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铁腕管理与发展计划

在北京开完信息产业部组织的研讨会后，江上舟就在等着相关文件的正式出台。没想到过了一两个月还没有动静，原来，这份文件需要20多个政府部门和某些相关单位的审批。江上舟急了，就借一次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拿了一张旧纸，写了个条子递给主管工业的时任副总理吴邦国。条子上写了三点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内容：第一，国家没有产业基金；第二，没有贷款贴息；第三，没有半导体装备。吴邦国认真地读完并批给了相关政府部门，这才加快了文件的审批速度。

2000年1月，信息产业部邀请包括张汝京在内的专家小组成员访问北京、上海，并与国家计委等部门领导再次探讨集成电路扶植政策，包括增值税减免（至3%～6%）、进出口关税减免、政府引导投资、吸引海外人才等，这些政策构成了2000年国务院出台的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基础。这份文件明确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战略，而且出台了从投融资、税收、产业技术、进出口、软件企业认定到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优惠措施，促使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蓬勃发展。用马启元的话说是“揭开了我国集成电路发展的新篇章”。这份文件对中芯国际和宏力半导体的影响尤其巨大。张汝京高兴地说：“18号文件规定了投资80亿元以上和对0.25微米以下技术的免税政策，这就使以前的困难大大减少了。”

1948年，张汝京出生于时局动荡的南京。抗战期间，他的父亲张锡纶炼钢，母亲刘佩金钻研火药，两人都在重庆的兵工厂工作，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输送弹药。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结束，张锡纶携家人去了台湾。张汝京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于南方卫理公会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1977年加入德州仪器，跟着基尔比做了四年。德州仪器给张汝京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比如，“常常有人早上带一张帆布床上班，准备晚上睡办公室”“在公司里，‘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了（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奋重来，如再有挫折，就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再比如，“人人职务不同，工作也两样，但在许多地方一概平等。董事长都没有车位，如果他上班来迟了一点，就要将车停在较远的位置”。^[1]这些德州仪器的企业文化我们在张汝京管理的公司都可以看到。张汝京感叹：“德州仪器的工作环境很好，很多人愿意教我，实在是受益匪浅。基尔比不仅会做事，脾气也实在是好。”好脾气的基尔比一直在德州仪器从事技术工作，虽然曾经担任集成电路部门的副总经理，但这不是他所长，也不是他所好，他就喜欢一件接一件地发明东西。后来，基尔比成为独立的发明家，最后去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电机工程系做教授。而坏脾气的张忠谋则官运亨通，做到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张汝京只能在走廊上偶尔碰到他。很显然，张汝京从基尔比身上学会了认真做事，从张忠谋身上学会了铁腕管理。

德州仪器在发明芯片后开挂，开始了一段辉煌的岁月。1967年发明了手持式电子计算器；1978年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语音合成器，应用于一系列手持式教育玩具；1982年发布全球首个单芯片数字信号处理器，市场上的基带芯片一度有一半的比例要用到德州仪器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德州仪器还进入消费电子领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心目中，提起德州仪器，第一时间一定会想到学生时代的图形计算器。德州仪器的内存打败过英特尔，并挺过了日本内存的进攻。英特尔原本是德州仪器的内存供应商，后来反倒需要向德州仪器采购内存。德州仪器的电脑CPU虽败于Wintel联盟，在手机处理器上却取得了英特尔远远不及的成功。2G时代最大的手机品牌诺基亚就一直采用德州仪器的手机处理器芯片。

在德州仪器做了八年的研发后，张汝京转入运营，参与或主持了德州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张汝京成为全球半导体业界有名的“建厂高手”。

干了一辈子产业报国的张锡纶，不时就问儿子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能到大陆建厂？这个问题竟成了张汝京终其一生不可推卸的使命。张汝京深知，半导体工厂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工厂。没有足够多的技术人员，有再多的钱也办不了半导体工厂。他开始默默地为此做准备。德州仪器在中国台湾建德碁工厂时，张汝京便打算招聘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来台培训，以便解决未来建厂时的人才难题，受台湾当局阻止而作罢。到新加坡建厂，张汝京终于得到新加坡当局的允许，在中国大陆招聘了约300人，其中就有数十人后来跟随张汝京前往上海创业。

电子工业部曾于1996年拜访德州仪器，德州仪器负责接待的人就是张汝京。中国上马“909工程”的时候，电子工业部就曾给张汝京打电话，力邀他担任总经理。当时张汝京正在为德州仪器建设泰国工厂，无法脱身。张汝京表示，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到国内发展。

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德州仪器决定退出内存产业，将内存业务全部卖给美光。做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因为内存一直都是德州仪器最大的业务版块。在德州仪器工作了二十年的张汝京借机提前退休，回到台湾加入了世大积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大）。世大是台湾在台积电和联华电子之后的第三家晶圆代工厂，此前由来自华邦电子的团队管理。张汝京主掌世大后，以铁腕进行整顿，让一些不合格的员工离职，开除在采购上贪污的管理人员，留下优秀员工组成工厂的骨干。世大面貌焕然一新，士气大大提高。(www.xing528.com)

深谙建芯片厂之道的张汝京，不会放过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行业低谷的机会，果断扩大产能。世大比台积电晚了十年成立，但仅用了三年就做到了台积电三分之一的产能，而且开始盈利。张汝京已经做好了在中国建设芯片厂的详细计划：世大第一厂和第二厂建在台湾，第三厂到第十厂全部放在大陆。

创办茂矽和茂德的陈正宇打算来大陆发展，于是就接手了连年巨亏的华晶。1998年2月，陈正宇和张汝京注册的香港上华半导体公司拿下华晶的委托管理合同，张汝京兼任世大和华晶两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于身份限制，不到三个月张汝京就被台湾当局硬拉回去。尽管如此，华晶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改造，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晶圆代工厂。陈正宇还为华晶引进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管理团队，改造后的华晶于1999年5月达到盈亏平衡，“908工程”项目才得以验收。华晶后来被华润集团收购，隶属于华润微电子。

1999年，张汝京原本打算去香港建芯片厂，可能是考虑在香港会比较容易获得华盛顿的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张汝京为此拜会了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探讨在香港建设以“硅港”为名的大型芯片项目的可能性。中芯国际公司在香港大学策划成立，并正式注册集资。江上舟知道后，立刻邀请他改到上海来建厂。其实，张汝京曾在中国考察了许多地方，由于他自己没有多少钱，有些地方的人就怀疑他是骗子。只有江上舟慧眼识英雄，称赞张汝京是“知本家”，能够以“知本”吸引资本。张汝京也说，他之所以来上海发展，最大的理由就是上海有江上舟，难得有政府官员对他推动的产业有非常深的认识，“如果没有江上舟，我早跑了。”

2000年1月，在北京讨论完芯片产业所需的扶持政策后，张汝京来到上海考察。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决策速度非常快，支持力度也很大。张汝京决定将中芯国际从香港移往上海，并在时任市长徐匡迪亲自陪同下考察浦东，将工厂最终选址于张江。上海正在实施“聚焦张江”的战略，集成电路成为张江重点聚焦的产业之一。许多人说：张江、张江，不就是张汝京和江上舟吗？

随后，世大被台积电并购，世大前往大陆建厂的计划也被取消。张汝京放弃了在台积电拥有的股票，不仅自己离台北上，还把妻儿全都迁往上海定居，甚至从美国接来了90多岁的老母。中芯国际初创时，台湾当局以张汝京在大陆的投资未经台湾当局审核为由，开了张500万台币的罚单作为警告，要求他在6个月内撤资。张汝京则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作为回应，颇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台湾当局害怕张汝京的举动影响其他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对他放弃台湾户籍的申请竟然不予受理。随着中芯国际陆续在北京和天津建厂，台湾当局一再对张汝京进行罚款，累计三次共1500万台币。

面对台湾当局的打压，张汝京毫不在意。在他的身边，也有一大批台湾朋友在支持他。他们希望张汝京事业成功，为台商在大陆闯出一条新路。张汝京也说：“我不是一个人在与台湾当局抗争，我的身后有一批爱国台商，是我坚实的后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