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江南丝绸之府地位的缘由

六朝人口的南流，东晋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为江南蚕丝业中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直至唐代前中期，北方仍是全国丝绸业的重心。河南宋州、亳州民间织造的绫绢，质量居全国之首，河北定州每年进贡的绫、绢数最多。到唐代后期，北方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混乱，对丝绸业影响很大。而南方则由于社会比较安定，蚕桑丝绸业发展很快。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关于贡赋的记载，全国上贡丝物有100多州郡。北方虽仍属重点，但已停滞不前。南方江南道占其中的五分之一，在江南道中，约有五分之二州郡上贡丝绸，而且几乎都在中国近代盛产丝绸的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唐代末年，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混战局面。当时浙江属钱镠所建的吴越国，吴越王一方面大力发展蚕桑生产，另—方面向北方小朝廷称臣纳贡，使吴越社会较为稳定。吴越王“世方喋血以事我，我将闭关而修蚕织”（袁枚《重修钱武肃王庙记》）。同时，钱镠在杭州西府设立手工业作坊，网罗技艺高超织锦工300余人。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钱镠遣使向后唐进贡丝织物，其中有越绫、吴绫、越绢、龙凤衣、丝鞋履子、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彩缎、五色长连衣缎、绫绢御衣、红地龙凤锦被等。由此可见，晚唐浙江丝绸业品种之多，技艺之高，发展之快，都已超过前代，超过北方。此成为江南“丝绸之府”形成的前奏。

图4　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一角

宋代，北方丝绸生产重心南移，江南“丝绸之府”地位形成。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混战局面，统一了中原、西蜀和江南大片地方。但北方仍为少数民族契丹所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割据，影响着北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北宋朝廷每年耗用绢帛数量之大，十分惊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初，对较大的官吏，每年除给俸银和高级丝织物“时服”外，还赐给“春冬绫各十匹，春绢十匹，冬绢十匹，绵五十两，加罗一匹”。王公贵族对丝绸的挥霍更是无度，高宗皇帝生个儿女，竟用罗二百匹，绢四千六百七十四匹。北宋王朝为抵御外侮，大量招兵买马，调绢调布调丝绵以供军需。而在当时，与北方相反，我国东南地区，特别是吴越一带，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达，成为封建朝廷财政和包括丝绸在内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区，宋王朝认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宋初，为开发东南地区，曾一度实行奖励政策，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官府曾采取“准免租税役五年”的办法，奖励游民垦殖耕织，对江南蚕丝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北宋时的官营织造，在东南地区有江东的江宁织罗坊，润州、常州织罗坊，湖州织绫务和杭州织务（室）。江南地区所产丝绸之多及其在全国地位举足轻重。从北宋乾德五年（967年）至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200多年间，宋王朝每年要求全国各地区上供丝织物数额中，浙江和苏南地区上供丝物占全国各路上供丝物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上供丝绵则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二。至此，江南地区“丝绸之府”地位初具雏形。

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亡而皇室南迁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南宋王朝在每年向金纳贡大量币帛以及朝廷巨大消费情况下，急需扩展丝绸生产，对江南重点丝绸产区倍加重视。南宋时，由于北方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南移，浙江一带桑蚕丝织生产技艺显著提高，为增产桑叶，嫁接法和秋冬斩削拳曲小枝整枝办法已广泛采用，很多精巧的名贵丝织品已能织造。据《梦粱录》记载：杭州“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内司是指官办织造工业，街坊是指民营丝织作坊。江南丝绸印染技术水平随之得以提高。如湖州在孝宗年间，就能在绫罗上印染成深线、浅红、淡红等色彩，即有名的湖缬。品种多、花样巧是南宋江南地区丝织品的特点。据《梦粱录》和《咸淳临安志》记载，杭州的绫有白编绫、柿蒂绫、狗蹄绫、樗蒲等；罗有素、花、缬、熟、线柱、暗花、金蝉、博生等；锦有青红捻金锦、绒背锦；缎有金线缎、花缎；纱有素纱、天净纱、暗花纱等等精致名贵产品。此外，绢有官机、杜村、唐绢，幅阔而致密，更为画家所乐用。嘉湖地区有安吉的丝、绢、纱，武康丝绵，双林纱绢，濮院濮绸；宁波有大花绫、交梭吴绫；绍兴地区的越罗，更是驰名中外。这一时期，从事蚕织业的主要是农民，但也有少数官商巨贾。商品性丝绸生产比前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丝帛之家”增多。缫丝、织绸出现了分业现象，丝绸生产全面展开，绫、锦、缂丝、罗、纱、绢等产品均有官营和民营织造机构专业生产。(www.xing528.com)

图5　桐乡市成片桑园

从宋代时期江南地区在全国的输纳贡赋数字中可见一斑。苏州，北宋祥符年间岁输绢54400匹、绵4004斤。元丰三年（1080年）起年输帛8万匹、纩2.5万两。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上交以丝织品为征收依据折帛钱43.93万余贯。湖州，南宋时每年上纳衣织1万匹、绫5000匹、绸4000匹、丝5万两、绵5万余两。杭州，年交纳夏税绢95813匹、绸4486匹、绫5234匹、绵58521两，和预买本府绢40400匹、绸795匹。常州，旧额绢14541匹、绵107263两，南宋宝祐年间为绢13348匹、绵104241两。北宋以来，两浙路和江南东路在罗、绢、丝绵等项上交纳均占全国首位，罗占90.6%、绢占43.2%、丝绵占60.2%、丝绵绒线占24.8%。南宋时期，中央丝织品收入，罗、绢、丝绵在浙西路和江东路处显著地位，其中绢占50.9%、丝占36.7%、绵占52.5%。综合上述，江南丝绸业无论数量、质量还是品种均占绝对优势，成为朝廷必不可缺的主要供货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迁都杭州后，全国丝绸业中心已完成了重心南移，江南“丝绸之府”地位基本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