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并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的经历，让江泽民十分清楚芯片的重要性。贝尔实验室的总裁梅毅强来华访问时，江泽民曾经亲自接见。他在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特意参观了贝尔实验室，后来还致信贝尔实验室询问集成电路线宽技术发展的极限及所需投资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在世纪之交之所以能够有那样一波半导体热潮，与江泽民这样一个有电子专家背景的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推动有很大的关系。
1995年，在参观三星电子的芯片生产线后，江泽民说了四个字：“触目惊心。”在世界10大半导体企业的排名中，1990年还没有韩国企业的影子，到江泽民访韩的这一年已经有了两家：排第6位的三星电子和排第10位的现代电子（IC Insights数据）。韩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的起步远远晚于中国，如今竟然有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让江泽民感到震惊。回国后，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加快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会议正式决定，要投资100亿元实施“909工程”，建设一条8英寸晶圆、0.5微米制程工艺的集成电路生产线。该项目由中央和上海市财政按6∶4的比例出资，共拨款40亿元，此外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再增加拨款1亿美元。项目不足的资金从银行等其他渠道来解决。
电子工业部吸取了“908工程”已实施五年还仍处在论证阶段的教训，强烈要求特事特办、缩短审批周期。为了保证项目的快速推进，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胡启立被李鹏总理亲自任命为承担这一项目的华虹集团的董事长。这样高规格的配置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足见国家对这一项目的重视程度。
当时，“909工程”是中国电子工业投资规模空前、技术最先进的建设项目。对“909工程”一个项目的投入，即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所有对集成电路项目投资的总和。“909工程”是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意志的重点工程，也是中国对芯片产业发起的新一次冲击。如果“909工程”再翻车，可以肯定若干年内国家很难再向半导体产业进行投资。胡启立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芯片产业的风口浪尖上，直接指挥“909工程”的具体实施。虽然他很清楚自己肩负着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闯出一条生路的历史使命，但他对自己即将遇到的艰难险阻还是远远地估计不足。
“909工程”立项以后，迟迟找不到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的技术限制。
随着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巴统的贸易限制措施已不适应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带有强烈冷战色彩和意识形态目的的巴统被普遍认为“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就在中国实施“909工程”的过程中，美国于1996年7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组织33个国家共同签订了《瓦森纳协定》。
《瓦森纳协定》要求，对于敏感的产品或技术，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无须通报，但如果成员国要将这些产品或技术卖给非成员国，就要视情况向其他成员国通报。这个协定主要用来约束成员国的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品及技术的出口。限制出口的清单包括：特殊材料及相关设备、材料加工处理、电子、计算机、电信、信息安全、激光、导航及航空电子设备、海洋相关、航空航天及推进技术。由于该协定的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亲美派，唯美国是瞻，所以说《瓦森纳协定》其实是美国用于掌控这些成员国的武器与高科技出口的工具。到了今天，签署《瓦森纳协定》的已经有42个国家。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的巴统才仅有17个成员国。
应该说，《瓦森纳协定》的技术限制措施相对巴统要有所和缓，毕竟两者的时代背景分别是“和平”与“冷战”。巴统是禁止所有先进技术出口，《瓦森纳协定》则一般允许落后两代的技术出口。这样的要求对其他产业影响不大，但对半导体产业来说是很致命的。《瓦森纳协定》实际上是替代巴统继续扼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从日本、韩国到中国台湾，都是依靠从境外引进先进技术来将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的。而巴统和《瓦森纳协定》的制约，让中国大陆在引进半导体先进技术上走得无比艰难。“909工程”之所以采用0.5微米制程，主要就是考虑到它已经不属于先进技术，通过努力应该可以买得到关键设备。
“909工程”立项之后，正逢国际半导体市场进入低谷，芯片价格大跌，世界各大芯片制造厂都将现有工厂进行限产、新厂建设放缓甚至停工，这给“909工程”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显示决心，在尚未确立合作伙伴的情况下，“909工程”的基建工程就已经开始破土动工。胡启立为此焦灼不安：“一边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边是迟迟找不到满意的合作伙伴，高层决策很有可能无法落实。想到面临的种种风险，我常常夜不能寐。‘909’到了决定命运的危险关头。”[1]
在当时，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有三种方式：一是向国外购买技术并聘请外国专家负责运营；二是外国公司只负责建线，建成后中国自己运营；三是中方与外方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共同运营。考虑到第三种方式可以在技术、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得到更切实的保证，“909工程”决定采用第三种方式。
对于外国公司来说，其与中国合资建芯片厂，既有顶风作案突破刚签署的《瓦森纳协定》技术禁运的嫌疑，又逢国际半导体市场低潮的投资风险，还有可能用技术扶持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普遍对“909工程”反应冷淡或者漫天要价。而且，当时中国主要以整机形式进口芯片，单纯的芯片市场很小，无法像家电和汽车那样以市场来换取技术。中国主要通过在通信市场上的让步来吸引外国企业在芯片制造上的合作，如之前的上海贝岭和之后的摩托罗拉天津厂，合作范围很窄且谈判条件复杂。1996年10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在微电子技术方面的进步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潜在挑战和威胁表示不安，这直接影响了美国公司对“909工程”项目合作的态度。美国公司提出不少技术保密的歧视性条款，如限制中方技术人员进入车间、必须在外地安排合作培训等，给谈判增加了难度。(www.xing528.com)
《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错位——高科技巨头不敢染指中国芯片项目》的文章，文章冷嘲热讽地说：“资金准备好了，地皮准备好了，中国总理李鹏在亲自督阵，推动该项目。但这一在上海建设半导体工厂的计划还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技术。跨国公司目前围着‘909’打转转。”种种迹象表明，“909工程”在寻找合作伙伴的问题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合作谈判工作很可能旷日持久。
为了提高外国公司的合作兴趣，中国将政府垄断的社保和公交IC卡市场作为谈判的筹码，外国公司的态度才由冷转热。即使如此，谈判进行得仍然很艰难。直到1997年初，华虹才与IBM和东芝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就在这时候，合作谈判突然峰回路转，日电也表示了想参与“909工程”的意向。
1986年到1991年，日电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1992年到1999年，它也仍然是仅次于英特尔的全球第二大半导体企业。所以，日电的实力是没得说的。
从一开始，电子工业部就向日电发出参与“909工程”的邀请。日电此前已经在北京与首钢合资建成了中国的第一个6英寸晶圆厂。“531工程”中，电子工业部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建设两个微电子基地。在北京承担建设芯片制造基地任务的就是首钢。1991年12月，首钢喊出了“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跨界芯片，与日电合资成立首钢NEC，“对着日本图纸生产”，从4MB内存起步，后来升级到16MB。尽管技术不算先进，但恰逢行业景气，1995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个多亿。面对中国新立项的“909工程”，日电觉得缺少技术力量同时在中国支持两个半导体项目，于是就婉拒了电子工业部的邀请。中方一直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多方关系不断地与日电沟通。到1997年3月，日电开始对“909工程”感兴趣了。
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日电时任会长关本忠弘。关本忠弘是个极具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如果当下在“909”这样的国家工程上助中国一臂之力，将来就能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日电的半导体业务正在走下坡路，以不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来换取一个大市场，不失为一桩好生意。
顺便说一下，关本忠弘是一个围棋迷。在他的推动下，日电赞助了NEC杯中日围棋擂台赛。该赛事对中国围棋甚至世界围棋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聂卫平、马晓春和常昊等著名中国棋手都是从这个赛事脱颖而出的。关本忠弘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
和日电的谈判异常顺利，日电同意拿出2亿美元现金入股，股份不超过30%，转让8英寸晶圆、0.35微米制程的技术，帮助中方培养人才，还承诺五年提完折旧并实现盈利。短短一个多月后，中日双方就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合资协议。
日电给出了远比其他外国公司要好得多的合作条款，在日本甚至有媒体发表文章攻击日电与华虹的合作是“同中国人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也不是没有遭到反对意见，因为日电仅占30%的股份却在董事会里拥有否决权并掌握总经理职位，而且“909工程”是在行业低谷时建厂，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买个炮仗让日本人放”。日本和中国都有舆论反对这个项目。
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舆论这时也产生了变化，《新闻周刊》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放掉大鱼的美国企业》的文章，遗憾地表示虽然美国拥有领先的技术，却由于政府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导致了这一大型商务会谈的失败。后来，美国捷智半导体公司（Jazz）还是加盟了华虹NEC，持有约10%的股份，并帮助华虹NEC拓展通信领域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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