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洪水的治水方略产生的背景与应对措施

大约在5000年前，黄河流域平原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例如，著名的共工氏部落就主要居住在今河南辉县一带，这里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山，有肥沃的田地和便利的水源。濒水居住固然有很大的便利，但在洪水季节，也常受到洪水的侵害。为了生活和生产的稳定，治河防洪工程应运而生。

最初的防洪工程大约是修筑一些简易的堤埂，把居住区和附近的耕地保护起来，用土抵挡住洪水的漫延。传说中的共工氏率领他的部族“壅防百川，堕高堙卑”（《国语·周语下》），将高处的土石搬运到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筑堤，以这些堤埂抵挡洪水。如果出现大洪水，则上山躲避。由于共工氏擅长治水，在各氏族部落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春秋左传注》）。后世尊崇共工氏为治水的先驱。

依靠堤埂来保护大范围的农业区显然是困难的，洪水威胁因而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相传在尧、舜、禹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发生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治水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任务。据古史记载，在洪水威胁面前，部落首领曾举行部落联盟会议，决定由鲧主持治水。鲧是禹的父亲，在接受任务后，即率领民众努力工作。他所采用的治水方法仍然延续共工氏筑土围子的传统。在先秦记载中，有“鲧障洪水”（《国语·鲁语上》），“鲧作城”（《吕氏春秋·郡守》），也就是筑城来屏障洪水。但是，在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下，再沿用“障洪水”的老办法已无助于事，治水以失败告终。鲧也因此被废黜。

鲧失败后，部落联盟会议又推举禹继续主持治水。传说中禹是一个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人，他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探讨新的治水方法。他还找到伯益、后稷以及共工氏的后代四岳等部落首领做助手，自己也身执耒，以为民先。他们率领民众，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洪水退去后，人们从丘陵高地搬到肥沃的平原上居住和生产。

先秦文献记载大禹治水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距是到的意思，也就是说，疏通主干河道，导引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入海；疏浚支流小河，将地面渍涝迅速排入大河。可以想见，将洪水冲成的千沟万壑，顺应水流形势整理成排水河道系统，加速洪水和渍涝的排泄，必将减轻洪水危害。由于采用了适合当时生产发展需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正确方法，收到了“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效果。对此，西汉初年陆贾在《新语·道基》一文中有深刻阐示。他说：“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以蔽形体。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www.xing528.com)

这段话说明了农业发展与大禹治水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社会经济进步了，必然要求新的治水方法来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从而推动治水事业的进步。

禹采用疏导为主的治河方法，比共工氏和鲧“障洪水”的办法前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消极防御，进步为积极的治河。疏导的措施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况。经过人工疏导的河流，防洪排涝能力增加了。

禹的时代，治水已成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因此，不仅要各氏族部落的通力合作，而且还需要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在治水过程中，禹也逐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私有财产出现的社会背景下面，阶级压迫的国家机构开始形成。反映这个变化的最突出事件，就是由部落联盟会议的禅让制到父子相承家天下的世袭制的转变。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了，禹的儿子启夺得了王位，创立了夏王朝。传子世袭制最终确立，奴隶制国家形成。禹治水加速了我国社会划时代的变革，这或许是大禹治水如此著称并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原因。

大禹治水以后的黄河下游经行路线是“东至于砥柱（三门峡），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至于大，北过降水（后之漳水），至于大陆（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间的大湖，已淤平），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大陆泽以下黄河主流分作九股分别入渤海，而以上则疏导为一股，大约反映当年各地开发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