·原道训》：“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即按照水流趋下的规律，采用疏浚河道，或分流或多流合并的方法，达到“合通四海”的目的。此后各朝各代不仅将禹治水视为疏导洪水方略的典型案例，也尊为中国古代“平治水土”的国土治理的最高原则。

夏商时期允许黄河在今河北东部分播为九，是这一带开发程度不高的反映。但随着开发的不断扩展，势必与黄河下游分作九支缺乏控制的状况产生新的矛盾。于是公元前七世纪，位于黄河下游的齐国就开始将黄河九支并作一支的努力。唐代学者孔颖达（574～648）著《尚书正义》时引用春秋《纬宝乾图》说：“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另一纬书《尚书中候》也说，“齐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广”。东汉的班固和北魏时的郦道元也有类似说法，都说齐桓公时把黄河下游九河填去了八条，目的是开疆拓土。

战国至西汉黄河下游逐渐形成了系统堤防。到了西汉末年，在华北平原频繁决口，黄河河道已经到了改道的前夜，疏导治水的方略被重新提出。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2年）清河都尉冯逡说，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在以往数十年间河患不严重，是因为其间上游黄河主流曾分出一支屯氏河来，现在屯氏河淤塞了，主流泄洪能力不足，灾害因而加剧。于是他建议重开屯氏河，“以分杀水力，……，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汉书·沟洫志》）。王莽时御史韩牧也有类似的主张，但均未付诸实行。

北宋治理黄河方略中，开分水河的治理措施再次提出。其中典型的事例是，庆历元年（1041年）朝廷在治理横陇决口的方案上举棋不定，有的主张堵口复故道，有的认为应该开分水河，恰巧“未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祠之”（《宋史·河渠志一》）。从朝廷的欣喜庆贺，反映出对分水治黄倚重的心情。分水治黄系统的理论阐述，则见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李垂提出的导河形胜书。

金、元两代以北方为统治重心，治黄也以保北为重点。不仅治理上加强北岸的修防，而且往往因袭向南决口的形势，人为地向南开河分水。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在河南滑县李固渡（在今滑县西南沙店集附近）向南决口，曹州（治在今菏泽）城被冲毁。当年曾派人查勘，认为洪水泛滥主要在曹州、单州（治在今单县）一带。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居民多以水产为生。而“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金史·河渠志》）。如果堵复，难免再决，于是决定顺应二河分水的形势。这是当年舍南保北方针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分流治黄在明代前期仍是主导的方针。典型的事例是徐有贞（1407～1472年）的分水演示。正统十三年（1448年）后，黄河连年泛滥横溢并且冲断运河，漕运中断。在先后指派多人治理无效的情况下，于景泰四年（1453年）任命徐有贞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但朝廷对徐有贞提出以分水为主的方案犹豫不决，派人前往质询，“使者至，徐出示二壶，一窍、五窍各一。注而泻之，则五窍者先涸。使归而议决”（明·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由此说明，开分水河对于提高泄洪能力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除黄河之外，历史上海河治理也多以分疏为主。海河南系（今白洋淀、东淀至海河一线以南）受黄河影响，水系混乱，沼泽洼地遍布，众水汇流，最易致涝。北魏年间，海河南系大雨频仍，熙平二年（517年）和正光二年（521年）接连大水（《魏书·灵征志》卷一一二上），致使长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陆连涛，原隰通望，弥漫不已，汛滥为灾。其时左中郎将崔楷提出治理规划，其要旨曰：水灾的发生“良由水大渠狭，更不开泄；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因此，他提出以疏导为主的治理对策，“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

，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迳通，泻其，泄此陂泽”（《魏书·崔楷传》卷五六），其中“多置水口，从河入海”是力图改变众流汇聚的不利形势，而使之分道出海。崔楷还为计划的实行设计了相应的用工方案，以及排涝工程完成后因地制宜的种植方案，即“水种稻，陆艺桑麻”，但可惜工程尚未完成，崔楷奉调离任，计划中缀。

元代定都北京以来，由于京城大兴土木，对太行山、燕山森林过度砍伐，水土流失严重，下游各河淤积显著增加，河道迁徙频繁，防洪任务逐代增加。据统计，海河流域水灾在唐宋平均30年一次，元明清三代增加至5年左右一次。北魏时期被称作清泉河的永定河，至辽、金称作桑干河或卢沟河，而到元代则被称作浑河或小黄河，并被特别注明“以流浊故也”（《元史·河渠志一》）。恶化了海河水系的防洪形势。

明代海河五大支流除永定河和子牙河未系统筑堤，其余南北运河和大清河已稳定于今天的形势下。此外，洼淀虽较宋代大为收缩，但仍较今时宽广。以东淀为例，其面积大约是20世纪中叶的一倍左右。明代海河防洪的工程措施仍以疏浚为主。代表性的规划意见出现在嘉靖年间。嘉靖十一年（1532年）海河大水，郎中徐元祉受命赈灾。他说：“河本以泄水，今反下壅；淀本以潴水，今反上溢，……，今惟疏浚可施，其策凡六”（《明史·河渠志六》），他的6条措施全部都围绕疏浚，并被批准实行。同时代的霸州道观察王凤灵的防洪规划较全面，所提出的方案共计3个要点：在洼淀周围筑堤，增大滞洪容积，“余观直沽之上有大淀、小淀，有三角淀，广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若因而增益之，又为之堤，淀蓄众水而委输于海，水固有所受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此外，他也主张疏浚淤浅的河道和增开支河多途泄水，强调滞、泄、分三者兼顾，以洼淀滞蓄为主。在当时洼淀滞洪能力较大的背景下，这个规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清代，海河防洪方略的重点仍然是分流和疏导。雍正年间陈仪在《直隶河道事宜》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海河的形势。他认为，北运河、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和大清河下游汇聚天津海河，争趋入海通道，尾闾又受海潮顶托，泄流不畅，因此“欲治直隶之水者，莫如扩达海之口；而欲扩达海之口者，莫如减入口之水”。乾隆四年（1739年）直隶总督孙嘉淦又具体规划“别疏永定、子牙二河于西沽南北分流，不使入（东）淀。清浊攸分，水患永息”（《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即将永定河分流天津之北，子牙河于天津之南分头入海。20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工程实际上采用了相似的分流泄洪措施。此后大规模整治，无不辅以排水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