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文化中的社会意义

衣服与佩饰不是自然物，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从服装来说，无论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手工艺制品，还是现代工业机械加工的产品，从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考察，都明显地带有社会性。尤其是衣服、佩饰的造型、纹样及其色彩的构成、定型，大都是经过在人的头脑中一系列思维活动加以组织并生成的，而这种思维活动本身也自然受到社会诸多因素影响。

从另一个方面看，服装的制作者和穿戴者都是社会的人，因而衣服、佩饰与人本体所构成的着装形象，必然成了最普遍而又最具典型意义的社会事象。这也是社会生活的必然。而且，由于作为服装载体的人将这一类物品附着在自己的躯体上以后，是去从事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才使服装能够全面地展示其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功能，这也就体现出更重要的社会价值。

中国历来有“衣冠文物”的说法，它与“典章制度”常常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浩瀚的史书中，每一个朝代的衣冠制度，特别是对帝王百官在各种不同场合的服装要求都被详细而完整地规范，连同出行车马仪仗规格都被统称为“舆服”而载入史册。

纵览中国史籍中的《舆服志》，几乎能清晰地看到并感受到社会文明与文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包含着宏大的历史内容，反映出每一时代的社会思潮及社会动向，特别明显的是统治阶层的思想倾向，以及人本体经过服装的辅助功用所进行的自我调适。人进行这种调适，主要是力求完善地扮演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角色。

图1-85 《尚书·益稷》书影（明汲古阁刻本）

图1-86 金马云卿《维摩演教图》局部

图1-87 塑造帝王形象时服装的作用——龙袍局部

西方也是这样，甚至于所有有人生存的地方，服装都带有非常明确非常普遍的社会性。因为服装的穿着本来就是社会产物。

概括地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服装意义的社会性是服装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服装与社会生产力

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构成了社会活动。社会生产力是构成社会的一个基础，它体现出不容动摇的社会地位。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反映在精神生活和为了维持某种群体秩序的事物中的物化了的意识形态，直接标示着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由于衣服与佩饰既属于物质产品，又属于精神产品，因此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衣服与佩饰离不开物质原料，用比较恰当的定义，是指利用一定物质材料，经过构思、设计、制作完成的具有实用性兼装饰性的物质产品。于是，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劳动中，它们显示了人类文化的进程。自然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资料，当然也成为用于工具加工的劳动对象。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以自然物为劳动对象而取得的诸如衣服与佩饰等物质生活资料，无一不是从自然界索取，又经过人类制作完成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衣服与佩饰的产生、发展直接与社会生产力有关。如若没有养蚕缫丝，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丝绸衣；没有羊毛的剪理纺织，也不会有欧洲的羊毛袜；加之亚麻、木棉等自然界原有物质经进一步人工培育后，物质材料源发展且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使衣服与佩饰一步步走向高级与华美。

图1-88 宋《蚕织图》反映了当时的服装生产力(www.xing528.com)

图1-89 宋《蚕织图》中的缫丝工艺（之一）

图1-90 宋《蚕织图》中的缫丝工艺（之二）

再延伸到现代，如若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大机械工业的异军突起，也许衣服和佩饰的加工还要囿于狭小简陋的作坊之中。而缝纫机的使用，不仅使服装加工的速度大大加快，同时使大批量成衣的问世成为可能。再以后，随着工业机械与仪器的精密度的提高，特别是电子、激光等高级技术的应用，使佩饰的质料由天然而转为人工，出现了真假难辨、以假乱真到绝妙境地的人工合成宝石等。与此相近的技术应用在服装上，不仅出现了较纯毛、纯棉之类的天然纤维要结实挺括的化学纤维制品，而且也如同宝石佩件一样，出现了酷似动物原毛的化学纤维裘皮大衣，这些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一水平前人们所预料不到的。但是，事实证明，无论人们对此抱有或褒或贬的态度，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衣服与佩饰质地以及制作风格的演变趋势都将势不可当。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封建经济达到巅峰的唐代、日本战后经济重新崛起之时和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衣服与佩饰的制作工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质料和款式以及所绣绘的图案也都呈现出高贵、豪华的趋势，其瞬息万变的流行时装往往令人目不暇接。造成这种服装风格的原因也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开放口岸、加强交流、政府采取宽松政策等，但是造成这种服装总体风格的物质基础绝对是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时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人工智能已经将服装设计、制作、营销等系列“工序”都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社会生产力直接影响着服装。

（二）服装与国际交往

服装文化，首先集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与社区特征。而这种特征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装的社会性。社会性已不是单体的概念，服装社会性更是一个网括了众多社会因素的复合体。既是复合体，必然包含了纵向的传承关系的符号积累，同时又受到其他区域文化的横向的缓慢浸入或是强烈冲击。服装在国际交往中所处的醒目且又深蕴的地位，所起到的传播作用及由此而造成的立体效应与物化结果，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图1-91 机械工业使佩饰更加精美

图1-92 迪奥品牌的埃及风情系列

在服装与国际交往的表现形式中，有一种为积极交往。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因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使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知道东方有一个“赛里斯”（希腊语Seris）国。丝绸作为上等的服装面料吸引了众多爱好新奇美服的异国人。于是，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求这种服装质料的制作方法，当然初期只是为了得到这种服装质料的实物。丝绸之路沿途墓葬中出土的陶俑中有不少是波斯或是欧洲人模样的商贩，他们深目高鼻，满面胡须，牵驼背囊，风尘仆仆，尽管他们冒如此风险、历如此辛苦的最大驱动力是获取利益，但是他们对异国他乡的丝绸面料的兴趣是不可置疑的。在他们身后有着不少对新鲜服装面料翘首以待的人们，因而，总的社会需求促使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去积极进取。

再有的，属于消极交往，如强大一方对弱小一方所采取的带有强制性的交往过程。这种现象中，尽管一方是采取积极的措施，但由于是强加于接受者身上的，因而即使接受者的行为已形成事实，但那只是服从于强权，迫于无奈，所以应该把它归为消极交往，以区别于积极交往和自然交往。

遍布于世界七大洲的殖民主义统治是最普遍的消极交往形式。所占区域的服装虽然在短期内还能保持本民族特色，但在各种社会制约力中，人们为了求得一定的生存，被迫违背自己意志穿上殖民者国家的衣服，并严格遵守殖民者国家的服装规范，以此作为取得合法地位的首要条件。也许，探险家刚刚登上新大陆时，扔给原住民令其做衣服的红布还带有积极影响的成分；可是到了后来，殖民主义者公开宣布取消文身，就不能不说是带有强制性的行为，因而遭到当地青年男子们的激烈反对。当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时，其属地明令不准男性穿背心上街，也不许将衬衣的下摆放在裤外。不管其结果是否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这种交往形式也应该属于消极的。

当然，自然交往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自然交往是无意识的，既没有主动去谋求他民族他地区新的服装，也没有被迫接受异国服装。所以，服装上的自然交往，往往是在平和气氛下进行的，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交流。这一类例子很多，具体缘由也是各种各样，有些应归结到服装心理学中去。因为，促成国际服装自然交往的因素相当多是缘于人们的趋新心理。从社会学看，则是表明了社会文化变异与交流的必然性。在欧洲2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4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集中在西欧和南欧，可见其密度是相当大的。自古以来，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频繁。就服装而言，更是互相效仿、学习，常常是一种服装在某一国内被发明出来，很快传播到毗邻的国家；虽然不一定是原封不动，但是通过国际交往而在服装社会性上注入了多方位的文化信息。西班牙撑箍裙在这种自然交往中风靡全欧洲。东欧各国农村少女肥大的花裙，一眼望去差别很小，连细碎而鲜艳的花纹都很近似，也是自然交往、互为影响的结果。

历史上民族的大融合（例如过去的苏联）或民族的大分裂（如奥匈帝国），也都属于服装的自然交往时期。这些可以从一点推及全面，揭示出服装文化上自然交往的普遍性和长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