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乌江流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挑战

贵州乌江流域涉及贵州41个县（市、区），总人口20823万人。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经济总量严重不足。区域农林牧副渔虽然有一定基础，但工业和第三产业均十分落后，贫困发生面很广，区域有贫困县21个，贫困总人口近103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9.64%，且多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是贵州省乃至全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贵州乌江流域贫困落后，是由于长期以来区域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口增长过快、投入严重不足，以及观念和体制等各种原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有人把贵州境内这种低水平发展陷阱称为“贵州现象”，即区域发展陷入经济欠发达、环境不断恶化的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制约贵州乌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水土流失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

贵州乌江流域水土流失有三个特点：① 水土流失面积大，侵蚀强。如果将乌江流域涉及的贵州省县（市、区）均划入乌江流域作粗略计算，那么贵州乌江流域面积占贵州全省幅员总面积的比重为52.43%，而1987年和1999年遥感监测结果表明，贵州乌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贵州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3.23%和60.61%，则贵州乌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贵州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比重超过面积比重的10%左右，可见贵州乌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较大。不仅如此，水土流失强度也较大，据1985年普查结果表明，乌江流域平均侵蚀模数达2545.3t/km2·a，最严重的上游三岔河、六冲河两支流流域，侵蚀模数已超过5000t/km2·a，水土流失面积占其总面积的57.4%。② 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这可以从贵州省水土流失扩展趋势得以粗略说明，据研究，贵州水土流失面积20世纪50年代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4.2%，60年代增加为19.9%，80年代增至28.4%，到了90年代则高达43.5%；③ 水土流失强度不断加大。以乌江上游洪家渡的输沙模数为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633t/km2·a，70年代初为1350t/km2·a ，80年代初为2362t/km2·a，到90年代，已超过了3000t/km2·a。水土流失极大制约着贵州乌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1）使耕地更加瘠薄，农作物产量低。耕地的水土流失最为严重，大量水土流失，带走了耕地的有机质和土壤，耕地土层不断变薄，地力下降，保水能力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大下降，使得乌江流域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一种种一坡，一收收一箩”，始终限于广种薄收的粗放的耕作方式。在岩溶山区，由于土层浅薄而不连续，植被少，抗蚀力弱，侵蚀作用更强，贵州乌江流域随处可见土少、水少、林少、光山秃岭多的“三少一多”的地表景观。区域农民对水土流失感触最深：“不见庄稼长，只见石头年年高”，严重的地方甚至出现“石漠化”。目前贵州省石漠化面积已接近1.39×104km2，占全省幅员总面积的7.90%，其中乌江流域所涉及的几个地市州的石漠化土地面积约为8133km2，占区域总面积的9.59%。乌江流域石漠化面积一直在扩展，如20世纪80年代，普定县石漠化土地面积以每年5km2的速度增加，赫章县土地石漠化面积1957—1981年每年以4.67km2的速度增加，纳雍县1980年后土地石漠化速度为5.86km2/a，思南县土地石漠化速度为2.50km2/a，贵州省石漠化土地正以每年508.16km2的速度扩展。土地石漠化使耕地完全丧失，流域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剧了本来十分尖锐的人地矛盾（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土地一旦石漠化，其治理难度很大，当地群众会沦为难民，不得不移民他乡。

（2）水土流失会加剧旱涝灾害。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与水土流失密切相关，水土流失一方面使地表的水土保持能力减弱，形成了“地下水滚滚流，地表水贵如油”的现象，易发生旱灾；另一方面，水土流失又导致岩溶地区消水道被大量泥沙淤积，从而引发涝灾。

（3）水土流失使水库严重淤积。乌江是贵州泥沙输出的主要通道，每年输出泥沙量达1990×104t，而乌江又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利水电基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乌江上修建了一系列梯级电站，但由于大量的水土流失使水库和湖泊遭到严重淤积。乌江渡水利枢纽从1978年运行至1983年的5年中，坝前淤积40m厚的泥沙，相当于设计50年的淤积量，使645m、655m高程的工业取水口因淤堵报废；乌江渡水电站以上的洪家渡、东风、索风营水库，均淤积严重，其中东风水库运行约25年左右，淤积高度已达死水位，估计再运行50年库容将完全丧失。(www.xing528.com)

贵州乌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除了因区域自身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岩溶地貌广布，水土易于流失之外，关键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一是由于人口不断增加，流域耕地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迫于生计，农民不断毁林毁草开荒，盲目开垦陡坡耕地，形成“山有多高，地有多高”的局面，陡坡耕地比重大，如毕节地区25°以上的坡耕地达177067.2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7.2%。大量研究表明，陡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二是农村能源短缺，煤炭的开采需要大量坑木（据测算，每生产1t煤，平均需耗坑木6.7～10kg），以及大量毁林毁草开荒，使地表林草植被大幅度减少，目前有的县森林覆盖率不到3%，使水土流失加剧；三是矿产资源许多是露天开采（如铝土矿、磷、石灰石、砂石、砖瓦黏土及锰矿等），表上被大量剥离，破坏地表植被，同时大量废矿、尾矿就地堆放，也是水土流失加剧的重要原因，甚至产生矿业石漠化。矿业石漠化土地在贵阳、开阳、瓮安、福泉、清镇、修文、遵义、毕节、大方等地均有大量分布。

2.水体和大气污染严重

20世纪90年代后，乌江流域水污染日趋严重，流域内大小河流水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其监测断面有64%的水质超标，上游污染重于下游，支流重于干流。乌江上游的三岔河、六冲河、偏岩河的水体污染最为严重。三岔河在源头就受到威宁县和六盘水市的采冶型乡镇企业和洗煤废水的严重污染，织金、纳雍两县县城及沿途乡镇的生活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三岔河及其支流。贵州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于2000年6月、7月和12月分三期对三岔河阳长段的水质监测表明：枯水期有8个指标严重超标，总铅最大值为标准的37.70倍；丰水期有10个指标严重超标，石油类最大值为标准的30.40倍；平水期有8个指标超标，石油类最大值为标准的16.00倍，目前三岔河阳长段已受严重污染，为劣V类水质，其环境容量几乎丧失。据2003年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该省两大流域八大水系地表水共监测了33条河段的74个断面。其中，IV类和V类的断面有16个，占总监测断面数的22%；劣于V类的断面有17个，占总监测断面数的23%。乌江水系所监测的29个断面中，劣于V类水质占31%。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铅和氨氮。沅水水系中所监测的19个断面中，劣于V类水质占26.3%。在湖（库）23个监测点中，劣于规定水质类别的测点有13个，占56.5%。其中，2个测点水质为IV类，8个测点水质为V类，2个测点水质劣于V类。草海因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超标，为V类水质；乌江水库息峰河口测点因总磷严重超标为劣于V类水质。贵州乌江流域地下水也遭受严重污染，对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等城市开采的地下水水质的监测表明，超标率达80.59%，其中总硬度、锰、酚的年均含量超标率不断增长。

贵州乌江流域分布有贵阳、遵义、六盘水等大中城市，以及为数众多的城镇，其能源结构均以烟煤为主（占能源利用总量的95%以上），加之城市多被山体包围，城市上空风小并有逆温层分布，大量烟尘、粉尘和SO2气体聚集在城镇上空，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如贵阳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其SO2的浓度就超过了国家标准1.0倍，成为全国有名的煤烟污染城市。进入90年代，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流域煤烟型大气污染日趋严重。严重的大气污染还使以遵义、贵阳等城市为中心的地区普降酸雨，成为全国著名的酸雨区，连片分布面积大约有5×104km2，平均酸雨率为80%，强酸雨率（PH＜4.0）为30%。酸雨被称为“空中死神”，所到之处，使土壤酸化、板结，影响植被生长发育，严重腐蚀露天设备和建筑物，使其寿命缩短，增大建设投入。

3.地质灾害危害大

贵州乌江流域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岩溶地貌典型而且分布广泛，区域内还分布有抗蚀力差的泥质岩，地下孔穴发育，岩层稳定性差，在暴雨及工程建设、采矿取石等人类活动过分开挖边坡的影响下，土体、岩体容易失稳，常常发生陷落、垮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据1994年对贵州以毕节地区为中心的西部2.8×104km2范围的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表明，有滑坡2036处，崩塌1294处，泥石流290处；近年来，仅毕节地区共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就达40处，不仅破坏生态环境及工农业、建筑等经济建设成就，而且危及群众生命财产。1982年5月18日在纳雍县城关镇木井村井大沟（周围坡度达30°～40°，垦殖率高达82%，在暴雨诱致下）发生流量为40m3/s的稀性泥石流，在近10000m3泥石流量直接冲击下，数十栋房屋被一扫而光，死亡37人，重伤13人，直接财产损失30万元。1995年7月15日在威宁县金斗乡杏子村发生滑坡，淹没房屋36间，死亡26人，直接财产损失26万元。2000年6月，毕节大方县小屯乡滑石村发生泥石流，导致16人死亡，冲毁耕地数百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